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锋
在古贝春集团泛黄的《大事记》中记载：“ 1952年，当地政府与武城县城东南郊区小屯村的王姓、于姓等民间酒作坊公私合营，为1958年组建‘国营武城酒厂’奠定了基础。”这段看似普通的文字，却记录着一个不平凡的起点——当年7人组成的酿酒小组，在七十余年的岁月淬炼中，已然成长为武城县纳税第一、举足轻重的鲁酒龙头企业。
千年酒脉的现代传承
武城县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武城籍著名作家刘金忠文章《武城酿酒源流考》中提到：“据《禹贡》和《齐乘》等史书记载，上古时期，武城县虽尚未建制，但隶属兖州。唐、虞、夏、商几代，武城一直属兖州管辖。兖州是古代著名的九州之一，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腹心地带。曾经被商代定为国酒的‘秬鬯酒’便在后来称为武城县的这块国土上酿造。”
西汉时期，武城所酿“东阳好酒”已名扬四方。解放初期，高唐县华家坞村曾出土过一个酒坛，上书“东阳好酒”四字，武城在西汉时曾一度改置“东阳县”，隶属高唐州。只见米黄色的陶坛，坛身“东阳好酒”四个紫黑釉彩大字清晰可见。经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这件文物被确认为山东省二级保护文物。
宋代古贝州的酒税收入直追东京曲院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让武城这个运河重镇成为南北酒业交流的枢纽。隋唐运河与后来的元明运河在贝州（今武城）四女寺分道扬镳。古贝州北侍京师，南卫江淮，自隋代至唐代北方重要的咽喉要地，众多战略物资储存于此，被称为“天下北库”。 贝州美酒随着京杭大运河扬帆远航走向全国。北宋时期，贝州一带物产丰富，商贾云集，促进了贝州酿酒业的极大发展。《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1077），贝州的酒课超过20万贯，而东京曲院酒课收入35.58万贯。由此，可窥得贝州酿酒业的发达程度，加上发达的运河运输确保了大规模的酒业产能顺利销售。民间开始流传“喝好酒、贝州走”的船工口号。
艰难创业的峥嵘岁月
1952年初冬，武城县运河码头寒风凛冽。首任厂长巩庆奎带着6名工人，在废弃的烧锅作坊里垒起第一座土灶。现年八十多岁的第一代酿酒工刘文奎回忆说：“那时候真是‘三件宝’——柳条筐、木锨、驴拉磨。全厂最值钱的财产就是两口铁锅和十二个陶缸。”
刘文奎老人讲述当年艰辛创业的故事
建厂当年的生产记录显示，1952年共生产瓜干酒12.7吨，产值不足万元。这些用小米换来的酒曲酿造的初级产品，主要供应当地供销社。1958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袭击武城，酒厂车间水深达1.2米。刘文奎回忆道：“我们蹚着齐腰深的水抢运酒醅，粮食金贵啊，糟蹋了就没法跟国家交代。”
1960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用粮食酿酒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此困境下，为了延续武城的酿酒历史，避免工艺失传，前辈们开动脑筋，选用了多种低廉的原料尝试酿酒。据建厂之初就参加工作的刘玉昌等人回忆，他们曾用麦秸、秫秸、白茅根、玉米芯做原料酿酒，地瓜干酒还是后来生活水平有了相对提高以后的产物。这些酒全部是散装酒，传世较少。
技术突破的关键节点
1964年4月的春风里，德州地区白酒技术比武现场人头攒动。时年32岁的程谋廷以独创的“三步控温法”酒母培养技术技压群雄，毫无悬念地摘得“全区酒母制作技术”第一名桂冠，有“酒母大王”之称，为武城酒厂日后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5年，武城酒厂党支部书记张子文力排众议，聘请酿酒大师马绍星组建科研团队。马老曾回忆道：“当时条件艰苦，实验室就是仓库改的，我们用搪瓷盆当发酵容器，温度计都是借来的。”经过南下五粮液、泸州老窖等酒厂取经学习，又经过上百次试验，团队成功融合传统工艺与五粮液技术，首创“五粮清蒸清烧”工艺，通过“清蒸清烧、缓火蒸馏”的独特方式，使酒体既保持北方酒的醇厚，又兼具川酒的绵甜。1976年，“武城特曲”与“武城大曲”双双斩获山东省优质产品称号，当年共产白酒592吨，销售收入突破108.65万元，成为鲁西北首家百万级酒企。
1976年，武城特曲已经深受市场欢迎。简陋的灌装车间见证着当年的峥嵘岁月
这场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是荣誉，更深刻改变了企业命运。1980年底，酒厂用积累的资金购置了第一台蒸汽锅炉，淘汰了沿用28年的土灶蒸馏，使生产效率提升60%。技术科保存的工作日志记载：“新工艺实施后，工人劳动强度降低40%，吨酒粮耗从3.2吨降至2.8吨。”这些数据，见证了一个县级小酒厂向现代化企业迈进的关键一步。
品牌崛起的辉煌历程
1978年春天，首批以“古贝春”命名的高档白酒上市，独特的三角瓶型和醇厚口感立即引发抢购热潮。县副食品公司门口排队的盛况前所未有，拉酒的车从仓库排到运河桥。古贝春《大事记》记载：1978年产古贝春酒11吨，年底销售一空。生产特曲120吨，大曲306吨，共计产白酒791吨，销售收入187.08万元。1984年8月，在全国白酒质量大赛中“三角”古贝春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铜杯奖），为武城县第一个部优产品。
东阳好酒一举摘得1988年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金牌
1983年，酒厂投资800万元建设新厂区。现存1984年的基建图纸显示，新厂占地102.5亩。规划建设酿酒车间、制曲楼、勾兑中心等设施，吹响了规模扩张的号角。当年，茅台酒厂刚刚退休的生产技术科长杜安民应邀来到武城酒厂，开启了“北方茅台”——古贝元的诞生之路。1984年7月，酱香型白酒“东阳好酒”(古贝元的前身)成功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迅速发展。1988年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古贝元酒”一举夺得金牌。陈云夫人于若木品尝后亲笔题词：“不是茅台，醇似茅台，空杯留香，香袭人。”据统计数据显示，武城酒厂的产品远销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燕京饭店、青海餐厅、天津友谊商城、广州华侨大厦等，成为享誉齐鲁、蜚声华夏的品牌。
文化赋能的品牌升华
1980年，马季先生在时任武城县武装部政委尹宝生的牵线搭桥下，率领唐杰忠、姜昆、李文华、郝爱民、赵炎等人来到了武城酒厂，一连住了17天。远离大城市的喧闹，吃着德州扒鸡，品着古贝春酒，创作的欲望极浓，他们深入到酒厂车间和当地的农村、学校体验生活，创作出了歌颂农村改革开放的相声段子《算账》，完成了相声段子《彬彬有礼》的初稿，同时还在古贝春酒厂和武城影剧院做了多场精彩演出。
地处鲁西北偏僻之地的武城人第一次见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爬到房顶和树上看演出，热烈的情绪超过了过春节。当时的武城人也许意识不到，这种惊喜只是开始，此后的26年中，马季先生的足迹几十次留在了古贝春。2004年，古贝春集团力邀马季先生担任企业和产品的代言人，他也欣然接受了邀请。
张子文书记在北京和臧克家先生的合影
1984年夏，北京一座精致的四合院里，花木葱茏。正房大客厅里，张子文在《当代》杂志社编辑王建国的陪同下拜见了臧克家。两人握手问候，一见如故。臧老热情而又风趣地说：“有道是，诗酒同源。你老张酿酒，我老臧写诗，今天走到一起来了，诗酒一家呀！”三人哄堂大笑。张子文说：“臧老的诗早已名满天下，可我老张酿的古贝春酒还仅是‘初出茅庐’哇！”臧老道：“不，盛世兴诗酒，你们是应天时而行事的。你托建国同志捎来的酒我品尝过了，质量蛮不错的。如果努力干下去，古贝春定能成就大业。”三人谈笑风生。临别，臧克家为古贝春题词：“从来诗酒不分家，美酿兰陵李白夸。古贝春醪我欲醉，名牌当代属十佳。”这幅墨宝原件现珍藏于古贝春文化资料珍藏室。
2016年，“古贝春传统酿造技艺”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企业投拍的微电影《春儿》获当年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优秀作品奖。该片以乾隆皇帝微服访贝州、赐名“古贝春”的传说为主线，将运河文化与品牌故事完美融合。
现代转型的创新发展
2021年，古贝春投入3200万元引进数控装甑机器人，实现物料自动传输、参数智能调控。数据显示，新设备使劳动强度降低40%，能耗下降18%。2023年建成的全流程智能化车间，通过多组数据模型将基酒优级率从85%提升至92%，批次差异率控制在0.3%以内。
公司新建智能化酿酒车间
与山东省农科院共建的酒粮研究院，成功培育出定制化粮种“济梁4号”。检测报告显示，该品种支链淀粉含量达78%，较普通品种提高8个百分点，使酒体更加醇厚丰满。
站在数字化指挥中心的大屏前，董事长徐秀菊表示：“智能酿造不是要取代传统工艺，而是让千年酿酒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迈向百年的新征程
截止2024年9月，古贝春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53%，当年的“华樽杯”中国酒类品牌价值排行榜显示，古贝春品牌价值从2015年的56.3亿元攀升至223.77亿元。
站在智能化酿造车间的中间一片空旷的空地上，技术总监王广鹏感慨道：“从1952年7人小组年产12.7吨瓜干酒，到如今的现代化企业，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古贝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白酒业的微观史诗。从手工作坊到智能酿造，从地方品牌到全国布局，他们用七十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中国制造的匠心精神。”中国酒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延才说。
在这片孕育了中国白酒基因的土地上，古贝春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正如运河畔流传的那句老话：“好酒不怕巷子深，真金不怕火来炼。”这个承载着三千年酿酒文明的品牌，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百年企业的目标稳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