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坎会议刚结束，粟裕就收到了一个香烟盒。
他拆开后，脸色瞬间变了，日军，知道了新四军的行军路线。
谁泄的密？怎么泄的？他心里明白，这是要命的事。
——《壹》——
香烟盒里的图案
1942年，苏中气候闷热，部队刚结束一场拉锯战，正准备部署下一轮反击，南坎会议在一个废弃学堂里召开。
布防、粮草、行军路线，统统写在地图上。
参会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粟裕点了根烟，在地图前站了很久，会后第三天，警卫带来一个包裹，包装普通，是几盒香烟。
这不是稀罕物，但粟裕一眼就看出不对。
每次行动前，他和施亚夫之间，都会约定一个暗号，烟盒，就是信号，他拆开其中一盒，里面夹着一小张纸，字很少，笔迹粗糙。
“行军路线已被敌掌握，小心埋伏。”没有落款，没有细节。
只这几行字，粟裕却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敌人知道了行军路线？这不是猜，是确定，南坎会议的部署，全是军中高层会议内容，封闭场所，专人记录。
除了电报发往外线，没有第二个渠道。
纸条的出现，是个警告，更是个倒计时，粟裕没吭声，他让参谋拿来电台记录，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无线电联络都是内部军用加密频道。
电报员都是老红军出身，履历干净，他皱了皱眉。
但敌人知道的太准确，不是碰巧，是提前埋伏，第二天，又一盒烟到了，他拆开后愣住了，纸条上没字，只有一个小图案。
铅笔画得很粗糙，是一幅耳机图。
没人能看懂，但粟裕懂，耳机，指的是电台，香烟代表敌情，耳机指的是方向，敌情在电台，这是他们之间定好的密语规则。
粟裕点了根烟，看着地图发呆。
他明白了：不是有人泄密，是有人通过电台，把会议内容发出去了。
——《贰》——
查内奸，要命的决定
南坎会议的内容，只有五人完全掌握，另有十几人知道部分情报，消息要传出去，必须经过电台，如果施亚夫说得没错。
敌人掌握得如此精准，电报科就是泄密的关键点。
粟裕召集警卫，第一条命令：关掉所有电台，第二条命令：全部改道，原定路线作废，他甚至不再通过电报传令，一律靠骑兵送信，逐个通知。
第三天夜里，一支骑兵分队赶在天亮前，拦住了已经动身的几个干部小队。
带他们转向新路线，那一夜，雨下得很大，如果迟两个小时，这几支队伍就正好撞上日军设下的口袋阵。
粟裕没有犹豫，他把电报科长叫来谈话。
粟裕只问一句：“你这些天发过几封密电？”电报科长说自己只发了例行通报，但粟裕早就查过了，报文不止一份，而且内容与会议时间吻合。
这时候，情报又传来了，这次不是香烟，是口信。
施亚夫从日伪会议上套来消息：日军已经画好围歼图，行动时间原定为三天后，但被高层临时推迟，理由是“计划暴露，需再核查”。
这几句话，等于确认了一切。
南坎会议的内容确实被泄露，泄密时间和电台发电时间对得上，敌人甚至正在因为“情报太过准确”而起疑，粟裕没有再等。
他召开紧急会议，只通知了三人。
电报科必须清查，问题必须解决，不能等事后，当天夜里，电报科长试图逃跑，他避开值勤，翻出营房后墙，警卫小分队将他击毙在稻田边上。
第二天，粟裕站在电台前，看着断掉的电源线，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种处置，不只是处死一个人，而是要用一条命堵住泄密的口子。
——《叁》——
施亚夫不是叛徒
南坎会议之后，粟裕换了路线，断了电台，撤离得毫无痕迹，日军的合围计划推迟了四天，但最终还是扑了个空。
他们扑了个空，是因为有人在日伪高层内部，拖住了那只手。
那人叫施亚夫，伪军七师，中将师长，实际身份，中共地下党员，他不是从天而降的特工，早在1938年，他就失联过一次，外界一度认为他“叛变”。
其实他是在转线潜伏，外界只能说他投了敌。
1941年，施亚夫正式出任汪伪军职，中将军衔，独立指挥权，此后频繁参加日伪会议，尤其“清乡委员会”下属的特高课会议。
没人怀疑他，更没人知道，他会抽一种特定的香烟。
他的情报不是偷来的，他听的是真实会议，参加的是战前动员，他坐在敌人边上，听他们讨论怎么包抄自己的老战友。
这次的情报，就是他从日军手里亲耳听来的。
他听见一个细节：“南坎会议内容全掌握，重点围歼粟裕、叶飞。”这不是一般的围剿，这是一次定向猎杀，目标不是部队，是指挥核心。
如果成功，抗战将失去三名主力将领。
他没有直接传信，他不能写信，也不能打电报，唯一的办法，是利用之前和粟裕之间约定的香烟传信方式。
传完之后，他继续照常出席会议，照常服从命令。
敌人开始怀疑，但没有证据，日军习惯控制，怀疑所有伪军，施亚夫很快被“请去协助分析情报”，三天后才出来。
但他知道，他的身份已经岌岌可危。
1943年，他的名字被日军标记为重点排查对象，小林信男更是发现了他早期的红军背景。
——《肆》——
电波那头是刀锋
南坎事件后，新四军调整所有无线电规程，电台拆分为多组，各自独立，转发不再集中，密电分级，加密算法重新升级。
电报科的办公地，从前线调往腹地，电报员换了三批。
新来的负责技术，不管决策，那一年，他开始记笔记，不是作战计划，而是情报流程图，所有接触密件的流程。
从谁到谁，经谁转发，由谁接收，都画成图表，挂在办公室墙上。
一旦出错，图上会用红笔划出：“这不是情报问题，这是命的问题。”战后有人回忆，说粟裕脾气好，很温和，他们没看见那段日子。
1944年，面对日军对他的监控，施亚夫感觉他的身份彻底藏不住了。
最后，经组织批准，决定让施亚夫发动起义，组织与施亚夫的起义计划最初定在1月11日行动，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日军提前察觉，施亚夫无奈只能提前发动起义。
1月5日，施亚夫带领伪军约两千余人起义。
叶飞则指挥新四军独立团迅速接应，以保证施亚夫的安全，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则编入新四军当中，至此，施亚夫正式回归。
战争是枪炮的碰撞，也是情报的对决。
一个香烟盒，挡下一次围歼，一张纸条，拦住一场灾难，一个人，藏在敌军高层，扛住死亡，只为传出一句话。
电波没有声音，但那头，是刀，是血，是命。
粟裕没说过施亚夫的名字，至少没公开说过，但他用过一段话记录这个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把最锋利的矛头掰弯了。”
他信的是人，但更信制度，信密电的加密程度，也信香烟盒上的暗号。
这一战赢了，但赢的，不只是战场上的阵地，还有，谁能在黑暗中喊出一句真话，哪怕没人听见，也不能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