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前言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是由众多史前文明融合形成的。
而在各地文化漫长的融合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中原文化。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两种文明模式的博弈。
神权还是王权
中华文明的诞生，并不是某个地区的独角戏。
从黄河到长江，从西辽河到东海，从晋陕高原到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是个“大拼盘”。
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山东的海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等。
虽各自独立发展，却又在长时间中相互影响、交织融合。
各地文明起起落落，但在漫长历史中，最终引领全局的，却是中原文化。
这不是偶然，而是两种文明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等区域，是典型的“巫文化”，也就是以神权为核心。
红山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良渚的高规格玉器、祭祀法器、神人兽面纹玉琮，无不在体现“神权至上”。
包括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几乎都是玉器，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极少，这就是“祭祀优先”的资源配置。
因为他们相信，族群的安全与繁荣，主要依靠对神灵、祖先的供奉。
于是修建庙宇，制作华美祭器，举行大型仪式，耗费了巨量人力物力。
这种社会模式的优点很明显，那就是便于集中全力、凝聚族群。
但它的内在缺陷也相当致命：
当祭祀体系的消耗超出了社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但随后就因政治、环境、经济等多重压力迅速衰落、断裂。
红山文化亦然，尽管创造出了极为耀眼的神权文化，却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持续的祭祀活动，一方面是抑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就是浪费了太多资源。
那些本可以用于生产发展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祭祀中去。
当外部压力到来时，这些“极不务实”的文明往往最先崩塌。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原文化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也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务实、尚食、王权至上。
墓葬中，随葬器物以食器为主；
陶寺文化出土的玉钺，是王权、军权的象征，而非巫师的法器；
观象台的修建，不是为了观星问神，而是为了“观象授时”，指导农耕；
还有筑城造郭、建仓储粮、兴修水利，这一切都是为了生产。
在青铜礼器体系最繁盛的商代，频繁的祭祀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
而进入西周后，人殉、人祭、占卜等就逐步减少，占卜用甲骨数量锐减，礼器也逐渐回归务实功能上。
这就是中原文明的核心竞争力：在王权主义下进行治理。
把有限的社会资源，用在最能产生实效的地方，用在扩大生产、组织防御、规范秩序上。
中原崛起的必然
当然，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文明能单凭封闭而长盛不衰。
中原文明之所以能胜出，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它的“海纳百川”。
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不仅保留了中原本地的务实特质，还大量吸收周边文明的精华。
这种吸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经过筛选与创新后的融合。
例如在青铜技术上，陶寺文化就创新性地采用范铸工艺，奠定了后来的青铜文明基础；
在礼制体系上，也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规范性的社会秩序，成为了夏商周三代制度的蓝本。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就已出现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
不仅文化汇聚一处，礼制文明也影响了周边更广阔的区域。
良渚、红山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虽然自身中断了，但它们的部分工艺、器物等，被中原吸纳改造，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中原文明并不是简单地抹去了这些神权文明。
而是以王权、礼制为核心，将这些文明整合进了一个更大、更持久的系统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神权国家”的道路。
与中东的宗教国家、欧洲的教会主导相比，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敬神祭祖，但其治理基础始终建立在王权、法制与礼乐制度之上。
即便是商朝人最喜欢的占卜、祭祀，也始终是被王权体系操控的，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宗教力量。
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红山、良渚的神权型文化都没能走到最后。
而中原文化则以务实为基础、以王权为纲，融合各方、改造各方，最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干。
参考资料
从百年考古学看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光明日报-2021年12月06日
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