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红军交手的国军将领中，有过败绩的不计其数，但有过获胜经历的却不多。毋庸置疑，土城之战的郭勋祺属于后者的典型代表。
有意思的是，郭勋祺在土城之役后被老蒋晋升为模范师师长，一来是借此彰显后者在国军中的绝对权威，二来是以此激励川军心甘情愿的做“围剿”先锋。
不过，郭勋祺却没有上老蒋的这条船。抗战时期因与新四军交往密切，郭勋祺被老蒋收缴兵权，一怒之下的他找到四川同乡、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表达了要将自己所部第50军交由新四军指挥的愿望。
当然，在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势下，陈毅若真的按郭勋祺想法照做，无疑会给国军中搞摩擦的反动派以把柄和口实。
直至1948年7月的襄樊战役，作为第15绥靖区副司令的郭勋祺被我军俘虏。经刘伯承和陈毅等人坦诚接见后，答应回到四川对原川中将领进行策反，以期早日促成西南解放大局。
而他策反的首个对象，正是昔日被视为“四川王”刘湘接班人、有着“潘鹞子”之称的潘文华。
潘文华在川军中的名气和实力都无法与“川中五行”相比，但却在刘湘猝然长逝后继承衣钵，成为新川中五行之首，不得不说是一个意外收获。
所谓的川中五行，是指当时四川军阀中风头正盛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王陵基五人。由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生态，以五人为代表的军阀混战、连年征战成了四川近代社会的鲜明常态。
直到1933年“二刘争川”以刘湘胜出而告终后，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才算有了终结。抗战爆发后，四川各军阀麾下部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并出川抗日，谱写出“壮士出川”的悲壮篇章。
遗憾的是，川军核心人物刘湘在1938年初病故于汉口，部属潘文华则一路护送灵柩返回四川。在此之前，时任第7战区23军军长的潘文华所部两个师在广德保卫战中受损严重，川军另一名将领唐式遵借机诬告打压，致使对方被老蒋撤职留任。
此次回到四川后，心灰意冷的潘文华也结束了短暂的出川抗战历史，索性在家闭门谢客，不再理会窗外之事。
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老蒋这边借刘湘之死迫不及待的将盟兄张群推到了四川省主席的位置上，岂料四川各地的大小实力派均不约而同的表示抵制。无奈之下，老蒋只得改任此前积极向自己靠拢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
而反对张群就任最积极的，当属刘湘生前组织建立的“武德励进会”组织。这是昔日刘湘为强化对嫡系部队有效掌控而将军中营以上干部有效聚拢起来的一个组织。刘湘骤逝，群龙无首的武德励进会自然要重新推举推举一位合适人选来出任会长。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势力扩张的机会，川中大小军阀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不过令众人尴尬的是，最终胜出的却是解甲归田的潘文华。
归根结底，一是源于潘文华最早追随刘湘且始终备受对方信任，在资历上完全没有问题；二是潘文华治军严谨，威望深厚，是能得到刘湘旧部一致拥护支持的不二人选。
以至于在推选新会长的会场上，有人竟不惜公开喊出“谁反对这个提议，谁就是‘川奸’，人人得而诛之！”
话说到这个份上，潘文华想再低调下去都难了。而随着他本人取代刘湘位置成为川中军阀集体拥护的对象后，老蒋这边也就不便再继续进行打压控制了。
随即，潘文华被任命为28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等要职，并于1939年3月被老蒋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老蒋这边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拉拢潘文华，但潘文华却始终牢记刘湘多年前的那句忠告：
老上司的警示话语音犹在耳，潘文华又岂能轻易与反复无常的老蒋结成联盟？
相反，在继承刘湘的武德励进会衣钵后，潘文华一面积极团结川中各方势力，以形成一股老蒋难以渗透的“防线”力量；一面积极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密切交往，初步建立起统战关系。
最终，在联合本土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云南王”龙云的基础上，四川、西康、云南三省达成联防协议，不仅迫使老蒋调王瓒绪出川抗战，同时将对方派往绥署出任参谋长的戴高翔、傅炳勋二人以保荐升官以及送钱的方式成功送走。
至此，川军各将领紧密团结，形成了四川短暂的稳定发展的局面。
1949年5月底，根据教员对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明确指示，刘邓率二野大军随即转入进军西南的进程中。
彼时的潘文华不同于日后一同起义的刘文辉与邓锡侯二人，尽管内心认同我军的政策主张，但苦于自己身在成都、身边却无一兵一卒的窘境，一时又不知该从何下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源于抗战胜利后老蒋对潘文华的“秋后算账”。
对一向同自己貌合神离的潘文华，睚眦必报的老蒋自然不会心慈手软。抗战胜利后，他先是裁撤了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以及巴山警备司令部，随后又以整编部队名义裁撤了潘文华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仅保留对方的56军军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之职。
做完这些，老蒋还不足以泄心头之恨，又进一步成立了川黔湘鄂边公署，调潘文华所部四个师驻防黔江、酉阳、秀山及湘西边境。自此，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一体”的川康防线已然不复存在了。
至1949年初，潘文华所能直接掌握的嫡系力量已然被老蒋肢解的支离破碎，挂着“重庆行辕副主任”空头衔的他索性选择赴成都闭门养病。
随着渡江战役后解放军大举南下，拉开了解放全国的大幕，策动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起义的工作也就顺势提上了日程。
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同周恩来保持秘密联络，此番又从成都地下工作者口中在得知我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顾虑全无的二人相机开展起义行动的策划。
潘文华这边，也在当年9月份迎来了昔日旧部、如今身负刘伯承“起义策反”重任的郭勋祺。一番寒暄过后，潘文华获悉了对方的意图，也从心底里认同起义主张，不过，患得患失的他还是难以下定最后的决心。
究其原因，还是自己身边的“如夫人”闹得。所谓的如夫人，不过是有别于正室以外的侧室妻妾，按理说不至于令潘文华大伤脑筋。但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这位如夫人是当初老蒋和毛人凤为监视自己而“硬推”过来的。
一来其军统身份的特殊性难免让她对自己筹划起义的行动产生梗阻，这一点从对方反复劝自己前往国外定居的态度似乎也能一见端倪；
二来从个人角度出发，这位如夫人虽是老蒋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工，但毕竟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枕边人，他既不希望对方阻挠干扰自己的起义行动，同样不愿看到双方反目成仇、流血冲突的画面。
左右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他只得给出老友郭勋祺一句“时机未到”的答复。不过，几天之后，潘文华在参谋长杨续云口中得到了一个解决后顾之忧的两全之策。
作为追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参谋长杨续云，在忠诚可靠度方面自不必赘言。潘文华将郭勋祺到访劝进以及自己对如夫人的顾虑向对方和盘托出后，杨续云旋即给出了一个令潘文华眼前一亮的主意：
最终，本着好聚好散的态度，潘文华将家中财物散尽，礼送如夫人去了香港寓居。而他这边则正好抽出身来，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一道秘密洽谈起义事宜。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解放。老蒋在西南的30余万精锐开始向成都集结，妄图依靠最后的反攻基地负隅顽抗。
抵达成都后，老蒋即马不停蹄的召见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等川中“地头蛇”们，一面恩威并施，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合署办公”名义将指挥成都决战的大权交由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宗南，一面又以形势紧迫为由要求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尽快将家眷转移至对面宝岛上去。
彼此都是千年的狐狸，老蒋再玩这套“聊斋”的把戏就有些相形见绌了，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自然也不会轻易上当。
但考虑到老蒋这边已经让中央军渗透到成都各个角落的操作，三人又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应当择机出走，一同在外汇合后采取起义行动。
潘文华因最早收到老蒋遣人送来的机票，因此于12月5日晚在卫士的掩护下化装逃出成都，提前来到邓锡侯所部第95军的驻地彭县。
对潘文华的仓促出逃，老蒋自然震怒不已，但同时也令他加紧对刘文辉与邓锡侯二人的监视。
两天后，老蒋以北较场谈话的名义召刘文辉、邓锡侯二人前往议事。得到消息的二人瞬间感觉老蒋可能要用非常手段来达到控制和解决目的，索性下决心步潘文华“后尘”出走，于12月8日凌晨纷纷前往彭县与潘文华会合。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彻底脱离老蒋的“魔爪”，在起义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仓促间起义不免让人有种三人被老蒋“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又何尝不是川军与老蒋数十年斗争抗衡凝结成的必然结果呢？
昔日种下的苦果，最终还是被此刻的老蒋无奈吞下，带着对“西南决战”的最后幻想，他心有不甘的逃离成都这片是非之地……
虽然此前收到同在云南宣布起义的卢汉“扣留老蒋于成都”的电文，但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都没有这么做，倒不是说三人反对如此，而是形势所迫，能脱离险境、自保周全已殊为不易，更别谈在中央军密布的情况下顺利拿捏老蒋了……
尽管如此，彭县起义仍不失为西南解放进程中一次成功的起义行动，他既保全了川军精锐力量，也推动了成都解放进程，称得上是功莫大焉。
值得一提的是，潘文华在起义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虽始终处于年老多病状态，但对新中国建设发展依旧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抗美援朝期间，病重的潘文华响应国家号召，散尽家财为志愿军购置棉衣，为世人作出了爱国表率。
正如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常讲的那句“革命不分先后”一样，潘文华在最后时刻选择站到历史潮流的一边来，总归担得起我们一声由衷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