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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8年，袁世凯陵园竣工在即，长子袁克定提出要将袁世凯的墓地起名“袁陵”，但他的提议却引起了众人哗然。
“陵”字专属于帝王，可袁世凯的帝制闹剧仅83天便草草收场，此名一出，举国反对。
关键时刻，老友徐世昌改一字为“林”，瞬间化解危机，这一字之变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
1895年，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编练新建陆军，设立步兵等多兵种，甚至配备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
他每天亲自巡视营房，与士兵同吃同住，很得民心。
袁世凯权力逐渐如日中天，但随之而来的是满族亲贵对他的猜忌，很快被摄政王载沣罢免，被迫回到洹上村养病。
在这段时间，袁世凯暗中筹谋势力，组建操控北洋军，以寻得一个反叛的良机。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一面派冯国璋猛攻汉口，给革命党施压，一面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与孙中山谈判，最终达成清帝退位、袁任总统的协议。
1912年，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
然而短短三年后，他便上演了一出帝制闹剧，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穿十二章衮服，行三跪九叩礼。
这场复辟立即引发全国抵触，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痛斥袁世凯复辟帝制，各地军阀纷纷响应，北洋集团内部也分崩离析。
不久之后，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取消帝制。
后来袁世凯已经去世，他的陵墓地点应该如何选择？又如何命名？
尽管袁世凯称帝失败，但他儿子仍然希望通过墓地选址，保留一丝帝王气象，于是袁克定聘请河南有名的风水师郭书润去寻觅陵墓地址。
郭书润耗时三个月勘察，选定了安阳洹上村。
这里因商朝都城殷墟闻名，也是袁世凯的龙兴之地，暗合袁氏家族的帝王情结。
陵园建设始于1916年秋，负责设计的德国工程师莫勒曾参与青岛总督府建设，很擅长融合中西建筑风格。
袁世凯的陵园结合传统礼制特点和现代元素，神道两侧立望柱、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还有文官俑、武官俑各两对。
文官俑头戴宋代官帽，手持朝笏，神态恭谨；武官俑在俄身披唐代铠甲，腰佩宝剑，威风凛凛，完全仿照明清帝陵“石像生”规制。
而墓冢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覆德国进口红色花岗岩，内壁镶嵌意大利白色大理石，刻有袁世凯手书《祭天词》片段。
墓前设九级台阶，取“九五之尊”之意。同时摒弃了传统帝陵的宝顶设计，改用西式穹顶，最终呈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特色。
这项工程耗资巨大，总花费达75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安阳县30年的财政收入。
其中30万两来自北洋政府拨款，25万两由袁氏家族自筹，其余来自各省军阀捐赠，如张作霖、阎锡山各捐5万两。
1918年6月，陵园竣工在即，袁克定率先提出“袁陵”之名。
理由是袁世凯曾为中华帝国皇帝，虽在位日短，但有帝号，是名正言顺的帝王，因此用帝王的“陵”是最为合适的。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大众的反对。段祺瑞说袁世凯称帝本就是自取其辱，何必再添争议？
章太炎更是措辞激烈，提出袁世凯称帝本就十恶不赦，其墓若称陵，难道不是乱臣贼子最后被冠了一个帝号？
关键时刻，曾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出面调解，他与袁世凯相交30年，曾共同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深知其中利害。
徐世昌召见袁克定劝他，陵字是帝王专属，但是袁世凯称帝被天下所弃，若用此号，必遭非议，这样对袁氏家族有什么好处？
同时，徐世昌提出改“陵”为“林”，首先中国向有“贤达之墓称林”的传统，“林”与“陵”同音，既保留尊贵感，又没有帝制色彩。
更何况当时南北对峙未解，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仍在广州执政，若坚持“陵”字，必被南方借题发挥，加剧分裂。
改“林”后，北洋政府可宣称“袁公为民国元首，非帝王，故用‘林’合礼”，堵住悠悠众口。
徐世昌还主动提出亲题墓碑，刻意强调“大总统”身份，淡化“皇帝”头衔。
袁克定一心想彰显父亲地位，但思考再三，“林”字虽非帝号，却比普通“墓”“冢”更显隆重，最后接受了这个提议。
从“陵”到“林”，徐世昌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在民初派系林立、矛盾丛生的背景下，这种妥协避免了更大的分裂，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袁世凯的墓地命名争议，最终以“袁林”定名落幕。
袁林见证了一个强人试图逆转时代潮流的失败，也记录了一个国家在转型期的阵痛，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参考资料：
《袁世凯全集》（全20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洹上村志》，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
《申报》相关报道（1916-191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民国人物传》（第三卷），李新主编，中华书局，1980年
《袁世凯传》，李宗一著，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近代建筑史》，刘敦桢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安阳市文物局：《袁林保护规划文本》，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