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的秘密联络点里，李达正焦急地等待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回音。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如同星火在各地蔓延，却始终缺乏统一的组织架构。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李达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将是中国共产党从松散联盟走向正式政党的关键转折。
然而，当李达将会议通知寄往广州和北京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陈独秀此时正站在广州东园演讲台上，激昂地阐述着他的教育改革理念。作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刚刚主持制定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计划在三年内普及初等教育。这项改革触及了地方士绅的利益，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更棘手的是，陈炯明的粤军正与桂系军阀在西江流域激战，军费开支挤占了教育预算，陈独秀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为筹措办学经费四处奔走。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的处境同样艰难。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正领导着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职员工发起索薪运动。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已达八个月，教师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李大钊白天在红楼办公室接待各校代表，晚上还要撰写《不自由之悲剧》等文章揭露政府腐败。6月27日，他在《晨报》发表《教育问题与教育运动》，尖锐指出："政府视教育为赘疣，教育界同人不得不自谋生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根本无暇顾及上海的会议邀请。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本以为能在这片革命热土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却很快陷入政治漩涡。陈炯明表面支持教育改革，实则将陈独秀视为制衡桂系的政治筹码。陈独秀提出的"全省教育经费独立"方案，触动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遭到教育厅长许崇清的暗中抵制。更让他头疼的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部矛盾激化：陈公博醉心于《群报》编辑工作，谭平山则热衷于社会调查，组织活动几乎停滞。
1921年5月，陈独秀收到上海来信，得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已抵达中国，要求召开党的成立大会。此时他正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新校舍的筹建进入关键阶段，政府承诺的50万元拨款尚未到位；另一方面，陈炯明与孙中山的裂痕日益加深，广州政局暗流涌动。在6月2日的党员会议上，陈独秀坦言："此时离粤，不仅教育经费落空，更可能被陈炯明视为背叛。"最终，他决定委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自己则留在广州继续周旋。
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的处境更为复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但也成为北洋政府的眼中钉。1921年春，京师警察厅多次派员到北大图书馆搜查，借口"防共"干扰正常工作。李大钊不得不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转入地下，每周三晚在西城织染局胡同的秘密会所举行读书会。
6月中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会议推选代表。张国焘后来回忆："李先生当时正忙于索薪斗争，我们实在不忍再给他添麻烦。"刘仁静则在《一大琐忆》中提到："大家觉得李先生德高望重，这种事务性会议不必惊动他。"这种"不敢打扰"的心态，反映出早期党员对李大钊的敬畏，也暴露出对党的性质认识的局限性——他们尚未意识到这次会议将成为开天辟地的历史节点。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缺席，既是个人处境的偶然，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从陈独秀的角度看，他对共产国际的包办倾向早有不满。1921年4月，他在《新青年》发表《讨论无政府主义》，公开批评"第三国际的集权制"。这种思想抵触，使他对马林主导的会议产生本能的排斥。正如包惠僧后来所说："仲甫先生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李大钊的缺席，则折射出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作为北大教授，他必须维护学术尊严；作为革命者，又要秘密从事建党活动。这种身份冲突在1921年达到顶点：他既要在《新青年》发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又要在工人夜校宣讲阶级斗争理论。这种"白天教授、夜晚革命家"的生活，使他根本无法分身参加上海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悄然开幕。当代表们在南湖红船上通过党纲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东园与陈炯明谈判教育经费，李大钊则在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慷慨陈词。这种时空错位，恰恰印证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他们既是旧秩序的批判者，又是新制度的缔造者。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缺席，并未削弱他们对党的贡献。陈独秀在广州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系统阐述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工人周刊》，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号角。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代表传递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会议进程：陈独秀的"注重纪律"主张被写入纲领，李大钊的"劳工神圣"理念成为决议的核心。
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往往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构成。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缺席，不是对革命的背叛，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他们的奋斗轨迹，恰似两条并行的河流，最终汇聚成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南陈北李，两大星辰，照耀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