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孔祥东
以下为采访摘要
七平米阁楼里的
钢琴梦
孔祥东，著名钢琴演奏家，他职业生涯中的诸多成就，都实现了中国人在西方古典音乐界的突破。1994年孔祥东签约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之一RCA，成为了该公司签约合作的首位亚洲钢琴家。2004年，他受奥地利联邦总理府邀请，成为了第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中国音乐家。
在聚集了一众上海各界艺术家的电视剧《繁花》中，孔祥东本色出演了一位在阁楼里教小孩子弹琴的钢琴老师，贡献了剧中一处有趣的彩蛋。而孔祥东自己，也正是从这样的狭小弄堂里走出来的。
△孔祥东
孔祥东：钢琴进入中国的历史不过一百来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一批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钢琴家们，像刘诗昆老师、殷承宗老师、顾圣婴女士、傅聪先生，他们都是名门望族，不是大文豪的后代、音乐世家，就是成长于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里。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代平民钢琴家。我家没有音乐氛围，也没有很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学琴的一腔热血，最初来自我妈妈。我母亲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后来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被迫中止了。她有了我之后，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追随她的梦想。当时的她和今天的很多家长一样，有着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原始发心。
上世纪70年代初，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孔祥东家并不富裕。母亲在学校做代课老师，打零工赚钱。14岁那年，父母离了婚，孔祥东和弟弟跟着母亲，生活的重压全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孔祥东的第一架钢琴是母亲给他画的卡纸，他在卡纸上练琴，通过唱谱的方式弥补声音的缺失。
孔祥东：那时候我虽然学琴，但是家里没有真钢琴，妈妈拿卡纸给我画个键盘来练习。这一度让我以为，全世界学钢琴的人都是从无声的卡纸上开始学起。有段时间，我到处借琴练。每次出发之前，妈妈都会把家里唯一的闹钟定好时间，给我带上，比如要从4点练到4点40分，妈妈会把闹钟调早10分钟。她说，你已经去麻烦别人了，跟人家讲好40分钟，你要提前离开，否则人家会嫌你闹。
田川：您7岁时候才正式有了一台钢琴？
孔祥东：对，那时候一架钢琴的价格是800多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资。
田川：当时的800多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孔祥东：我觉得相当于现在80多万。
田川：全部都是负债？
孔祥东：自己当时基本上没什么钱，因为买了那架钢琴，我们家吃了好几年萝卜干。当时我家大概有7个平方米大，一进门右边放钢琴，钢琴旁边再放一个藤椅，就到门边了。
我妈妈是个造物主，她把房间里顶层的墙敲掉了一块，利用过道的空间，搭出一个阁楼。我跟弟弟两个人，弄个梯子爬上去。关键是爬上去，要猫着腰匍匐前行，然后翻个身躺下，我们两个人就挤在小阁楼上面睡。睡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呼出去的气，“撞”到房顶以后，还能会回到你的脸上。
田川：您自己心里面是有压力的吧？
孔祥东：这架琴买来我很开心，我跟我妈妈讲，“谢谢妈妈，我一定努力，总有一天东东一定帮妈妈赢一台琴回来”。
△孔祥东 幼年时期
孔祥东：我小时候学琴，妈妈对我的要求不只是严格，是非常严苛。我练不好会挨尺打，还有针扎。
那时候，我们家连每个月5块钱的钢琴学费都付不起。我从小碰到的老师都非常仁爱，他们都很喜欢我，就跟我妈妈讲“以后东东来上课就不收学费了”。我妈妈心里很过意不去，就帮老师做衣服，作为对他们的回报。那时候我练琴手指不太乖，没按要求让手指立起来，小孩子的骨头软是很正常的。我妈妈在旁边飞针走线做衣服，看见我练琴的手型不对，一着急针就飞过来了。小时候，我也是饱尝妈妈严苛教育之苦。
虽然我妈妈对我“狠”，但是不等于她不爱我。正因为她很爱我，才下得了这样的手。那个时候我们生活里的选项没有现在这么多，妈妈就希望我能通过学钢琴，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田川：希望您能有一份可以支撑生活的工作。
孔祥东：对，她希望我能有一个工作，跟音乐相伴的工作，仅此而已。
△孔祥东与母亲
孔祥东：我14岁第一次听到拉赫马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听泪水就流出来了，我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演奏这曲音乐。它澎湃，一气呵成，像一片广袤的天空，能让你想到人生，想到生命中所有可爱的、悲伤的事物……
△孔祥东
我19岁考去美国，四个月后，真的赢来了一架三角钢琴。那时候我从美国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终于赢了一台三角钢琴。其实我们的梦想并不大，从一个平民的底层开始追梦，就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梦还可以更大一点。
田川：您会和妈妈回顾过去吗？比如说，她当年对您的教育方式，哪些对您有帮助，哪些过于苛责？
孔祥东：她现在有时候会表示悔意，说当时如果不那么做就好了……假模假样地表示抱歉，但我完全不接受这样的“道歉”。我跟她说，“妈妈你已经这样对待我了，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一点都不记恨”。我是发自内心地感恩。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在那种无望、绝望的境地中，是她一直逼着我前行，我真的很感激她。
从为了完成妈妈的梦想开始，孔祥东，这个在狭小阁楼里苦练的钢琴少年，一步步登上了更大的舞台。从全国比赛第一名，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铜奖得主，到1989年，孔祥东踏入了世界顶尖的音乐学府——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
孔祥东：我19岁才考进柯蒂斯音乐学院，那所学校的年龄上限就是19岁。我进教室一看，跟我一起上课的全是11岁、13岁的孩子，简直像个幼儿园。我坐在里面，像一个大叔。
田川：不过是个18、19岁的孩子而已。
孔祥东：你觉得弹琴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人家不仅弹琴，还能指挥；还有的同学是双修专业，小提琴和钢琴一起学，所以30年前我就知道什么叫“卷”。那会儿，我练琴练到疯狂的时候，干脆就睡在钢琴下面，我说我要跟它做朋友，抱它上床太难了，那就寄生在它篱下。
田川：这一段路看上去，像是妈妈推着您前行，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您身上。有没有那么一刻，您觉得，目标似乎都实现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孔祥东：在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过程里，迷茫几乎是常态。无望，甚至绝望都是必须经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敏锐,你越敏锐，就越容易多愁善感；而多愁善感的人，感情维度丰富，正因为丰富，就更容易受伤。
钢琴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乐器。小提琴练习时，有时候还有伴奏陪着，但是钢琴家从练琴到上台演奏，几乎全是一个人。每次音乐会结束以后，掌声和鲜花落幕，一个人回到酒店，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功，而是自责，拿出谱子一遍遍看，责问自己这个地方怎么又弹错了，错误的地方画红圈，然后再继续加码练习。
更紧张的是第二天早上，尤其是在国外，会有媒体的乐评出炉。乐评好，经纪人和唱片公司就会开心，马上帮你安排更多演出；乐评不好，经纪人就沉默了，工作量随之减少。你会感觉到，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职业的压力是很大的。
从巅峰到深渊
他用音乐疗愈自己
从世界顶尖音乐学府毕业，作为职业钢琴家到各国巡演，回国开展音乐教育，孔祥东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也承受着外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2008年，40岁的孔祥东接连遭受了不少打击，倾尽心力创作的奥运歌曲《永远的朋友》落选，办音乐学校的繁杂事务也是压着他喘不过气。孔祥东渐渐从公众视野消失，开始了与抑郁症近十年的对抗。
孔祥东：每个人陷入抑郁的原因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想见人、不想说话、不想交往，彻底断绝社交。那段时间，其实我还有不少音乐会在安排中，但我开始一个一个地推掉，到最后甚至频繁更换电话号码，前前后后改了十几二十次。
田川：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找到您？
孔祥东：对，即使有人真的找到我了，我99%的情况下会推脱掉，不想见人。
田川：状态最差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孔祥东：想轻生，这个状态有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阶段，真的想跟这个世界告别。但内心深处还是一点点恻隐之心，不舍得这个世界，不舍得睁眼看到的所有，哪怕它们并不全是光亮的。
田川：整个过程当中，是妈妈一直陪伴在身边吗？
孔祥东：因为我和妈妈住隔壁，所以她一直是固定的陪伴状态。当时，妈妈给我送饭，我都让她放门口，然后从“猫眼”一看妈妈不在外面，我再悄悄地把饭菜拿进来吃。我妈妈就在那段时间，把抗抑郁的药偷偷放进我的饭菜里，我完全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她这么做，肯定不会接受。
△孔祥东与母亲
所以我想说，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你身边如果也有人像我当年那样深陷抑郁，第一，请不要跟他们讲大道理，在那种状态下，所有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第二，可以试着把他带离家里，离开那个让他封闭的空间。只要他愿意走出家门，事情就还没那么糟糕。这个时候，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家人！只有家人给到他温暖和绝不放弃的决心，才能牵住这条生命，让他慢慢往回走。
田川：在这个过程，音乐扮演着什么角色？
孔祥东：音乐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角色或者职业，它几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已经分不清“它”和“我”了。在那段最黑暗的时期，我开始为别人作曲，开始分享音乐。很多人以为作曲和演奏是分开的，殊不知它们是共通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为3000多人创作过音乐肖像。
田川：您和别人分享音乐的过程，也是疗愈自己的过程。
孔祥东：是的！当我把音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在疗愈别人的过程中，最后真正被疗愈的，其实是我自己。这也印证了一句话：爱出爱返，福来福往。
正在与孔祥东一起排练的小朋友叫余佳鸿，13岁，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一的学生。几周以后，他们将在一场音乐会上合作演出这首普朗克的《D小调双钢琴协奏曲》。
△孔祥东（左一）与余佳鸿（右一）
田川：你是主动自己练琴，还是要妈妈敦促你练琴？
余佳鸿：得督促一点。
田川：为什么？
余佳鸿：毕竟练琴是个苦活，不可能热爱到这种地步。
田川：你以后想做什么？
余佳鸿：做个音乐家！
田川：音乐家，听起来很宽泛。
余佳鸿：我说的就是比较宽泛的范围，毕竟懂多点没坏处。
田川：余佳鸿刚刚说，他以后想要做音乐家，这是一条很艰辛的路！
陆海嘉（余佳鸿妈妈）：他考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我还特地和他聊过，我说你现在还可以退出来。他告诉我说，还是想尝试一下。其实这一路上，不论是他焦虑还是我焦虑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真的想打退堂鼓，反倒是他在鼓励我。我也曾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热爱钢琴？他说，“妈妈，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也许，在他心里真的藏着一朵想开出来的花吧。
孔祥东：我一直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说，学音乐，并不一定非要走音乐这条职业道路。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选择比过去丰富太多了。说实话，音乐艺术是一座象牙塔，越往高处走，越孤独、越艰难。除非你是真的热爱这件事，热爱到如果一生不从事音乐，会觉得人生不完整，那你再去投身这条路。
田川：很多家长让孩子们去学，可能就是希望孩子能快乐。但随着付出的时间、金钱多了，可能就会希望有结果。
孔祥东：年轻的家长，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但我相信，随着慢慢成熟，他们会逐渐明白，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养分。这些东西既不能帮你挣钱，也不能给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它给予你的是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很基本的标配。最重要的是，它能让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田川：家长应该抛掉功利心吗？
孔祥东：但凡是人，都会有功利心，为了孩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听，我作为一名从小练琴的琴童，到后来成为音乐工作者，如今我已经56岁，也有自己的孩子，我怎么去理解音乐学习这件事？我觉得音乐不只是用来聆听，它更是一种疗愈。
我最近就听到几个大姐跟我讲，她们的孩子从学校回来，有焦虑就跑去弹钢琴，他不是要学专业，也没考到十级，就考到七级八级的样子。他情绪来了，就去弹，弹完之后，情绪释放了，再回去写作业。我听了特别开心！我真心希望更多家长能把音乐看作是一种释放情绪的通道，让孩子可以享受的东西，而不是一味追求结果的工具。
田川：练琴这种高度重复的训练，大多数孩子都会觉得枯燥甚至痛苦，您有什么经验、建议可以分享给孩子和家长吗？
孔祥东：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家长在孩子学习音乐的过程中需要做的就是陪伴！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陪伴本身就是一种人生哲学，它的核心是平等。家长要和孩子平等对话，而不是用权威去压制。如果孩子因为恐惧而学习，那么恐惧会变成压力，压力变成压抑，压抑最终可能演变为抑郁。每一个孩子的到来，其实是给家长第二次学习的机会。
现实中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上课，自己坐在旁边玩手机，甚至干脆把孩子往学费很贵的学校一扔就走了，慢慢孩子心中会有怨气：“凭什么我在学，你们在玩，凭什么我一个人在那受苦”。时间久了，他的情绪会爆发。所以孩子在学东西的时候，家长可以去查资料，陪孩子一起了解、一起探索，共享知识。
比如孩子们在弹巴赫或者各种宫廷巴洛克舞曲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跳圆舞曲的文化，但是家长可以去网上查一查什么叫圆舞曲，甚至可以和孩子一起跳一跳感受一下其中的节奏。对孩子来讲，重要的是兴趣。当他对某个事物产生距离感、失去兴趣时，家长应该反思。
田川：我想知道，无论是不是天才型选手，都必须要经历日复一日苦练的过程？
孔祥东：那当然，因为不经过苦练，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才能。当然才能也有高有低，但如果不用“努力”这把铁锹去挖，你身上的才能是没办法被发现的。而且在努力的过程中，一定要经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那种飞蛾扑火似的、忘我的奋进和努力才能真正突破自己。
田川：您所谓“飞蛾扑火的奋进”，是自发式的投入进去，如果只是被动地完成练习，也是不成形的？
孔祥东：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付出爱的时候，都会犹豫、会纠结。因为心里总在想：我付出了这么多，会有回报吗？这么多年的青春、情感、专注，到最后会不会只是打了水漂？对音乐艺术这份热爱，完全无所谓它会不会给你回报的时候，你才能走入其中。当然，很多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却也没有等来“回报”，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制作人：张燕
编导：沈爽
编辑：Gyo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