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前，他叫来妻子叮嘱两点要求：“第一，我去世后，你可以改嫁；第二，教育部寄来的钱，半分都不能动！”
潘兰珍愣住了。三个月前，国民党教育部派人送来一个沉甸甸的信封，说是“特别津贴”。陈独秀当场把信封扔进火塘，看着钞票在火焰中卷曲成灰。
此刻，他从枕头下摸出半截烧剩的信封：“记住，拿我的名声换钱，比杀了我还难受。”
潘兰珍比陈独秀小29岁，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她13岁当童工，17岁被工头强暴，23岁嫁给隐姓埋名的陈独秀，跟着他蹲过南京监狱，逃过大轰炸，如今连吃饭都要靠邻居接济。
“仲甫，我……”她想说“我愿意守着你”，却被咳嗽声打断。陈独秀剧烈地喘息着，从破棉袄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那是1920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的留影。“你看，”他摩挲着照片，“当年我们砸烂旧世界，靠的就是这股子硬气。”
1930年陈独秀化名“李先生”，住在潘兰珍家隔壁的亭子间。每天早上，潘兰珍总能看见他伏案写书，桌上堆满《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
有天暴雨倾盆，潘兰珍帮他收衣服，发现他的衬衫补丁摞补丁。“李先生，您这衣服……”她话没说完，陈独秀突然握住她的手：“我叫陈独秀，共产党创始人，正在被通缉。”
潘兰珍没有尖叫着逃跑，反而把攒了半年的工钱塞给他：“先买件新的吧。”从此，这个没读过书的女工成了陈独秀的“地下夫人”。他教她识字，给她讲“德先生”和“赛先生”，她则偷偷给他送牢饭、传消息。
1932年陈独秀被捕，潘兰珍跟着到了南京。她在监狱外租了间破屋，每天给丈夫送窝头咸菜。狱警嘲笑她：“跟着个死刑犯，图啥？”她就把陈独秀写的《实庵字说》藏在饭盒底层，用米汤当墨水传递消息。
五年牢狱生涯，陈独秀写成了《小学识字教本》，潘兰珍帮他抄了七遍手稿。有次她发烧说胡话：“仲甫，我们私奔吧。”陈独秀却摇摇头：“我若退缩，谁来扛这杆旗？”
1938年，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流亡到重庆江津。他们住在鹤山坪石墙院，屋里只有一张破木床和两箱书。潘兰珍在院子里种土豆、编竹筐，陈独秀则继续研究文字学。
有天，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带着金条上门：“只要陈先生发表声明支持党国……”话没说完，陈独秀抄起扫帚把人赶了出去。
“兰珍，”他捡起地上的金条，“这些黄货能买多少馒头？但吃下去，脊梁骨就断了。”潘兰珍点点头，把金条扔进咸菜缸，后来这缸咸菜被邻居借走，金条就此下落不明。
1939年春天，周恩来带着警卫员来到石墙院。陈独秀正蹲在门口劈柴，手上的冻疮裂着血口子。周恩来鼻子一酸：“先生何苦至此？”陈独秀把斧头往地上一剁：“我陈独秀的骨头，是铁打的！”
那天夜里，潘兰珍在厨房煮红薯，听见周恩来劝陈独秀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陈独秀的声音带着哽咽，“我去了，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的生活陷入绝境1946年，上海书商闻风而动。有人出价十万银元，要潘兰珍写《我与陈独秀的二十年》。
有人甚至想伪造陈独秀的“反共遗书”。潘兰珍把这些人堵在门外：“仲甫要是知道我卖他的名声，能从棺材里跳出来！”
为了糊口，她在小学食堂煮饭，在码头当搬运工，手上的老茧比男人还厚。有次暴雨冲垮了厨房，她被埋在瓦砾下，工友们救出她时，她怀里还死死抱着陈独秀的《独秀文存》。
1949年，潘兰珍因子宫癌住进上海肿瘤医院。临终前，她把养女潘凤仙叫到床前：“柜子第三层，有个铁盒……”铁盒里装着陈独秀的眼镜、半截钢笔，还有一张泛黄的《新青年》创刊号。
“把这些捐给国家，”她气息微弱，“卖了能换钱，但仲甫会不高兴的。”
她的葬礼寒酸得让人心酸。一口薄皮棺材，几件补丁衣服，连花圈都是邻居用报纸扎的。但送葬队伍里，有位神秘老人悄悄塞给潘凤仙一个信封，里面是周恩来托人送来的500元丧葬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