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立国者，必察世变之机。自周室东迁，王道浸微，豪强竞起，终成门阀之局。夫门阀者，阀阅相承，衣冠累世，盘踞庙堂而制天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观其始末，非天意使然，实人事所趋，今考其源流，析其得失，以明世族与国运相倚之理，或可为后世鉴。
昔汉武尊儒术，立经学为官学，博士弟子，皆以通经入仕，然经义深奥，非寒门可究，故世族子弟，传习家学，父子相继，遂成累世公卿。如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弘农杨氏，五世宰辅，皆以儒术显贵，门生故吏遍于州郡。此门阀之萌芽也。
至东汉，土地兼并日炽，豪强广置田宅，荫附佃客，聚族而居。南阳樊氏，田连阡陌；涿郡崔氏，宾客盈门。经济既厚，复以儒学饰其名，遂成“阀阅”之基。时人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盖儒术与财富相济，世族之势渐固。
曹魏肇基，陈群创九品官人法，本欲“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然州郡中正皆出豪右，品状之权尽归阀阅，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门第遂成铨衡之尺。
西晋承之，更立“二品系资”，以官爵定门品。王、谢、庾、桓，皆以高门踞清要，寒素虽才，终沦下僚。制度既立，门阀乃成。
永嘉南渡，晋室飘摇，琅琊王氏首倡拥立，王导定鼎建康，王敦掌兵武昌，时谚云：“王与马，共天下”，非虚言也。
侨姓士族（王、谢、庾、桓）与吴姓士族（朱、张、顾、陆）并立，共执朝纲，皇权孱弱，政出多门，门阀之势至此极矣。
江南膏腴，世族广占山泽，营建庄园。谢氏之东山，庾氏之会稽，皆“田池布千里，奴婢盈万室”。庄园之内，自给自足，农桑并举，俨然独立王国。更兼荫客免役，赋税不入国库，而充私帑。经济之盛，令皇权亦为之侧目。
门阀自矜血统，严士庶之辨，谱牒之学大兴，贾氏《姓氏簿状》、王氏《百家谱》，皆辨门第之高下。若婚宦失类，则见嗤士林。又尚清谈玄理，以“形神之辩”“才性之论”标榜风雅，实则弃实务虚。王衍辈“口中雌黄，不理政务”，终致神州陆沉，其弊深矣。
隋文革旧制，废中正，立科举。唐承隋绪，广开科试。太宗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自此，诗赋取士，不问阀阅。张柬之、狄仁杰皆以寒素登相位，世族垄断之势渐破。
然唐初门阀犹存余威。崔、卢、李、郑、王五姓七望，自矜高门，耻与庶族通婚。高宗怒而下诏：“禁卖婚求财，违者以违制论”，然积习难改，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犹叹：“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
梁武晚年，侯景求婚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头颅作溺器！”及景叛，陷建康，纵兵屠戮。王、谢子弟，“膏腴贵游，覆灭略尽”。江南世族，自此凋零。
唐僖宗时，黄巢入长安，索世族名录，尽诛崔、卢、李、郑子弟。史载“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皆成瓦砾。继以朱温逼迁洛阳，尽沉裴枢等三十余世族于白马驿，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浊流！”百年华胄，扫地而尽。
观门阀之兴，始于经济文化之垄断，成于九品中正之制；其亡也，毁于科举之开、战乱之劫。当其盛时，壅塞贤路，以门第代才德，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国家危难，则清谈误事；天下崩析，竟束手无策。此其所以速亡也。
宋祖鉴唐之弊，大兴科举，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此，白衣卿相辈出，世族余烬尽熄。故曰：国运之盛衰，系于用人之道。若固守阀阅，则才路壅滞；若广开寒素，则活力沛然。昔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岂虚言哉！
呜呼！门阀之兴，非一日之功；其亡也，亦非一夕之祸。制度之弊，积久则溃；阶层之固，极盛而衰。后世治国者，当以史为镜，去壅蔽、通贤路，使野无遗才，朝多俊杰。如此，则国祚可延，盛世可期矣。
论曰：
世族凭阀阅，
清浊自分明。
九品锢才俊，
科举启寒英。
兴衰皆有数，
治乱在权衡。
今古同此理，
鉴之可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