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前天，安徽芜湖的戈律师告诉我们：他为职务犯罪被告人凤海飞辩护时，当地监察委认为他在法庭上言语不当，具体是他说了监委留置不当、存在刑讯逼供嫌疑等问题，监委认为是不当宣传、诋毁司法机关形象，要求暂停其执业6个月。由此获得了律师同行、媒体记者和学者的同情与声援。
昨天下午，他又告诉我们：“是我理解有误，司法局仅仅是向我了解一下开庭情况，并未要对我处罚，相关部门也仅仅觉得我用词不当，要注意庭审礼仪、注意情绪化表达而已，这些我都能接受。请大家不要放大，引发更大范围的误解!”并且，该律师还威胁此前报道的财新网记者删帖，“不然我要投诉了”。显然，这是对此前声援他的人反戈一击，是在替当地相关部门说话。
前后的鲜明对比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舆情：除极少数律师对其报以同情式理解外，大多数律师和其他人士深感失望、不解和困惑，纷纷对其进行指责甚至谩骂。不少律师纷纷发声，又的说“该戈已跪，韩老师不值得。”有的说：“卑鄙小人”、有的说：“软骨头”、还有的说：“这人有问题吧”、甚至有人直接谩骂其为“孽畜”。
虽然我对戈的处境和面临的压力深表理解，他可能有无奈的一面。但是，我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不齿，此事件的影响非常恶劣，律师界由此蒙受的损失不可低估。
一、谎话连篇、欺骗公众。
首先，当地监察委向司法局发函建议处罚他是真实的；其次戈律师被司法局约谈也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怎么可能“理解有误”呢？很明显他企图利用一句“理解有误”在为有关部门“开脱罪责”、文过饰非。并且他还要求大家“请不要放大”，这与此前他要求声援“放大”形成鲜明对比。正是此前他的有关言论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如今他又来这一套，“翻脸不认人”。难怪不少人认为被他“当枪使了”、被他“欺骗了”。因为他出尔反尔，今天一套说辞，明天又一套，又推翻了此前的说法。
二、恩将仇报、以德报怨。
前一天他在乞求媒体和律师发文章声援他，后一天他就威胁人家删帖甚至要投诉写文章的人。难怪微信圈总有人说他是“反咬农夫”，还有人说：“戈运龙‘反戈一击’，上演了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对其个人行为大失所望。”还有的文章标题以“用完媒体威胁媒体，戈运龙成过街老鼠”进行报道，戈律师应称为有学者表示：“戈律师应叫割律师”，有媒体记者表示：“戈律师应称为鬼律师，戈运龙律师的表现太糟糕。”
三、损害形象，伤及后人。
透过戈运龙事件，社会对律师界的评价降低，蒙受损失的是整个律师界。有网友表示：“律师界越来越‘太监化’”，还有网友说：“狼来多了，以后就没有人信了，没有人再愿意发声了。”“如同跳梁小丑一般，这是典型的极度利己主义者。”本人也曾表示：“此事件留下的后遗症是当真正有律师需要时，没有人愿意及时发声和声援了。”戈运龙作为律师群体的一员，这一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更是整个律师界的。社会由此会对整个律师界作负面评价。因此，其损害是整体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其性质是恶劣的。
根据我国《律师法》第5条第4项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品行良好”，这也是作为执业律师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如网友所评论的“戈运龙在业务上不及格，在人品上不合格。”一个满口谎言、出尔反尔的人能说是“品行良好”吗？这样的人怎能期待其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可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呢？如果不能恪守基本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是不是可以对其执业品行进行审查呢？
律师，应当是有胆识、有风骨的一族，而非“谄媚”和“跪舔”之人。一个社会需要律师，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诉讼经验，更是因为他们不畏强权和以身护法的勇气。这一事件，也提示我们关注“律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律师”的问题。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时间并不长，且多为社会公众所不理解，尤其是对刑事辩护律师。律师整体形象需要一个个律师的积极表现和正面宣传。然而，如果都像戈运龙律师一般，终将摧毁律师制度，摧毁公众对律师的信任。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戈运龙事件”。 一个对帮助过他的同行、媒体和学者”无情无义“”忘恩负义“的人，怎么可以期待他是一名当事人信任的“合格律师”呢？ 在中国当下，做律师确实不易，我深表理解。但是，一个人可以“无奈”，但绝不可以“无耻”。无耻的结果，必然是被世人所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