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拎着钥匙，看守着一位犯人。
三年后，他却站在队伍前列，替这人挡枪挡弹。
1937年，一场关于信仰与生死的博弈，就这样开始了。
钥匙和牢房之间
冯白驹被捕，是从一张桌子开始的，1937年10月，他坐在琼山县政府的木椅上，面对的是62军军长张达的警觉与怀疑。
冯白驹此行，是奉命与地方国民党当局洽谈抗日合作。
但他低估了一件事，身边有人变节了，有人递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他和几个游击队员的名字，当天夜里，冯白驹被送进监狱。
审讯没有酷刑，但话句句扎人，“你想带队伍下山，搞武装斗争？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
国民党开出了条件：“解散队伍，交出枪支，给你个职位，抗日一起干。”他们不是没诚意，而是想用利益瓦解信仰。
冯白驹沉默了三天，他没答应，第四天，牢门响了，吴克之来了。
吴克之是队长，穿的是笔挺的军装，脾气冷，话少，但这人拆过台，他当年在国民党军里揭发军官贪污，被人排挤，最后革职。
有人说他死脑筋，有人说他是活该。
这就是他和冯白驹的第一次关系：他负责关人，冯白驹是那个“最危险的犯人”，冯白驹看出来了。这个政警队长身上，不是完全没裂缝。
他开始说话，不是说服，是聊天。
“你见过前线的伤兵吗？你知道日军在徐州做了什么吗？”这些话，像钉子一样，一颗颗敲在吴克之心里，他表面没反应。
但他没上报冯白驹的言论，没加看守，也没打报告，他在听，他没走。
局势变化很快，冯白驹在狱中待了近两个月，国民党迟迟不敢动手，原因很简单，外面有人在施压，南方各地的报纸开始报道“误捕抗日分子”的消息。
内部有人紧张了，担心引发“误会”，逼张达放人。
张达不同意，但上头不想惹事，就在这个时间点，吴克之做了决定，他跟冯白驹说了一句话：“如果他们要杀你，我会带人冲进去。”
冯白驹没说话，他看了看眼前这个曾经替敌人看守自己的人，点了点头。
吴克之不是地下党员，他是个曾被体制踢出去的边缘军官，但那一刻，他完成了转变，他安排了暗哨，记录看守换班时间。
甚至通知了外头几个冯白驹的旧部，一旦情况失控，准备应急营救，结果没用上，1937年12月，在压力下，冯白驹被释放。
释放不是结束，是身份暴露的开始
冯白驹走出监狱，吴克之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有人看见他和冯白驹交谈过，有人怀疑他“态度不坚定”，很快，他被撤职查办。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有职位，没有枪，也没有信任。
他从政警队的头头，变成了没人接收的“编外人员”，这个时候，他去找了冯白驹，不是求职，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做事。”
冯白驹没有多问，递给他一份名单和一把枪。
这年年底，吴克之出现在琼崖红军的队伍中，他没有穿军装，没有编号，琼崖红军，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一把步枪三个人轮着用。
吴克之上山第一天，没人接待，有人盯着他，有人盯着他的枪。
第一场战斗在文昌附近打响，日军小股部队巡逻，吴克之主动请命，带队伏击，敌人走得快，埋伏点需要提前两小时布设。
他在草丛里趴了三小时没动，第一枪打中敌人前胸，第二枪补了后脑。
队伍回来时，带回三把三八式步枪和一个军曹的地图包，他从此有了代号：“老吴”，没人再提“队长吴”那个名字。
后来很多人说，这是冯白驹策反了吴克之。
但真相不是“被说服”，而是“相互挑选”，这支红军队伍没有资源，没有保障，但有一样东西：不会抛弃你。
1938年，琼崖红军改编为抗日独立队，吴克之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长。
冯白驹对全体干部说：“这个人，以前是看守我，今天我把命交给他。”全场安静了一秒，然后响起掌声，这不是表态，这是重新选择。
仗是打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
军功不是写在档案里，是尸体堆出来的，1938年，琼崖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队，部队改名叫“琼崖抗日独立队”。
吴克之带着第三中队，被派往琼文一带。
任务很简单：扰敌、破坏交通线、拖延日军南进计划，地图上琼文是个点，现实里却是一口棺材，第一仗，敌情错误。
原以为是30人巡逻小队，结果是百人编制。
吴克之硬是没撤，他用两挺机枪卡住日军侧翼，自身包抄，中队减员三分之一，歼敌六十余人，战后没有勋章，只有一双鞋和三斤干粮。
这就是“游击队长”的待遇，他习惯了。
他不说话，只打仗，人越来越服他，他从中队长升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再到第一支队支队长，琼文地区的所有战斗调度，都从他这里走。
1941年，罗板铺伏击战，那是一次典型的斩首战。
目标是日军中队长青木春一，日军惯用两台装甲车运送军官，中间夹着骑兵掩护，吴克之分析路线三天，调了六十人，两挺轻机枪，一排竹签陷阱。
埋伏点距离主路不到15米，他亲自布设引爆点，伏击开始后第一个扔手榴弹的就是他。
青木头部中弹，当场死亡，日军退兵，武器缴获一车，缴枪六十多支，日军当晚开始清剿，他们没找到支队，只看到写在村口土墙上的字：“山不藏人，人藏山。”
1947年，局势变了，琼崖纵队已经发展成万人规模的正规武装。
吴克之升任副司令员，负责前线指挥，国民党海南守军进入清剿阶段，游击战要转为阵地战，很多老队员不适应。
吴克之一句话定调：“不是游击不行，是你不敢硬拼。”
秋季攻势开始，纵队从澄迈到文昌，打了十八场小战役，吴克之主攻线路是南渡江防线，他拆电线杆做炸药桶，抢日伪仓库做军服，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变成武器。
这不是正规军的打法，这是穷命拼的办法。
1948年春季攻势，横扫东路，敌军数千人被歼，纵队伤亡也过千，吴克之在前线晕倒三次，咳血不止，有人劝他休息，他冷笑：“我休息，他们就没命。”
换一身军装，不代表换了一颗心
1955年，北京授衔大会，吴克之排在第五批，他的资料写着：“抗战老兵、独立指挥能力突出、海南纵队高级将领。
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他没说感谢，他只是鞠了一躬。
有人问他：“你最难忘哪一战？”他答：“琼文，第一枪打出去的那天。”1961年，他升任少将，手上的证书，是国家承认他一生的那种方式。
可他更珍惜的是一张旧报纸，印着那年“琼崖纵队反‘扫荡’战斗胜利”几个字。
他后来的身份是总参谋部防化部副部长，参与了原子弹试验项目，管过化武防御，也签过几项军令，但那把最早的步枪，他一直没丢。
上面还刻着当年三字：“文昌役”。
1985年，吴克之病逝于北京，他没有留下遗嘱，但生前反复说过一句话：“我走了，把我送回去，别摆排场。”送回哪里？琼山。
那年他当队长时关过冯白驹的那块地。
从看守、到被怀疑、到丛林里打仗、到一身军装，没有哪个阶段他是顺的，他赢的不是战争，而是人性最沉底那口井里的“信”。
冯白驹策反了他，但更准确地说，是现实压出了一个人心底本来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