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秦巴之间‖任芙康

秦巴之间

任芙康

我的老家在四川达州,地处巴山之南,若翻山北行,途中遇见的最大城市,便是西安。四岁那年,西安城出了件大事,陕西省作家协会呱呱坠地。痴长四载,便与这家堂堂作协成为“兄弟”,凑巧得让人三生有幸。终究又不踏实,随即省悟,我的概念愚不可及呀。黄口小儿,若论学历,仅为幼儿园中班;而那时最年少的作协会员,也是我十足的前辈。

初二时,结识同校一位高三校友。当时他已辍学,时而归校,聚众闲聊。此君自诩行吟诗人,穿戴潦草,却满腹文章,俨然风尘中的才子,出门远游,似成家常便饭。有一回,他着草鞋,携布伞,出达州,过安康,一步步走拢西安,就为拜见戈壁舟。戈老本是川中人士,“鲁艺”出身,曾任《延河》杂志主编。故而,我人生中有关西安的最初印象,就来自这位学长的启蒙。

开始看《创业史》时,我十七岁。李劼人写川西坝子,读起来是熟稔的过瘾,可以推迟吃饭、睡觉;而柳青笔下的渭河平原,则别有一路生疏,是蓉城周边欠缺的硬朗、豪放。

1976年4月,我受命去京西绍家坡放炮开石,行李中放进两本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柳青的《创业史》。那一年的那一月,人们分外压抑。劳作了一天的战士,饭后寡言少语,百无聊赖地躺在地铺上。对这般散漫,我不甘心,便掏出《创业史》,给弟兄们诵读起来。数日后,众人由我引领着,慢慢离开京城,沉浸于三秦大地。梁生宝与徐改霞,这对英雄、美人,眼看水到渠成,又逢好事多磨,终于不了了之,实在令人叹惜。

做了刊物编辑,我与陕西作家过从甚密起来。有次坐火车去西安,座上捡到一份《西安晚报》,副刊有篇文章,奚落文学评奖。文字俏皮,诙谐于无形,此位作者,一看便是同道。到了西安,忙向邢小利打探“方英文”。经小利安排,第二日见面。来言去语间,见方某神色随和,便觉可交。他口头功夫超群,据说被誉为“段子大王”。他读完一本畅销书,调皮撰文,说此书最大贡献,无非一条生活常识:“洗脸毛巾不可用到发硬。”我便摘出这句,移作其文章标题。

我与贾平凹交情不深,然而获赠书法不止一幅,同桌吃饭不止一顿,便常为刊文指摘贾著而内疚,并多次咬牙,不再给老贾添堵。可惜(通常就怕这个“可惜”),一旦看到又有稿子对贾氏品头论足,便好奇而阅,并最终采用,不忍埋没这种捣乱文章。我惦念刊物版面的锐利,一边抱愧着,一边挣不脱见猎心喜的阴暗。可我不曾听到一次,老贾欲拜法庭叫屈。他曾有过自白,对批评“从不记恨,理解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环境,各人有各人的思维方式”。老贾的心理涵养,老贾的恕道执念,令人感念。

思绪乱飘,想到陈忠实。我与老陈,素无深交,但自身人际往来的习惯,与他眼里常有的坦诚敏锐,似能融会。彼此便遵循一种本色,远离虚与周旋。相互有事联络,概由邢小利居间过话。一次,秋蟹已肥,我请小利作陪,邀老陈来看海河夜景。果真如约而至,宾主尽欢数日。平素少言的老陈,反有随意聊天的兴致。他讲述故乡习俗民情,不见丝毫陈腐,唯有风情惊艳。众人折服,如同翻开陕地一卷百科词典。

又一次,小利说老陈请我想法儿,求助范曾先生,书写“陈忠实文学馆”。我应承试试,当即禀告南开大学陈校长。仅过数日,校长转达范曾回话:“一,任芙康先生帮过忙,我写;二,拜读过经典《白鹿原》,我写。”依我有限的接触,范曾是位快活自在的人。因无攀附爱好,当他面,我不曾说过一个字的称许。不多天,陈校长让我设宴取字,到得那日,却由他做东。一伙食客,我成最大赢家,白获墨宝,白尝美味。大约一年之后,我偕朋友,与西安思源学院师生交流。在“陈忠实文学馆”牌匾下,逐字品鉴,铁画银钩,只觉范曾用尽了心,老陈找对了人。

手头有两部陈忠实签名的《白鹿原》。如今,人已远去,大著仍耸立书架,便是念想。老陈的原上,也曾去过,那些村落内外的房舍、田土,静寂而悲凉,会久存于我的记忆。

陕西作家个性突出,骨子里的孤高,心头的一定之规,确乎带着共性。比如他们的口语表达,一律家乡话,且神色自若。贾平凹不改,陈忠实不改,路遥不改,邹志安不改,京夫不改。当代陕西作家,领跑的第一方队中,个个不同凡响,传世之作在手,且以方言纵横天下。

似乎意犹未尽,便在文章结尾,续上如许拙劣的打油:

一山南北阳与阴,

远亲不如近邻亲。

山这头唱歌山那边应,

打断骨头连着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