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遗少、泛突厥主义和给欧洲准备的核弹

作者丨Astoria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野蛮人掌握先进科技，就像猴子学会使用机关枪。近代，沙俄凭借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征服了东方，当扩张红利吃尽后，却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大的边患。在沙俄灭亡50年后，一个“沙俄遗少”居然以“精神突厥人”自居，出版了一本“历史著作”《古代突厥人》（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在这本书里，他写东突厥贵族对唐朝阳奉阴违，趁安史之乱奉旨平叛之机，入关烧杀抢掠……

浦洛基在《原子与灰烬：全球核灾难史》（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2022）里比较研究了世界上六次重大核事故。除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外，其他五次事故包括：1954年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1957年，苏联克什特姆核废料爆炸事故，1957年英国温茨凯尔核电站事故，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其中，苏联的事故就占了一半。

[美]浦洛基，李雯露等译，《原子与灰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2023年。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于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冷战初期，美国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频繁进行核试验。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布拉沃城堡”（又称“喝彩城堡”）热核试验的爆炸当量则为1500万吨。而苏联不甘落于下风，也展开了核武器研究。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北冰洋的新地岛（远东楚科奇半岛附近）上空引爆了一枚代号为“大伊万”（美方称其为“沙皇炸弹”）的氢弹。这枚氢弹的爆炸当量达到了5800万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核弹，而新地岛的核试验产生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这次爆炸形成了一个直径8公里的火球，在爆炸冲击力的推动下，火球蹿升至60公里的高空，爆炸时产生的火光在100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医疗记录显示，距核爆中心100公里处有居民因爆炸而遭受三度烧伤。距核爆中心400公里处的房屋被完全摧毁。

在苏联，进行核武器实验，有70~80%的测试是为了新型核武器的开发，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副本都会被获取并检查，然后整个批次进入军火库。一旦武器经过测试并进入武库，通常就不再进行测试。武器效果测试的内容是其他类型的武器、防御结构、弹药和军队的作战效果。

一开始，军队作战效果测试，是以实装训练的形式进行的，也就是把军人暴露在核辐射的条件下，这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风险。例如，托茨克军事演习（Тоцкие войсковые учения）是苏联使用真实的核武器进行的军事战术演习，代号为“雪球”。这些训练是在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于1954年9月14日在苏联南部奥伦堡州的托茨基训练场（Тоцкий полигон）准备和实施的。参加演习的军人总数达到5万人。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检验使用核武器突破敌方防御的能力。上午9时53分，一架图-4轰炸机向军事训练区投下一枚爆炸力为4万吨的核弹。

托茨克军事演习是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军事战术演习。苏联解体后，该演习因使大量苏联军人和当地居民受到辐射而广受批评。

这项“实验”的目的是考察核战争条件下战斗中物资和人员的适应力。有4.5万名苏联武装部队军人和1万名当地居民受到放射性照射，军方向人员和民众提供的关于辐射防护效果和措施的信息严重不足，导致试验参与者和当地居民恶性肿瘤、血液病发病率、染色体突变、畸形和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这次实验，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核弹实装演习中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实验。苏联解体后，这次演习的真相浮出水面，受到多方批评。此次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尚不清楚。即使在今天，奥伦堡某些类型癌症的病例数仍然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受害者的两倍。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之所以选择奥伦堡州，是因为那里的地貌和建筑类似于西欧——最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方。该州的首府是奥伦堡，在1743年建城，它的德语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奥尔河上的堡垒”（Orenburg）。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向那个时代的“德国时尚”致敬。奥伦堡的许多建筑出自德意志的建筑师和建筑商的手笔，例如穆勒·约翰·沃纳（Miller Johann Werner），他于1746年来到奥伦堡，设计了大量民用建筑。托茨克距离奥伦堡仅有215公里，由波兰人建立，虽然靠近哈萨克斯坦，但农庄保持着欧式风格。这意味着，在下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国和波兰很有可能是苏联的核打击目标。苏联军官对德国的憎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主动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但是，聚居在奥伦堡州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早在二战期间就被流放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1954年尚未获准返乡。德意志人已经人走茶凉，苏军仍然热衷于毁灭他们留下的“类似于西欧”的一切。

讽刺的是，奥伦堡是俄罗斯控制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战略重镇，是沙俄派出新式伊玛目笼络中亚各汗国的基地，也是出发征服哈萨克斯坦的起点。沙俄凭借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征服了东方，当扩张红利吃尽后，却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大的边患。

德意志人曾经是欧洲的十字军。1241年，他们击败了入侵中欧的蒙古大军，把拔都挡在多瑙河畔整整9个月。1529年和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又在维也纳城下铩羽而归。18世纪，在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支持下，德意志贵族出身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占领中亚北部，建立草原总督区。19世纪，普鲁士国王的女婿尼古拉一世和外甥亚历山大二世占领中亚南部，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

沙俄在东方的扩张，曾长期受到西方国家支持。它以拜占庭继承人自居，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十次俄土战争，夺取突厥语民族的大片土地。沙俄的实力和野心也日益膨胀，逐渐被西方国家忌惮。西方列强或许不在乎东方民族的生存，但如果沙俄拿下君士坦丁堡，就没有人能阻止得了它。第九次俄土战争即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在第十次俄土战争里，俄国于1877年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却在英德干涉下于次年1月退兵。1878年7月，德国召开柏林会议，挫败了俄国肢解奥斯曼土耳其，吞并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泛斯拉夫主义者将奥斯曼土耳其视为头号仇敌，将德国视为二号仇敌。作为一战的结果，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尽数分崩离析，皇冠落地，无人捡拾。

悲剧的第二次上演，往往以滑稽剧的形式出现。在沙俄灭亡50年后，一个“沙俄遗少”居然以“精神突厥人”自居，出版了一本《古代突厥人》。

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1912年10月1日出生于圣彼得堡。虽然他声称自己是沙俄贵族，出生在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但他实际上出生在该市瓦西里岛18号的妇产医院。他的爷爷斯捷潘·古米廖夫担任沙俄官员，拥有个人贵族头衔，但后代无法继承。他的父亲尼古拉·古米廖夫是沙俄军官，1921年被苏俄枪毙。1932年，他在塔吉克斯坦从事地理勘测工作，学会了塔吉克语，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名“阿斯兰”。在突厥语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狮子”，与他的俄语名字“列夫”相对应。1934年，他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次年因发表反苏言论而被开除。他曾经四次被捕，一共劳改十二年。在苏联劳改营，看管人员不准他“写反诗”，却允许他研究匈奴，因为他们对这些东方民族概念模糊，根本无所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1912年10月1日–1992年6月15日），苏联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专家。以非正统的民族学和历史哲学理论而闻名，是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

1960年4月底，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米廖夫的第一本书《匈奴：古代中亚》（Хунну: Срединная Азия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这本书包含三个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决定了他的所有工作：1.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信仰和世界观。2.从自然决定论的角度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把匈奴的大规模社会和军事活动归因为“激情”和“激情冲动”。

该书立即引起了汉学家和突厥学家等专家的关注。第一篇评论由汉学家金·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К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льев）在《古代历史先驱报》杂志上发表。评价极其负面：由于匈奴（匈奴、匈奴）的历史主要来源于中国史料，因此研究该主题的人应该精通中文，最好还精通日语，因为当时研究该主题的是日本研究人员。古米廖夫不会中文，不会日语，古代突厥语也是半桶水，因此失去了了解国外在匈奴问题史学领域成就的机会；他的主要资料来源是19世纪汉学家比丘林摘录的中国古籍，还有一些古代突厥碑铭的译本。这些翻译现在已经过时了。瓦西里耶夫指出了古米廖夫书中的许多重大错误，这些错误几乎都与作者的语言学训练有关。他还提请注意古米廖夫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当古米廖夫情绪激动时，他常常把一个假设、一个假说、一个猜测当作普遍接受的公理。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年8月29日—1853年5月11日），俄国汉学家，俄罗斯中国学、东方学创始人。

1961年，古米廖夫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古代突厥人：古代与中世纪边缘的中亚史（6-8世纪）》（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инной Азии на грани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VI—VIII вв.）1967年，修改后的论文以《古代突厥人》为题出版。古米廖夫为它感到骄傲，并在自传《自死之人》（Автонекрологе）中吹嘘道：

“……《古突厥人》这本书的出版是因为需要反对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我的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人厌恶我，并放弃了对蒙古、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领土主张。”

然而，在当年的中苏论战里，中国媒体从未有只言片语提及他和他的“著作”。直到今天，《古代突厥人》在中国也是鲜为人知。

《古代突厥人》初版封面

古米廖夫敌视苏联政权，但看在领土的份上，却跟苏联统治下的突厥语民族称兄道弟。在这本书的开头，古米廖夫提写道“谨将该书献给我们的兄弟——苏联的突厥民族”（Посвящаю эту книгу нашим братьям — тюркским народа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在序言里，他写道：“俄罗斯的科学家与中亚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学会了用草原人的‘斜视而贪婪’（раскосыми и жадными）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历史。感谢我们的科学家捕捉到了许多西欧人无法察觉的细微差别，并创造了研究游牧世界的一个独特方面。”

他笔下的草原民族，与瓦良格人征服的罗斯十分相似：“当草原上出现一位才华横溢的组织者时，他聚集了一群强大而忠诚的人，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征服他的人民，首先是氏族，然后是部落，最后是部落联盟。然后他和他的手下进行了抢劫活动。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其后果就是邻近部落的吞并。……新联盟的创始人拥有草原上的圣地，恩典赋予他的权力以法律的力量。”

古米廖夫不会中文，并且对中国军队十分轻蔑。他写道：“中国军队的人员都是从田地和花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军官队伍中充满了渴望学术辩论和诗歌集的儒家知识分子。军事法规是由哲学家们制定的，他们秉持着儒家道德。尽管士兵和军官有时表现出奇迹般的勇敢，但边境服役或长期战役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场噩梦。同时军队是固定的，大部分由步兵组成，骑兵则微不足道。显然，有这样一支军队，草原上的霸权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唐朝初期征服了半个亚洲的草原。

为了解释唐朝拥有“武德”的原因，古米廖夫穿凿附会，把唐高祖写成了突厥人：“边境官员李渊，唐朝未来的创始人，他本人就是半突厥人出身，表现出很高的军事天赋。他始终如一，耐心十足让士兵们适应从突厥人那里借来的新制度；士兵们必须住在蒙古包里，吃肉和牛奶，骑马并参加驱赶狩猎。他的士兵在战斗力上不再逊色于突厥人。”他还说，“府兵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 4 世纪征服中国北方的军事组织。在这种制度下，鲜卑族人必须服兵役。作为奖励，他们被分配了土地，并且那些服兵役的人被免除了所有其他义务。服役是世袭的，逐渐地，武士们就成为了特权阶层。起初，这支军队全部由鲜卑人组成，但后来开始吸收来自山西和陕西的富裕汉人。

古米廖夫的歪论与《狼图腾》等“游牧民族中心论”如出一辙。

唐朝的衰落，也被古米廖夫归结于逐渐汉化：“太宗周围既有汉族学者，也有突厥人。而高宗已经接受了纯粹的汉文教育。冲突正是在他的统治下发生的。”在写到女皇武则天时，古米廖夫更是发挥想象力，把出身“五姓七望”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写成了突厥人或鲜卑人：“654年，唐高宗完全被武则天的影响所征服，立她为皇后。新的皇后处理了她的对手，并下令将她们处死，未经审判或指控而被淹死在酒中。随后，毒害、流放、处决、羞辱接踵而至。……一般来说，他们是皇室成员，也是唐朝崛起的亲密帮凶。这并非偶然：中国贵族对他们认为的外国王朝怀有深深的仇恨，取得了突破，并找到了一位值得领导的人。在掌握了丈夫的意志后，皇后镇压了一切反抗，为中国复辟做准备，以确立其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古米廖夫的《古代突厥人》，虽然添加了一千多个注释，但只能算一本历史小说，而且政治意图露骨。在该书语境里，“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忽视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史实。作为一个沙俄遗少，他反对革命党“人人平等”的主张，顺带着对“费拉不堪”的汉人十分鄙视，却把草原民族南下烧杀抢掠当做天经地义之事。他把被唐朝灭亡的东突厥说成“第一突厥汗国”，把另一个草原部落回鹘说成“第二突厥汗国”。在他的笔下，“突厥贵族”个个都像金庸笔下的慕容复，天天梦想复国，又像他一样讨厌学习汉语，“中国的一切都令他们厌恶”。

当写到安史之乱时，这个沙俄遗少异常兴奋，用KB分子般的语调写道：“回鹘人表明了他们来到中国的原因：大规模的抢劫和暴力开始了。居民在佛教寺院中寻求庇护，躲避“救世主”。回鹘人烧毁了两座寺庙，一万人被杀害。”古米廖夫对于杀死中国人，摧毁大唐的尊严有着特殊的兴趣：“回鹘-汉军队于 762 年秋季发动进攻，并击败了叛军。1537年11月20日，回鹘攻入洛阳。……中国已是一片废墟。回鹘人抢劫了当地居民，毁坏了村庄的房屋，幸存的居民失去了所有的衣服，用纸遮住身体。人口下降数量巨大：根据754年的人口普查，帝国共有52880488人，而764年则有16900000人……大唐王朝的骄傲被彻底摧毁，只剩下民兵和雇佣军。帝国的理念已经彻底消失：不再有任何力量、资源或意志来实现它。”

很难理解这个前“沙俄贵族”（姑且算是）对唐朝的敌意。从外表来看，它像波旁时代的法国一样，满足了沙俄贵族心仪的所有审美要素，奢侈、豪华、开放、包容。他所憎恨的并非唐朝本身，而是中国的制度和文明，“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斗争，也是文化之间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和观念之间的斗争。大草原已经宣布了它的权利，它不属于中国，而只属于它自己。……一个时代结束了！大唐帝国的铁箍崩碎，被其束缚了一百五十年的各民族纷纷散去，各自走上了发展的道路。……“文艺复兴”开始了。”

1974年，他又写了一本《匈奴在中国》。在《匈奴人在中国》里，古米廖夫老调重弹，描写匈奴人借壳上市的“机智”：公元3世纪，中亚遭受旱灾，游牧民族开始向中国北郊迁移。尽管中国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冷遇，但匈奴贵族接受了中国教育，却从未成为中国人，也不认为中国人是自己人。结果是起义爆发，新政府成立，移民的后代成为占领者。传记《古米廖夫的儿子古米廖夫》的作者别利亚科夫（Беляков）称，这是“古米廖夫最糟糕的书”。

自由损害弱者，平等压抑精英，古米廖夫以精英自居，要的是绝对的自由，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而背信弃义，巧取豪夺。他笔下的突厥人，匈奴人，倒不如说是他的心理投射。他无法打败布尔什维克，便将怒火发泄在无辜的中国百姓头上。懦弱的沙俄遗老遗少不敢堂堂正正地战斗，而是向苏联灌输帝国主义野心，用它的核弹和百万军队狐假虎威。沙俄遗老遗少与布党的矛盾，无非是后者不愿与他们共享荣华富贵。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古米廖夫还取名阿斯兰，企图利用泛突厥主义来借壳上市。无巧不成书，“灰狼组织”创始人也叫阿斯兰，却对苏联和白俄间谍恨之入骨。倘若两人相见，真正的阿斯兰必定对冒牌的阿斯兰拳脚相加。

1981年，苏联举行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军事演习“ 西方-81”（Запад-81）来炫耀武力，威慑北约。

浦洛基在《原子与灰烬》里写道：中国有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之最接近的西方谚语是罗马政治家和学者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名言：“历史乃人生之师（Historia est magistra vitae）。”自这句话问世以来，历史的教化作用曾多次被怀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持怀疑态度的人远多于相信的人。但我个人相信，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还可以作为借镜，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有努力将所研究的人、地点、事件和过程置于适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过去。

古米廖夫以为自己的“历史著作”会激怒中国人，但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他的原形。就算是论想象力，古米廖夫也并不高明，只是照葫芦画瓢。自1956年起，他与国外的白俄贵族长期通信，对他们拙劣的阴谋有所耳闻。沙俄贵族炮制《锡安长老会纪要》，勾结纳粹入侵苏联，煽动排犹，挑起德国内乱，趁机窃国盗土。当德军打败仗时，他们又见风使舵，刺杀希特勒，自命为“反法西斯斗士”。沙俄遗老遗少与布党的矛盾，无非是后者不愿与他们共享荣华富贵。野蛮不是血统决定的，而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