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青野
2025年5月4日，一名叫邬霞的写作者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请余秀华女士公开向我道歉”，阅读量高达10万＋（目前显示“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
邬霞出生于1982年，14岁南下深圳务工。1998年开始写作，2014年出版散文集《深圳纪事》，记录自己作为外来务工者在深圳的生活。同年参与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展现工人诗人的创作故事。2019年出版诗集《吊带裙》，2022年推出非虚构作品《我的吊带裙》。
虽然也出版了几部作品，但和范雨素、陈年喜等打工文学代表作家所收获的广泛的社会关注度相比，熟知邬霞的人可谓寥寥无几。
以邬霞在公众号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据，单篇阅读量大多停留在几千，只有个别文章才能破万。
时下这篇请“大家来评评理”的文章之所以得到这么多网友的关注，显然和此次网络骂战的另一位主人公——余秀华有关。
余秀华的成名在当今诗坛可谓绝无仅有的个案。
她的走红并非来自传统文学圈的层层推荐，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的爆发式传播。
2015年，余秀华的诗歌（代表性作品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博、微信等平台被疯狂转发，短时间内形成现象级讨论。
打破矫饰的、粗粝奔放的诗歌语言，“脑瘫患者”“农村妇女”等醒目的身份标签……
余秀华身上的种种特质天然具备传播点，互联网时代独有的草根逆袭神话就此上演。
作为网络传播下诞生的诗人，余秀华这个名字自带流量，早已成为“破圈”式的存在，这也是她和邬霞之争迅速发酵的关键所在。
事情的起因是邬霞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写作者，你愿意自费出版吗？》一文，讲述了自己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在出书方面的窘境。
而与邬霞并无现实交集的余秀华却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留下一条言辞激烈的留言：
余秀华的评论引发了邬霞的奋力回击，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引来不少吃瓜群众的围观。
面对余秀华和邬霞的争论，舆论再次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支持邬霞的一方批评余秀华言辞过激，认为她作为知名诗人，应当保持“大家风范”，而非恶语相向。
支持余秀华的一方则反驳称，邬霞的文学水平确实有限，且频繁在公众号发布个人照片的行为显得缺乏深度，余秀华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
还有人扒出了邬霞先前在公众号中对余秀华的种种评议，认为她多次蛐蛐别人在先，如今被骂实在不必喊冤。
如果说余秀华对邬霞的批评尚可视为写作者之间的“文人相轻”，那么邬霞对余秀华婚恋经历的种种指摘，已然在不经意间滑向了对残疾者的身体羞辱。
不过，余秀华之所以留下那条评论，大概率不是因为邬霞先前的冒犯。
按她的个性，此次“引战”之举，与其说是锱铢必较的报复，不如说是一时兴起的率性而为。
至于所谓的“大家风范”，余秀华从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
邬霞发表《请余秀华女士公开向我道歉》之后，余秀华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邬霞应该向我道歉，但是都这么丑，就免了吧》一文，对此次纷争给出回应：
看过邬霞的公众号的人会发现，她有一个固定习惯。那就是在每篇文章的开头和文末贴上自己的照片，少则一两张、多则四五张。
事实上，这也并没有什么大碍，不爱看不看就好了。
就像朋友圈里天天晒娃的，再不耐烦的看客也顶多默默屏蔽，没人会直说“孩子太丑，别发了”——但余秀华是这种人，更何况那天她还喝了酒。
邬霞在《请余秀华女士公开向我道歉》一文中指控：“她不敢攻击高知女性和男作者。这点非常可耻。”这一说法十分犀利，但与事实有所偏离。
纵观余秀华近年来的争议事件，其批评对象包括南宁诗人郑正西、导演刘信达、文化学者史航等各界人士。
相比起诗歌，余秀华的热度很多时候来自她那尖锐的公共言论。 而其批评锋芒也并不因对方的社会身份或性别而有所区别，可谓无差别攻击。
在这个过度包装、人设泛滥的时代，大众对于“真实”有着普遍的期待，余秀华的走红恰恰在于她满足了这一点。
然而“真实”，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
余秀华自诩“离经叛道者”，任何角色模板在她身上都是失效的。2015 年余秀华拿到自己的第一笔版税后，立即结束了那段禁锢了她 20 年的婚姻。
她不曾因肉体的残缺而祈求世人垂怜、不屑于恪守传统乡村女性被规训的“妇道”。
与此同时，她也始终学不会庙堂知识分子的温良恭俭让。
哪怕如今已成为世人眼中的“大诗人”，余秀华也依然保留着原有的乡野之气——粗俗的、混不吝的、横冲直撞的；也是天真的、纯粹的、敢爱敢恨的。
如果我是一棵树
也不必一定要有春天
我不需要她站立成一个更好的人型
我在此刻
呼吸、疼痛、爱着
（来自余秀华近期为Bottega Veneta的一场活动写的诗《我在此刻》）
和其他珍惜自己羽毛的公众人物不同，余秀华可以出口成脏、怼天怼地、大胆地向世人宣告自己的爱与恨。
也正因为她一开始就以“真性情”的面目示人，大众对她的种种出格之举也会有更多的包容心。
在这个人人戴着面具表演的时代，能够恣意活出本真，而不必顾忌什么“社会影响”，对公众人物而言是何其奢侈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余秀华当然是幸运的。
不过命运向来公平：它在赐予余秀华这份特权的同时，也在暗中标好了价码。
余秀华的成名始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病毒式传播，这首诗的走红显然和它大胆露骨的标题不无关系。
余秀华的身体残疾、农村出身和对女性欲望的直白表达，在媒体造势下构成了一种互联网“奇观”。
很多时候，大众对余秀华的关注往往不是基于诗歌本身，而是她身上那些充满猎奇意味的标签——“脑瘫诗人”“农村诗人”“女流氓”等等。
于是，无可避免地，余秀华的作品时常被简化、被误读，甚至被用来佐证某种道德评判。
而她的苦难、她的愤怒、她的情欲，也都被媒体和公众当作一种可供消费的“故事”，而非一个真实个体的生命体验。
2022年，一段相差十五岁的姐弟恋让余秀华感受到了爱情的水深火热，也把她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22年1月1日，32岁的杨槠策和46岁的余秀华的恋情公布于世。
情人节那天，余秀华在微博发文“像爱护公共财产一样爱护男朋友”，杨槠策也回应“像爱护大自然一样爱护女朋友”。
4月29日，相恋不久的杨槠策和余秀华拍摄了婚纱照，宣布结婚。次月，余秀华来到杨槠策神农架的养蜂地与其同居，6月下旬，双方又回到了余秀华所在的荆门市横店村老家。
然而仅在一个月后，余秀华便在微博控诉杨槠策家暴，称“他抽了我上百个耳光”，宣布分手。
再见，爱情
再见，神农架的男人，中国的男人，每一个男人
每一个无法从我身上得到幸福的男人
再见，我第一次见到的神农架
（来自余秀华同杨槠策分手后创作的诗歌《再见，神农架》）
事实上，余秀华这段短暂的恋情始终伴随着来自公众的质疑。两人的结合被普遍认为存在利益交换：余秀华渴望她从未曾拥有的爱情，而杨槠策需要的则是余秀华的名气所带来的流量。
一部分人指责杨槠策利用余秀华，借恋情涨粉后直播带货之举“吃相难看”。而余秀华也被相当一部分人嘲讽为“恋爱脑”。
和邬霞一样，认为余秀华应自知残疾和衰老，而不要对爱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也有人将这段恋情的失败视为余秀华的咎由自取。
可以说，从余秀华成名开始，她就陷入了“真实自我”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冲突漩涡。
公众一方面赞赏余秀华的诗歌才华与反叛精神，将她的诗歌奉为底层女性生命力的庄严释放；另一方面又因其私生活的争议质疑其个人品德，将她酗酒、爆粗、高调谈性的举动贬斥为“疯癫失格”。
这种割裂感来自被观看者余秀华身上的两面性，同时也折射出了观看者的局限——
我们渴望真实，却又无法忍受真实过于锋利的棱角；我们礼赞反叛，却暗中为反叛者划定“得体”的边界。
无论是余秀华还是邬霞，抑或作为看客的我们，生而为人，自然有其局限。
在这个擅长造神、更擅长毁神的时代，尤其应该明白这一点。
此次纷争中，两个女性诗人之间不遗余力地彼此攻击，也为互联网上流行的“girls help girls”的性别议题提供了一个负面案例，宣告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赫然距离。
尽管这场口水仗实在没有必要，也无多少意义。但也未必全然是坏事。
对早已习惯在风暴眼中写诗的余秀华而言，任何闹剧不过是转眼云烟。
而在这场舆论风波之下，邬霞诗集《吊带裙》的销量和其公众号的关注度或许能借此攀升，未尝不是一种塞翁失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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