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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通知蒋介石，决定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指挥官。
11月1日，魏德迈抵达重庆上任。
1、蒋介石的冷遇
魏德迈上任时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态度，显然无法和当年史迪威来华时相比。史迪威上任前已经得到美国领袖极力推崇，魏德迈却没有那种幸运，军部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都没有给魏德迈热情洋溢的赞词。蒋介石对魏德迈除了几次短暂会面外，也缺乏深刻了解。
蒋介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美军在欧洲战场战功显赫的将军。魏德迈的声望肯定不如他们，因此魏德迈既非蒋介石的首选，也非他无法接受的人物，蒋介石对他既没有高度期望，也没有给他热烈欢迎。
其次，魏德迈面临的中国局势也远比史迪威来华时险恶。史迪威抵达中国时，中美同盟关系刚刚开始，双方感情依然融洽。蒋介石殷切期望从这个新盟邦获得实质性援助。魏德迈甫就职，蒋介石已不敢对美国援助存任何奢望。事实上美国军方老大不愿意指派魏德迈出任新职，而在中国人眼中，魏德迈的任命只不过是为掩藏中美关系裂痕，而在伤口贴上的一块纱布而已。
魏德迈和史迪威来自同样一个美国军方，而蒋介石很难忘记，这个军方曾极力抨击过他本人和中国的军队，因此无法奢望魏德迈和其他美国军人会有任何实质上的不同。
事实上蒋介石对魏德迈的第一个评价，是他在魏德迈抵达重庆第五天的日记(11月6日)里写下来的：
魏德迈的心态一如其他美国军人，总以为中国需要美国援助，乞求魏德迈高抬贵手施舍，表现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一贯轻视。
特别让蒋介石感到不满的是，魏德迈在中国人为他布置的欢迎会上表现冷漠倨傲。蒋介石致欢迎词时说了一大堆客气话，表达了中国对魏德迈的充分信任，而魏德迈居然面无表情，连例行的谦让领情之词都不曾回敬一句，使得蒋介石大感意外和自讨没趣。
难怪他事后承认，如同冰凉的雨水倾盆而下，顿时把他对这位美国军官的友谊表示洗得一干二净。也难怪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把魏德迈形容成一个典型反映军部仇华心态的例子，指责魏德迈“彼政治脑筋绝无也”，他的任命是美国没有丝毫诚意援助中国的明确信号。
这真是一个充满灰暗的开端。归根结底，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或是美国人相信，史迪威离职后中美同盟关系会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2、魏德迈最初面临的难题
魏德迈对中国局势最初的观点和其他美国军人并无不同。
他在呈送给军部的第一件报告中列举中国军队的缺点，如：军官缺乏现代化军事知识和能力低落，士兵健康情况极差，营养不良，武器老旧，征兵制度充满缺陷，地方军人鱼肉乡民，几乎是史迪威批评的翻版。但是这同时也显示魏德迈出色的学习求知能力，很快就进入情况，并且掌握了史迪威自视为独到见解的讯息。
事实上，由于他的报告充满了负面讯息，以致罗斯福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大量引用据以表达对中国局势的悲观和失望。当然，罗斯福的做法也增加了蒋介石对魏德迈的抵触情绪。
魏德迈上任后对蒋介石的印象同样恶劣。他的不满包括：蒋介石在重庆直接指挥前线作战，不断改变作战计划和决策，完全不了解运输和后勤需求等等。
魏德迈到重庆没有多久，便在昆明和重庆的防务问题上，和蒋介石发生严重冲突。原因是蒋介石经常改变主意，又不事先通知魏德迈。
但是魏德迈和史迪威不同之处是，史迪威碰到这种场合，总是忍不住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而魏德迈则只是就事论事，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
换言之，当魏德迈和中国人产生歧见时，他不会直接打击对方自尊心，而是以坚定有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奇怪的是，魏德迈和史迪威一样，都据实指出中国军队的缺点，但是中国领袖对魏德迈的建议和批评，却有大不一样的反应。
魏德迈尽管详列中国军队的各种缺失，却证明有能力用新的合作和互相尊敬的精神与中国人共事，并使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美国军方在同盟关系建立三年后，也终于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总部。魏德迈还勤奋地赴前线各地实地考察，对于中国军队的实况得到第一手资料。比如说，仅仅是1945年6月份之内，他就走了几千里路，巡视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两岸的防地。
珍珠港事变以来，没有一位美国将军肯花时间做同样的事情。所以魏德迈对中国人作出观察或是批评时，总能举出真凭实据支持自己的论点，既不是谩骂，也不是以偏概全，让听者口服心服。
史迪威要抓指挥权，但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承担帮助中国军队发展和建立更好后勤系统的责任。魏德迈则不然。当下属建议美国应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一套有效的补给系统时，他立即向马歇尔提出具体方案，请求批准。不久，他又同意把中国的后勤部门放在他的指挥系统之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要求不仅没有引起任何冲突，反而得到蒋介石的欣然同意。
魏德迈工作短期内就作出出色表现，以致纳尔逊1944年12月向总统报告时非常兴奋，宣称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周内已有令人瞩目的改进。纳尔逊特别指出，蒋介石和美国军方的关系转为良好，正和魏德迈密切合作，阻止日军向四川推进。
纳尔逊提醒总统，三四个月前的情形糟糕透顶，而现在中国政府主动推行重大改革。纳尔逊的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中国政府无论在军事或是经济方面，都有令人振奋的进步。
因此，颇具讽刺的是，史迪威曾经预言过，假如中国不赶紧把指挥权交给他就必将全面崩溃。可是史迪威本人离开中国战场后才不过几周，中国局势反而大幅改善。史迪威不屑一顾的中国需求(如军队后勤业务)突然得到美方响应，而史迪威极力反对的意见(如把远征军调回中国加强本国防务)也突然得到重视。这一切改变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史迪威本人离开了中国。
当美国输入中国的资源达到一定规模，又没有一位史迪威在旁边根据个人喜怒好恶随意关上运输管道时，中国人也开始表达合作的意愿。
有趣的是，中国方面的事务负责人依然是史迪威嗤之以鼻的原班人马，并未经过重大人事改变，但是美方负责人的更换却立即改变了双方的行为模式，并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现。
2、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在中国人眼里，魏德迈立场坚定，不自大，也不会侮辱和看不起别人。他对中国人的批评虽然很多，但是提出时态度诚恳，而且都是为了增进中国本身的利益。所以没有多久，中国人对魏德迈的好评便出现了，而且与日俱增，中美官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改善。
蒋介石和魏德迈相处两周后，很为魏德迈全身投入改进中国指挥系统和西南各省防卫部署的努力所感动，对魏德迈的观感出现戏剧性一百八十度改变。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奸讦劣性，完全相反也。其办事紧张积极，我国军人应效法之。”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他能够给另外一个军人的赞誉，恐怕不可能比这几句话再高了。
蒋介石在这么短时间里观感改变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从魏德迈抵达重庆之日开始，他们两人之间就建立了一个工作常规，争取每天会面，讨论中国战区内各种军事问题，包括指挥系统、组织、作战及训练、驼峰运输、广西防务、战区重新划分，甚至建立一支新军等等。蒋介石在1942年初邀请美国军人充当联军参谋长，原来就是为了能够在以上各领域得到咨询和协助，但是却被排斥，而要等了两年多才终于得到美籍联军参谋长的关注，认真执行他的职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德迈绝非靠着曲从蒋介石意旨而赢得对方善意。
恰巧相反，他对中国军队缺点的批评，恐怕比史迪威更为尖锐而详尽，而且打从抵达重庆之日就没停过。比如说，1944年11月21日，魏德迈在一个漫长而又令中国人感到如坐针毡的会议上，淋漓尽致地把中国军队的缺点数说了一遍。
蒋介石感到震惊，却不气愤，并于事后在日记中写道：
“所部不力，积习难改，夫复何言。为（惟）其所云者，亦多良药苦口之言，若不再自振奋，雪耻图强，将何以为人耶。”
魏德迈这次发言后六天（11月27日)，蒋介石和魏德迈再度详谈后，认为中国必须认真对待魏德迈的警告，并指出魏德迈的话应该让中国人听了之后感到惭愧不已才对。
11月30日，他听到魏德迈彻底批评中国将领们的劣迹，在日记中又写道：“使余愧感万分。”“然而魏德迈等对我国军事与行动之批评，实令人惭愧无地，然而其热忧与直谅可感。不如往日史事之阴狠，故余对之，但有兴奋与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
接着12月9日，魏德迈当着赫尔利和宋子文的面，要求蒋介石解释，为何在没有咨询他的意见之前，擅自改变昆明防守计划。蒋介石不但感到欠魏德迈一个详尽解释，而且答应今后定会改善和美军之间的沟通。
但是，一旦牵涉到原则问题时，魏德迈的态度会变得毫无商量余地。比如说，当他发现中国运用租借法案物资违反美国政策时，马上向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而蒋介石也赶紧指示宋子文加以改正。就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导致中美关系产生重大裂痕的事件（例如1942年7月间的两架运输机事件)，就得以用平静而又坚定的外交手段在几分钟之内解决了。
魏德迈对中国军队的批评和史迪威并无实质上差别，但是他从中方得到的响应却截然不同。
道理就在他用的方式：有礼貌而不是出口伤人，理性指出而不是狂妄叱责，帮助对方看出和改正缺点，而不是存心打击和摧毁对方自尊。魏德迈谨守既合礼节而又坚持立场的作风，即便使用了比史迪威更露骨的语言，也总是用积极正面的精神处事。
一旦蒋介石信任了魏德迈的真诚和敬意，就不管魏德迈批评的内容如何，蒋介石都把它们看成魏德迈的善意表现和尽忠职守。因此，尽管魏德迈的批评令人感到痛苦，蒋介石还是把它们当成是“良药”勉强吞咽。尤其让蒋介石领情的是，中国战区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过去都被史迪威搁置不顾，现在魏德迈主动关注，并将之改善。
蒋介石在态度上的这种改变，使得中美两个盟邦在魏德迈抵华之后的头几周内就减少了摩擦，增加了合作。
应该记得，蒋介石对魏德迈个人的赞词，是在他仍然不信任美国军方的情况下说出来的。他们两人关系的改善，也导致蒋介石减少对美国军方的敌意。比如说，1944年11月中旬，蒋介石因为美国军方未能把原先承诺的物资送达中国，也没有把原先承诺的机场建造费和维持费交付中方，对美国军方仍然大表不满。
但是12月初，蒋介石却开始赞扬美国军方，这是长久以来难得听到的声音。蒋介石巡视贵州贵阳时，发现当地军队情况极坏，便非常坦然地对同僚承认，中国实在不可以责怪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接着就极力嘉许美国人批评其实是负责任的表现，并告诫中国将领，如果没有美国人协助，中国在印度的远征军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战绩。
到1945年初，蒋介石对魏德迈的工作成绩和个人品质，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以致他告诉罗斯福（1945年2月17日)说：
魏德迈将军奉派来华之后，我中国军事之改进，获得其不少宝贵之协助。彼豁达爽直之热诚与切实而精详之工作精神，实为余所罕见者，余得与彼合作，殊觉非常愉快。余之同僚，与彼感情亦极融洽，故现时中国军事上之设施，已因此而日见加强。
有趣的是，史迪威的尖酸刻薄虽然让一些美国军人得到某种畸形的心理满足，但是魏德迈安详庄重而又诚恳的态度却更赢得中国人的合作。
3、建立互信的过程
有两件事大大巩固了蒋介石对魏德迈的信赖和崇敬：第一是魏德迈同意把部分远征军从缅甸战场抽调回国；第二是魏德迈执意要和蒋介石一起死守重庆。
魏德迈刚就任新职，就必须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蒋介石向美国压力低头把军队送往缅甸战场时，日军正展开“一号作战”，进攻河南和湖南。蒋介石在这一年夏天，已经要求撤回一部分远征军，以应付中国本土的紧急情况，但立即遭到史迪威的怒骂。
1944年12月初，魏德迈愿意放弃史迪威的僵硬主张，告诉军部说，中国局势严重恶化，必须召回至少两个师的兵力，以保证昆明空军基地不至于落入日军手中。魏德迈向马歇尔保证，他非常不愿意召回两个师去妨碍蒙巴顿作战计划，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仍不得不提出这一请求，相信马歇尔在同样情况下也一定会作出同样决定。
魏德迈和史迪威大不相同的是，他并不把中国远征军当成是“我的军队”，而且把当务之急和未来期望分得清清楚楚。
换言之，不管缅甸战争未来的胜利能够带给中国多大好处，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赶快解除日本进攻的军事危机。如果不能有效解除当前危机，而只是想到缅甸战争结束后，每个月可能进入中国的10万吨物资，那不过是在做白日梦而已。
马歇尔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同样值得注意。在此之前，他曾经全力支持史迪威，断然拒绝中国请求。而现在他却建议参谋长联席会接受魏德迈的请求，这显然需要一番新的说词。
马歇尔的逻辑是这样的：
“委员长已经决定要召回这些部队。说到底，他们是他的部队，服从他的命令。根据魏德迈所提供的有关当前的危急局势的报告，我们无法反对委员长的裁决，去运用他自己的部队，去对付中国面临的威胁…”
接下来，马歇尔还采取连串措施，帮助魏德迈实现他的请求，包括说服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和丘吉尔接受魏德迈的建议。
对于中国而言，幸运的是魏德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和史迪威分道扬镳，而且没有丝毫犹豫，务求用一切方法挽救中国战局。即使在挑选回到中国的部队时，蒙巴顿希望挑选远征军中战斗力较弱的部队，而魏德迈却坚持挑选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如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全力解救中国的燃眉之急。魏德迈的立场使蒋介石大为感动。
“一号作战”末期还发生另外一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后果，却对蒋介石产生了巨大心理效应。
1944年12月初，日军兵锋抵达四川和贵州两省接壤之处，有把攻击矛头指向重庆之势，中国军队似乎无法阻挡。据蒋介石日记，魏德迈敦促他及早准备把中央政府迁往昆明，但是他断然拒绝撤离重庆。12月4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再次提出同样建议，并告诉蒋介石应该优先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他的个人尊严，他又斩钉截铁回应道，即使重庆陷于敌人包围也绝对不会出走。一旦魏德迈了解到蒋介石的决心，他随即声明，只要蒋介石拒绝离开重庆，他也将留下不走，一定与蒋介石共存亡。
魏德迈12月7日给马歇尔的报告，证实了蒋介石的记载。根据魏德迈的说法，当他建议蒋介石拟订撤离重庆计划时，蒋介石“断然宣称他打算留在陪都。如有必要的话，甚至不惜死在那里”。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心中无疑是充满牺牲决心，但是魏德迈的政治嗅觉让他联想到蒋介石的其他考虑。正如魏德迈告诉马歇尔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许多政治含义在内”，蒋介石表示与重庆共存亡的决心也不例外。
魏德迈得到的结论是，蒋介石决心留在重庆，他的政治考虑不止是因为四川人口众多(6500万)，物产丰富，也是因为离开四川以后势必要进入其他地方实力派军人的势力范围，届时他可能遭到把持、抵制，甚至叛乱。根据魏德迈推测，假如蒋介石撤退到昆明地区，云南的龙云很可能就会把他软禁起来，或是把他当作人质来裹胁中央政府。
4、蒋介石的“感动”
11月初，广西桂林守军在宣布决心死守以后，仅仅抵抗一天就弃城而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这个防御结局大出蒋介石意料，因为守军号称桂系最精锐的战斗部队，而且这是保卫他们自己的乡土。守军不但有足够时间建筑工事，更从中央政府得到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最好武器。对桂军的溃亡，蒋介石非常震怒，但是因为军队属于桂系，只能抑住满腔怒火。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虽然事后都为部队的无能向蒋介石道歉，可是并不愿意以军法惩治失职将领。
李、白两人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地方军人，所部在中国军队中素有善战之名。他们布置在桂林的守军，究竟是败在战斗力薄弱，还是败在想保存实力，并不是我们此地要关注的问题。
类似情形也在其他地区发生。比如说，11月中旬，一个粤系部队（第九十师）在没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便擅自开进江西赣州的飞机场内。蒋介石既无力命令该师离开机场，也无力处分抗命的该师师长。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师长是名义上属于中央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薛岳将军的弟弟，而他开进机场可能来自薛岳本人授意，企图截留美国空运赴该地的武器。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派何应钦到云南视察公务，云南实力派军人龙云立即认为中央政府预备对他有所不利。结果是，省政府拒绝接待何应钦，龙云卫队紧闭省府大院大门，放哨站岗，气氛紧张，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旦魏德迈决定和他长官一起死守重庆，他赶紧向马歇尔保证，自己绝非失败主义者，情况也绝非濒于绝望。
他作此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只是要肯定未来不会有人说：“在中日战争决定性的最后阶段里，美国人抛弃了中国。”
事后的发展是，日军并未能进攻重庆，但是蒋介石却被魏德迈表现出来的荣誉心、勇敢、责任心和对中国人的尊重所感动。
他在日记中写道：“魏且以余守重庆则彼亦愿同生死不离左右之言相约，更使余起不孤寂之感矣。”这成为魏德迈能够赢得蒋介石信任和尊敬的最重要原因。
无可置疑，蒋介石当时一定在内心中把两位美国军官，在类似情况下的行为作了一次对比。1942年5月，一个美国将军比他属下所有的中国官兵都更快地从战场上消失无踪。但是在1944年12月，另一位美国将军却坚决拒绝离开职守，誓与他的长官同生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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