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天津西青区的工地上,沉寂十年的117大厦重新响起了机械轰鸣声。

这座原计划以596.5米高度问鼎“中国第一高楼”的超级地标,自2008年动工以来,历经高银集团资金链断裂、中国信达90亿元救援失败等波折,最终在2025年破产清算后,由信达地产联合国企成立300亿元纾困基金接盘。

然而,与此同时,“白衣骑士”信达地产的财报正经历史上最惨烈的崩盘:2024年营收暴跌30%至80亿元,净利润巨亏7.84亿元,创下近十年首次年度亏损。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座闻名遐迩的烂尾楼的命运,也映射了信达地产的今昔。



信达地产的高光时刻定格在2015-2017年。

彼时,信达地产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豪掷440亿元斩获8宗地王,其中杭州滨江奥体地块更以123亿元刷新全国总价纪录。

那时的信达地产销售刚跨过百亿门槛,而市值不过几十亿。

之所以有勇气“蛇吞象”,一方面是充分吃到了行业的“红利”,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其“根正苗红”的出身——其母公司中国信达(中国四大AMC之一)不但财大气粗,而且极其愿意给信达地产输血。

所以,在2016年杭州滨江奥体地王的争夺之战中,面对虎视眈眈的招商、新城、龙湖、融信等知名房企,信达地产这个后来者成就了当年的全国总价地王,更顺势在四天后,又在上海创造了另一个地王。

果然,血统论在每个行业都存在,羡慕不来。

信达地产一路高歌猛进,销售额三年暴涨三倍,2018年冲至310亿元,成为一匹令行业侧目的黑马。

在京城,借着母公司盘活了信达中心的东风,信达地产重建了其住宅部分,并更名为“东外39号”。

这一位于黄金地段著名烂尾楼的重获新生,不仅让信达地产在京城扬名立万,而且一口气回收五六十亿也让其实现了资产回血。

信达地产母公司——中国信达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其累计收购受托不良资产规模近1.4万亿元。

依托母公司的业务,再加上行业如今遍地的不良资产,信达地产高调扮演起“白衣骑士”。

今年年初,信达地产与其母公司、以及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房地产行业存量资产纾困盘活基金,认缴总规模为200.01亿元。

信达地产作为劣后级合伙人,认缴100亿元,占基金规模的49.9975%。

但讽刺的是,信达地产需同期其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出11.41亿元,货币资金同比腰斩。

这种“割肉输血”的悖论早有预兆。

2022-2024年,信达地产累计参与152个纾困项目,带动3220亿元资产盘活。

信达地产忙着到处救火,却未能阻止自身业绩崩塌。

信达地产在土地市场上的挥斥方遒占用了过多的资金,使其周转效率无可避免的下降,同时压迫了盈利空间。

深圳坪山地块楼面价超2.5万元/平方米,最终项目亏损交付;北京昌平“国子郡”延期交房,从豪宅的格调直接降级为回迁房了,让业主欲哭无泪。上海的信达·上海院子,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给信达地产带来利润,经历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周期,才基本完成去化。

截至2024年末,信达地产存货/营收比高达435.46%,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2亿元,存货周转天数长达5.7年,远超行业健康水平。

更致命的是财务结构的恶化。

2024年有息负债374.69亿元,短期债务占比47%,而现金仅剩47.92亿元。

为缓解流动性危机,信达地产年内疯狂甩卖20个项目股权,上海宝山项目甚至以4折贱卖,但回笼资金不足30亿元。

不过是杯水车薪。

除了过于激进,高层的频繁更迭进一步加剧信达地产的战略摇摆。

五年内三度换帅,从“地王推手”丁晓杰到“万科系”宗卫国,再到现任董事长邓立新,管理层始终在“金融纾困”与“地产开发”间摇摆。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AMC基因与地产开发逻辑的错配。

母公司中国信达的AMC光环,或许能为其争取政策倾斜与融资便利,但地产行业的生存法则已彻底改变:高杠杆失灵,精细化运营与现金流管理成为生死线。

这种矛盾在战略层面体现为“既要又要”——既要承接母公司的不良资产包(如烂尾楼),又要维持市场化开发利润。结果却是两头落空。

当拯救者需要被拯救,谁还能听见时代的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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