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军装笔挺，眉目坚毅，他曾与艾森豪威尔同窗。
他是少数几个跻身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翻译、武官，能说能战。
而最后，病逝在开罗，衣袋里只剩一纸离婚证书。
16岁的赌注，赴美留学
清华学堂的走廊幽深，16岁的王庚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录取通知，这是命运抛给他的第一枚骰子，1911年，清政府启动庚款留学计划。
王庚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全家人欢喜，却也忧心。
远洋航行、异国他乡、白人的异样眼光，都可能成为障碍，可他不怕，这一去，就是十年，王庚辗转密歇根、哥伦比亚、普林斯顿。
他没浪费时间，他知道，他必须比美国学生更优秀。
1915年，他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紧接着，他决定再赌一次，西点军校，西点，冷漠，严格。
操场上，他跑得最快，队列中，他站得最挺。
“中国人”这个标签在西点是负担，可他不在乎，他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出色，他的同学里，有个美国青年叫艾森豪威尔。
日后，这个美国人会成为二战盟军总司令，成为美国总统。
而王庚，成为全级137人中的第十名毕业生，成为民国仅有的八名西点毕业生之一，没有庆祝，没有掌声。
他只是收拾行李，站在西点的门口，看着冷冷的军校大门， 他明白，他将回到中国。
王庚回国，没有鲜花，没有欢呼，北洋政府官场的冷漠，是他没想到的，他被安排到哈尔滨，成了警察厅厅长。
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事精英，被安排管理警察。
这是羞辱，“你不是洋派吗？那就去看洋人闹事！”上司冷冷一笑，他咬牙忍了，哈尔滨的街道，冰冷而杂乱。
王庚带着巡警在寒风中巡逻，听着俄国侨民的咒骂，看着市民躲避的目光。
这不是军人该干的事，1919年，他接到调令：中国代表团要参加巴黎和会，王庚被派去，身份是“武官兼翻译”。
他知道，这不是重用，而是“跑腿”。
从西点到巴黎和会
可他没有退缩，巴黎，是机会，在巴黎，他见到了梁启超，这个名满天下的思想家、政治家，王庚站在他身后，像个影子。
而在谈判桌上，他成了“工具”，翻译着列强的威胁和冷笑，翻译着陆征祥的无奈。
中国代表团被忽视，被羞辱，可王庚记住了这些耻辱，他也记住了那些外交辞令后的算计，他不再是那个刚从西点毕业的“热血军人”了。
他开始学会微笑，学会沉默。
在回国的船上，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冷的，而他要让自己变冷。
1922年春，王庚回到了北平，他没穿军装，穿的是一身考究长衫，走进陆府那天，他见到了陆小曼，陆家人精明。
知道王庚是西点出身，又跟着梁启超进出外交场合，有出息，有地位。
门当户对的联姻，不容迟疑，三个月后，一场北平最热闹的婚礼上，王庚站在红毯尽头，等待陆小曼，他站得笔直，像在西点操场上等命令。
可眼前这一场，不是军礼，是一场秀。
婚礼第二天，媒体登出了大标题：“一代才女，嫁作西点精英妇。”可谁都没说的是，他们第一晚就没有住在一起。
陆小曼睡的是自己闺房，门从里反锁。
王庚站在客厅，不发一言，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卷宗去了兵工处上班，三年，没有同床，没有孩子，没有共同生活。
陆小曼越来越夜归，朋友越来越多。
婚姻、背叛与一纸离书
王庚说得少，写得多，他的笔记本里，写下了这句话：“我娶的，是名望，不是女人。”1925年，陆小曼摊牌了。
“我和志摩有感情，我要离婚。”
王庚没吭声。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写好的离婚协议，签字的地方空着，那晚，他一夜没睡，第二天，他签了字。
不争，不问，不哭，只留下一句话：‘愿你幸福。’
半年后，陆小曼与徐志摩在报人、文人簇拥中举行婚礼，来宾里，有一位送来贺礼的旧人，王庚，那封贺礼卡片，字迹清晰：“愿你安好，愿世清明。”
他没有再娶，三十年后，他死时，随身只有一张那年的离婚证书。
1926年冬，长沙，王庚正在制定一份兵站调度方案，接到上级电话：“即刻赴南京，接受调查。”他被戴上手铐那天，脸上没表情。
原因只有一句：“涉嫌向英美提供军务机密。”
他不知道是谁说的，也没有人给他申辩机会，审判不到三小时，他被判刑两年半，从西点归国的明星，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武官，如今是南京监狱。
牢房潮湿，墙皮脱落，王庚的病是从这里开始的。
肾疼，咳嗽，血尿，他每天仍坚持在监内做记录，用米粒蘸水，在牢布上写字，他要记住这段耻辱，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留着。
1929年出狱，没人来接他，他坐在监狱门口，风吹得他打哆嗦。
他回到原来的兵工署，被拒之门外，门卫低声说：“王处长？早没这号人了。”他明白，自己完了，朋友劝他走，他去了昆明。
在那里，没人认识他。
他换了名字，办了个小型物资运输处，用马帮将高射炮零件运进重庆，没人知道，这批设备后来成为抗战初期的空防中坚。
也没人知道，这些零件，是王庚在山中亲自监督、在血尿和高烧中一包一包编号分类送出的，他躲着过去，也离过去越来越远。
命运的碎裂
1942年，战火再次席卷中国，王庚被召回。
他带着病弱的身体，再次踏上了远行的路，这一次，不是外交，而是“美联军联络”的特殊任务，去美国、英国联系盟军援助。
他已经年过四十，身体的负担比过去沉重许多。
出发前，医生警告他：“病情严重，若继续劳累，后果不堪设想。”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战火中的中国，需要每一个能拼命的人。
经过缅甸，他从腊戍进入印度。
每天清晨，他的肾病如同尖刀割裂他的小腹，他倒在床上，呼吸急促，心跳不齐，可是，他没有向上级报备，也没有找医生治疗。
那一刻，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他带着使命，独自前行，在埃及开罗，他的病情再度恶化，肾病发作，让他喘不过气来，无法继续前进，他滞留在开罗医院，等待转机。
开罗的夜晚，寂静无声，疼痛让他一夜无眠。
透过窗外，他看到远方的灯光闪烁，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回到他曾经的家，11月的早晨，他闭上了眼睛。
临终时，他的衣袋里只剩下一张泛黄的离婚证书和一份未完成的滇西防御方案。
这个曾经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曾经的外交官，曾经的抗战英雄，最终孤独地死于异乡，没人知道他的身体早已因肾病瘦弱不堪，没人知道他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与孤独。
那张离婚证书，是他最深的情感写照。
所有的光荣、所有的战斗，最终都只能留给历史与记忆，他，似乎什么也没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