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召南》“南”字得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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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得名问题，历史上争论颇多。其原因在于，从先周时期到《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中，南国词义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二南诗的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后人多有不识，这导致了在解读上的混淆，应该予以厘清。二南得名于南国这一名称，这不仅得到了《诗经》内证的支持，也得到了出土文献上的支持。

关键词：《周南》《召南》；得名；“南国”；二重证据；训诂

《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中的两个篇名，也常常被称为“二南”。关于“二南”的得名问题，历史上争论颇多。主要有南国说、周原说、国名说、南化说、南国兼南化说、南音说、诗体说、乐器说等诸说，各说之中有的还相与交杂，甚或有抵牾之处，相关文章、材料众多。这对于正确理解与认识“二南”带来了诸多困惑。本文立论于“南国”说，但与传统的南国说略有不同。本文认为，“二南”的产生地来源于殷商时代的“南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国”的含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包含着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范围。从空间上看，它有一个从小到大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时间上看，从殷商直到春秋时代。除“南国”自身的变化外，又由于汉儒与后人的认识问题，造成了“南国”范围的扩大化。这给后人解读“二南”何以命名带来了麻烦，有必要详加阐释，剖析明确。为叙述方便，本文不对前人诸说进行综述与辩驳，只是在行文需要时，择要说解。

一

从内证上看，“二南”之“南”得名于国别，

最符合《国风》的命名体例

《诗经》十五国风的命名，十三国风均无甚争议。唯独《周南》《召南》争议颇多，如前所述，比较有影响的就达七八种。这些观点，各有所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内证入手，看看“二南”命名最合理的可能性。

十五国《国风》中，《王风》以王城之地命名，代表的是周王朝管辖之地，即周王室之地。卫、郑、齐、魏、秦、陈、曹均是国名。邶、鄘、桧曾是历史上的小诸侯国。豳地是现在的陕西彬县、旬邑一代，是周先人公刘开发之地，可以视作周部落的发祥国。另外，旧说以为周公封鲁，所以，豳风就是鲁诗，可能是西人东征，将东方的歌辞采了回来，而用豳地的调子演唱的。豳风命名的这两种说法不论对错，都不妨碍豳为国别地域名称这一事实。

上举十三国风的命名，均为国别地域名称，命名体例统一，这间接说明，“二南”也应该是国名，而不是后世汉儒以来所说的什么音乐、乐器、诗体等名称。有学者以为，如果“二南”是国名，那为什么还要分为“周南”“召南”两个部分？关于这个问题，除其渊源有自外（说详下），我们还可以从邶鄘卫三国国风的命名中可见其合理性。邶、鄘、卫三国，都是殷商故地，在朝歌一带。《诗经》中的“邶”，《汉书·地理志》说：“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武王灭商后，三分河内之地，朝歌之北是邶，其东是鄘，其南是卫。管理者分别是武庚、管叔、蔡叔。根据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到，邶、鄘、卫分别为三个国家，是武王灭殷后，设立的三个小国。其后，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东征平叛，邶国、鄘国国除，卫国则封给了周公的弟弟卫康叔。按照今人的理解，邶国、鄘国这两个国家既然灭亡，并入卫国，其诗也应该相应地并入到卫风中去，十五国风，也应该合并为十三国风。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三国之诗并存。这反映了如下史实，即《诗经》在采集整理过程中，是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与认识分类并归纳入相应的国风的，而不是完全地按照纯政治版图上的国别分出来的十五国国风。这一点的启示意义尤为重要，它提示我们，《周南》《召南》的命名也是如此。只有“二南”是国名，《诗经·国风》的命名体例才会整齐划一，这里面蕴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共时内涵与历时内涵。那么，“二南”是否是国名呢？

二

“二南”得名于南国，有其历史沿革

周南、召南作为周召二公的采邑，而不是封国，这一点，学界是没有异议的。其范围，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唐代李恭的《括地志·岐山县》云：“周公城在岐州岐山县北九里，······周公食采之地也。······盖嫡子封于燕、鲁，次子食采畿甸，奕【亦】叶【协】为卿士，故谓之周公召公也”。汉代的雍州和唐代的岐州，辖境相当今陕西周至、麟游、陇县、宝鸡、太白等市县地，区域范围不大。此处地名《公羊传·隐公五年》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说：“召公奭与周公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两条文献表明，周初的陕地，由周公和召公分别管理，随着周人疆域的开发，扩展到周公主管陕东，召公主管陕西。按照这个思路，《周南》《召南》，就应该叫做“周东”“召西”，而不是现今的“周南”“召南”之名。对此，《毛传》的解释是：“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毛传》认为，“二南”的命名得益于周召二公的贤德流布到了南国，这里的南国，《毛传》说：“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一句，可知《毛传》所说的“南国”是包含有江、汉、汝等小诸侯国的江汉流域，并不是周召采邑之雍州岐山之地。《毛传》在混淆了南国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前提下（说详下），说明了“二南”为什么可以称为“南”的原因，但并不能解释“二南”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南”，而非要分成两个“南”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毛传》的解释不合理。

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二南”之“南”应该是殷商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名。他引用了《逸周书·史记解》中的观点“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底，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这个南氏，今人黄怀信注云：“有南氏，即南氏，古国”。马氏认为，周召二公分管陕州，分管的就是古南国之地，这个国家，由于两个宠臣扰乱国政，分裂为两个国家。周王朝建立后，这两处地方成为了周召二公的采邑，也就是说后来的周南、召南采邑之和等同于古南国。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采集的诗，就以周公、召公管辖之名，合以古南国之名命名，周公管理的一个南国被称之为周南，召公管理的一个南国就被称之为召南了。这个看法是合理的，这也是当时人们共同观念和共同认识的反映，只不过当时的周南、召南最初的地域比较狭小而已。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的南国，出现了三个含义。一个是殷商时期的古南国，一个是周王朝建立后分封给周召二公的采邑地，它们合起来也可称为南国，还有一个就是《毛传》所说的江汉流域的南国。这三个内涵不同的南国，同名异实，与“二南”一词，交叉纠葛，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意义联系，极易混淆。

因后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个名称，为避免混乱，这里将先周时期的南国称为“古南国”，将周初的南国称为“周南国”，将江汉流域的南国称为“新南国”，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论述。

三

诗经时代南国有三个不同的含义

（一）古南国

所谓古南国，即《逸周书》中所提到的殷商时期的南国。这个南国，分裂为两个小的南国，我们姑且称为南国一、南国二。

（二）周南国

所谓周南国，是指周建立之初，分封给周召二公的采邑。采邑之地就是古南国，周公与召公分别拥有南国一、南国二的食邑。

（三）新南国

所谓新南国，是建立周王朝后，向南部开发，开疆拓土的结果。（说详下）

这三个含义中，古南国与“二南”仅仅具有名称词源上的含义，即，“二南”名称的初始含义与此有关，与诗篇内容，毫无交涉。周南国，是周召二公之采邑，其名称承袭古南国而来，但是，时代与掌控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周南”“召南”是《国风》中的诗篇名，因此，这里的周南国是“二南”诗产生的源头。可以说，在周南国范围内采集的诗篇与周召二公之采邑地，是一致的。至于新南国与“二南”的关系，则不能简单地草率确定。这里涉及到新南国的疆域范围问题、“二南”诗反映的地域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命名合理性问题。

四

从《诗经》文本和出土文献看“新南国”的疆域范围

（一）《诗经》中有三首诗涉及“南国”，其范围大致清晰

《小雅·四月》说：“滔滔江汉，南国是纪”，郑玄笺云：“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可见其范围在江汉流域。《大雅·嵩高》说“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毛传说：“周之南国也”，何光岳先生认为，谢国之地就是南国，在今南阳市北，到了周宣王时期，在今山西霍山附近的申国，被改封在了南国，取代了当时的谢国，这样，南国的疆域中同时生存着谢国、申国的百姓，这个地域，人们仍使用南国的名称，史称申伯居谢。考察其地域在今江汉流域，可知何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诗·大雅·常武》是以讨伐徐国为主题的，该诗说：“既敬既戒，惠此南国”，这里的“南国”毛诗未予注释，这句诗的诗意，郑玄说：“以惠淮浦之旁国”，结合该诗的下一句“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来看，南国、淮、徐土地域相连，便于征兵打仗，否则该诗不会以此铺排叙事，南国就是今天的江汉流域，淮就是淮河，徐即古徐国，在今江苏宿迁泗洪一带，三者地域相连，可证南国就在江汉流域。上述三诗中的“南国”，从地域上、时间上看，均不是初始意义上的“古南国”，而是后世发展出来的“新南国”。

我们看到，这里的“南国”是南部区域诸多小国的泛称，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国家，这与我们现在笼统地称长江以南的地方为“南方”类似。“南国”是江汉流域诸多地域的泛称，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国家。这一语用习惯也至今沿袭使用，如王维诗“红豆生南国”，用的就是这一词义，并不确指。这也与我们现在称长江以南的地方为“南方”，褒称南方女孩子为“南国”丽人类似。

（二）出土文献中的“南国”资料印证了上举三诗中的“南国”疆域范围

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甲骨文中未发现“南国”一词，但在长江流域发现有商人的文化遗址，可见，商人很早就涉足于江南。周代出土文献中“南国”一词共计出现五次，分别在《宗周钟》《太保玉戈铭》《中甗》《中方鼎》和《禹鼎》五件青铜器中。其中，《禹鼎》铭文是记录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资料。在本文中的意义尤为重要。铭文中说：“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尸东尸，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根据《禹鼎》铭文记载，西周晚期，噩（鄂）侯率领南淮夷反叛周王朝，被剪灭。其余部则迁到了南阳一带，这一点，南阳夏响铺出土春秋时期的鄂侯器也证明了这一史实。此外，随着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出土文献发掘，人们发现，曾国（即随国）这个史籍中不见记载的的古国，其都城、疆域都曾和“南国”有交集，黄凤春先生认为：“除西周中期至晚期不明外，其余政治中心都在随州境内，整体呈由东北向西南迁徙的趋势”，从地图上看，随州和汉水干流最近的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这也再次确证了，“南国”的疆域已经从我们开始谈到的先周时期的“古南国”，周召二公最初的采邑地“周南国”，逐步发展到了春秋时代江汉流域的“新南国”。这片地域，与前文《诗经》中的古注吻合，也验证了江汉流域“南国”的真实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南国”与商代、周初的“南国”是同名而异实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后人在解说“二南”诗命名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混同不辨，造成了“二南”命名歧说众多的现象。

五

“二南”与“新南国”的关系

（一）“二南”中有些地名，不在“古南国”与“周南国”范围内，而是在“新南国”范围内

《诗经》所收诗歌，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关于“二南”诗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南”多为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作品，“召南”时间则不易确定。受文体所限，“二南”诗中所见确定的地名不多，但我们仍然可见些许端倪。

１、《周南》涉及相关地名的共三首，有两首地名在“新南国”范围内。《关雎》的“在河之洲”，涉及到了黄河，可见其地在黄河流域。“周南”本在陕州东，这首诗涉及的地域仍应在“古南国”范围之内。《汉广》，涉及到了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汉有游女”“汉之广矣”“江之永矣”凡三见，流经今陕西、湖北两省。《汝坟》“遵彼汝坟”凡二见，汝水，源出河南天西山，东南流入淮河，在今河南境内。这里的汉水、汝水，均超出了“古南国”与“二南”的最初范围，已经扩展到“新南国”范围了。

２、《召南》涉及相关地名的共一首，在“新南国”范围内。《召南》共计收录14首诗，明显涉及地域范围的只有《江有汜》，该诗中“江有汜”、“江有渚”及其支流沱江的“江有沱”，这几处也均超出了“古南国”与“周南国”范围，是“新南国”的地域。

考查上述河流所处地域，我们发现，这里所涉及的地域，既不是“古南国”，也不是周初周召二公采邑地的“周南国”。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南国”与“二南”的概念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二者的词义相对应的历史史实，再次发生了交叉联系。

（二）“新南国”中的地名在“二南”中的反映，是周人开拓南疆的结果，出土文献表明，历代周公、召公仍然是“新南国”的管理者

１、出土文献表明，南国是周人开发南部疆土的结果

周人从最初的游牧、农耕部落到发展为国家、王朝，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现存先秦资料的记载来看，周人曾多次迁徙，不断从西向东迁移，至公刘与古公亶父时期，才发展成为早期的国家。其地域也从豳地转徙到宝鸡、周原一代。周地的狭小，是不利于周人的发展的。从地域上看，周人从西迁移到东部后，北部面临着戎人的威胁，南部是秦岭阻挡，周人只有先向东扩展，再向南部发展，才能发展壮大，而“南国”这一概念也就随着地域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了。

随着西周定鼎立国，周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加之周初封国的变迁与迁移，周召二公及其后继者的管辖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首先是向东占领河洛一带，进而达到汉水流域；然后向南又进一步扩展到南阳盆地，同时占有了殷王朝统治的殷南地域，这一点也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明。昭王时期的《宗周钟》铭文记载：“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南国子，敢臽虐我土，王伐其至，伐厥都，子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成王时期的《太保玉戈铭》也说：“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漠，（出）（殷）南，令（命）（濮）侯辟，用□走百人”。

足见周初，“南国”就已经被周人视为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这也当是“南国”一词最早出现的历史证据之一，也说明“南国”在周人的意识里是客观存在的。

２、出土文献表明，“南国”的管理者是历代周召二公

前面，我们谈到《禹鼎》的重要价值，除可证明“南国”的疆域外，其另一个突出的价值就是可证当时“南国”的掌控者是谁。

该鼎记载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与东夷部众侵犯周王朝的东南部疆土，“广伐南国”，周王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参加征战，终于俘获对方首领噩侯驭方，铸作这件宝鼎以记战功之事。《禹鼎》的产生年代，郭沫若、徐中舒诸先生定为周厉王时。作器者禹，徐先生据“命禹允朕祖考政于丼邦”认为禹是丼国的后人，丼（井）经典作邢，为周公后裔所封之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襄公十二年》说：“邢、凡、蒋、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庙”，可证禹是周公后人。关于周王室这次战争的统帅武公，李先登先生认为：“从禹鼎铭文来看，铭文开头禹首先就说：‘不显桓桓皇祖穆公’，这说明武公和禹皆系穆公之后代······武公既是禹的上司，又大约是禹之祖幽大叔同辈之人。从西周宗法制度来说，武公是大宗，而禹则是小宗······禹当为叔氏之一支，世代从政于井邦”。武公其人在西周金文中多次出现，《簋》《柳鼎》《多友鼎》中均见，其职务则多受命于周王，做统帅平定战争叛乱。从其平定范围讲，北有猃狁，南有淮夷，似乎管理全国军政，这远比周初周召二公的管辖范围大。这当与武王崩后，成王年幼，周公践祚，后世得以世袭周公职位、职责有关。而且从上举金文文献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周公及其后人从周初到西周晚期的厉王时确系一直“夹紹先王，奠四方”。既然管理四方，当然也就包括了“南国”地域。这说明，历代周公与召公的后人至少至厉王时代一直管理着参考文献：“南国”这一区域，这与史籍记载也是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诗经》中有记载邵伯虎及召公的诗篇，前儒多以为纪念召公及其后人之作，考之金文，有学者以为邵伯虎亦当为周公之后。召公，据《保卣》知召公作为太保参与了东征，但目前尚缺少召公及其后人管理“南国”的直接出土文献证据。考虑到传世文献多有记载，不能一概抹杀，我们仍沿用旧说，认为“南国”的统领管理者是周召二公，而不仅仅是周公及其后人一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南国一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意义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其伴生物“周南”“召南”诗在这一地域的采集整理，也随着其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直至《诗经》的编纂完成才告一段落。二南诗在采集编纂这一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周召二公掌控区域范围这一原则，这才是《周南》《召南》命名的真实所在。

综上所述，古南国一分为二，我们不妨称为古南国一、古南国二。周人占据岐山发展时，古南国的内涵意义变为周南国，其一成为周南，其二成为召南，是周召二公的采邑，范围狭小。周人扩张过程中，南国的内涵意义再次发生变化，周召二公向南扩展的南阳盆地、江汉流域，因为在周南国之南，加之实际掌控者为周召二公，这片地域仍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南国，这个南国是周南国（同时也是古南国）加上新南国的总和。而二南诗的采集，立足点是周公与召公的掌控地域，因此诗篇中反映的内容自然也是随着南国疆域的扩展而扩展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不难认识到，在新南国这片地域采集的诗歌，被《诗经》编录时，是依照当时周召二公的实际掌管区域分别编入《周南》《召南》的。二南的疆域区划从编纂特点看，在当时是有历史共识的，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加上区域管理权的相机变化，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二南的具体行政区划范围而已。但这是不妨碍我们得出的结论的，即：周南召南二国风的命名，与其他十三国国风一样，均是按照国别命名的。国风的命名体例是统一一致的，“二南”的得名也来源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南国”国名。

作者：焦继顺

来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23年第1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刘言

校对：朱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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