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的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在西府陇东战役中遭遇重大挫折。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西北战局，更彻底改写了第4纵队司令员王世泰的人生轨迹。作为陕北红军代表人物、曾统领6个军的兵团级指挥员，王世泰因两次战场决策失误，最终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
战役初期，西北野战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以主力进攻宝鸡，同时部署第4纵队、第6纵队执行阻击任务。王世泰率领的第4纵队下辖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及骑兵第6师，总兵力约1.2万人，负责在岐山地区阻击国民党裴昌会兵团。罗元发指挥的第6纵队则在长武、彬县一带布防，抵御马继援的整编第28师。
4月23日拂晓，马继援部以骑兵为主力发起突袭。其部队凭借机动优势，在短短24小时内突破第6纵队三道防线。罗元发在组织部队节节抵抗的同时，立即向野战军司令部发送紧急电报。彭德怀接到战报后，授权第6纵队撤至麟游山区构筑新防线。这一决策既保存了有生力量，又为主力部队争取到调整部署的时间。
与此同时，王世泰指挥的第4纵队在岐山阻击战中陷入困境。面对裴昌会兵团整编第38师、整编第65师约3万人的机械化部队，缺乏反坦克武器的第4纵队在平原地区陷入被动。4月25日中午，在未请示野战军司令部的情况下，王世泰下令部队撤出阵地。这一决定直接导致裴昌会兵团长驱直入，将正在宝鸡休整的西北野战军主力置于险境。
战场形势的突然恶化迫使彭德怀紧急调整部署。原计划在宝鸡休整7天的第1纵队、第2纵队，不得不提前36小时实施转移。此时马继援骑兵已逼近凤翔，裴昌会兵团前锋抵达岐山以西，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危急时刻，新4旅在凤翔东南的马头坡实施阻击，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为主力突围争取到关键12小时。
战役结束后统计数据显示：西北野战军歼敌2.1万人，自身伤亡达1.49万人，损失占参战总兵力的19%。在5月26日的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严厉指出：“第4纵队有电台不用，有退却理由不报，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这份批评最终形成《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成为解放军强化战场纪律的重要文件。
王世泰的军事生涯转折，折射出解放军正规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矛盾。这位1910年出生于陕西洛川的红军将领，其成长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32年冬季，因在香山寺战斗中表现突出，从班长直接晋升为红26军42师第3团团长。这种特殊晋升方式，在强调资历的军队体系中极为罕见。
抗日战争时期，王世泰留守陕甘宁边区，历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这段经历使其深谙根据地建设之道，却相对缺乏大规模运动战指挥经验。1947年西北野战军组建时，王世泰凭借资历出任第4纵队司令员，但其部队主要由地方武装升级改编而成，战斗力与主力纵队存在明显差距。
西府战役暴露出的问题具有典型性：4月28日的马头坡阻击战中，第4纵队再次出现擅自撤离阵地的行为。这次撤退直接导致新4旅侧翼暴露，国民党整编第82师趁机实施穿插，造成新4旅伤亡达编制数的35%。战后检讨显示，第4纵队的通讯系统在48小时内始终处于静默状态，严重违反《西北野战军通讯纪律暂行条例》。
组织处理结果彻底改变了王世泰的军旅生涯。1948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王世泰调任第2兵团政治委员，离开军事指挥岗位。这个看似平级的调动，实际终结了其野战部队指挥官的职业路径。1949年7月扶眉战役期间，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指挥3个军实施大纵深迂回时，王世泰已转任甘肃行署主任。
1955年授衔时的考量因素，最终将王世泰排除在将官名单之外。参照同期将领：原第4纵队副司令员阎揆要授中将衔，第6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授中将衔，新4旅旅长程悦长授少将衔。若按兵团级职务标准，王世泰本应具备上将资格，但西府战役的纪律处分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转业地方后的王世泰，在甘肃省政府副主席岗位上展现出另一面才能。1953年至1957年，其主持修建的兰州至白银铁路、刘家峡水电站等重大项目，为西北工业体系建设奠定基础。这种人生轨迹的转变，印证了军队纪律建设的严肃性——即便功勋卓著的将领，也需为决策失误承担后果。
2008年3月14日，王世泰在兰州逝世，享年98岁。官方悼词中特别强调：“该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为解放西北、建设西北作出重要贡献。”这份盖棺定论的评价，既肯定其历史功绩，也暗含对西府战役教训的警示。从军事史角度审视，王世泰事件成为解放军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战场纪律的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