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隆冬的宿迁城，家家屋檐垂挂着冰棱。这座苏北千年古城，往日的捣衣声、货郎叫卖声已然绝迹。日军攻破南京的消息顺着运河传来，码头上挤满逃难人群，就连平日里最便宜的船票，价格也飙升至十倍。陈家宅院内，祖父将最后两袋麦子埋入地窖，转身对十五岁的长孙陈玉仑说道：“鬼子要是真来了，你就带着弟弟们躲进东院夹墙。”
腊月初九的清晨，天气格外阴冷，城南天主堂的钟声忽然沉寂。正在灶房煮粥的祖母手猛地一抖，木勺“啪嗒”掉进锅里——城门口传来密集的枪声。祖父抄起顶门杠往外冲，迎面撞见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入院子。领头的军曹狞笑着用刺刀挑起祖父的棉袍，刀尖在老人胸口划出缕缕血痕：“花姑娘，有没有？”话音未落，刺刀已刺穿老人的胸膛。躲在柴垛后的陈玉仑死死捂住三弟的嘴巴，眼睁睁看着祖父的鲜血在青砖地上洇开，宛如一朵暗红的花。
三日后，宿迁城飘起鹅毛大雪。日军宪兵队在城隍庙前架起机枪，三百多名青壮年被铁丝穿锁锁骨，跪在结了冰的戏台上。陈父带着两个儿子蜷缩在邻居家的地窖里，头顶不时传来皮靴踩雪的“咯吱”声。忽然，“轰隆”一声巨响，震得房梁上的灰土簌簌掉落——天主堂方向腾起滚滚黑烟。五岁的玉松吵着要去看热闹，祖母拗不过，便拄着拐杖带孙子们转到前街。陈家宅院门前，两个身着棉袍的孩童躺在血泊之中，妹妹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枚破碎的铜铃铛。街坊邻居低声传言，这是刚从天主堂回家的陈家兄妹，日军试射的新式炮弹恰巧落在院中。
当夜，北风呼啸，城西突然枪声大作。陈家人摸黑躲进东院夹墙，六十岁的堂伯陈启光抱着棉被挤了进来，狭小的夹缝里挤满了七口人。祖母执意留在外间：“我这把老骨头，正好给你们望风。”凌晨时分，木门被踹开的巨响惊醒了所有人。透过砖缝，陈玉仑看见刺刀的寒光在月光下划出冰冷的弧线，祖母佝偻的身躯踉跄着栽倒在地，鲜血从她脑后汩汩流出，在地面凝结成黑色的冰。
次日正午，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日军开始纵火焚屋，火舌顺着茅草屋顶窜起三丈多高。陈家人被迫转移到李宅废墟，发现这里早已聚集了二十多个逃难的人。断墙之下，躺着一个身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肠子流落在磨盘上，手里还紧攥着半截窝头——他是从临沂撤退下来的57军士兵。五岁的胡家小妹蜷缩在墙角，屁股被余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却紧咬着嘴唇，不敢发出一声啼哭。
腊月十二，最后的口粮也吃完了。男人们趁着夜色在废墟中翻找，陈父从自家地窖挖出半袋发霉的山芋干，胡家大哥在茅厕墙洞发现了连通陈宅的水井。众人用破铁锅煮山芋粥时，西北风带来一股令人作呕的焦臭味——野狗正在土地庙前啃食尸体。深夜，在此起彼伏的嚎叫声中，念佛的李老太突然扯断念珠：“横竖都是一死！”说完，她径直走进雪地，再也没有回来。
五天后，城门口贴出“安民告示”。陈父用锅灰将孩子们的脸抹成花脸，趁着月黑风高摸到西北圩门。铁丝网上的罐头盒叮当作响，五岁的玉松被抛过铁丝网时，小脸重重磕在冻土上，却硬是一声不吭。穿过张老庙废墟时，火堆旁烤手的黑影吓得众人屏住了呼吸，直到看清那是同样在逃难的王铁匠。趟过结冰的护城河时，陈玉仑回头望去，宿迁城在冲天的火光中宛如一个巨大的火把，将雪夜映照得一片血红。
二十年后，已成为教师的陈玉仑带着学生重访故地。昔日的李宅废墟上，野苋菜长得郁郁葱葱，翻土时，铁锹突然“当啷”一声撞到硬物——那是半截锈蚀的铜铃铛，上面还缠着发黑的棉线。在当年夹墙的遗址处，考古队员清理出七具相拥的白骨，其中一具佝偻的骸骨手腕上，还套着裂成三段的翡翠镯子。如今，在宿迁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那枚找回的铜铃铛静静地躺着，标签上写着：“1937年冬，宿迁罹难同胞遗物”。这一件件遗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惨痛的历史，警示着后人勿忘国耻，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