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权威史志出版物都异口同声地持“清代广州一口通商”的说法，具体记述则众口不一。但是，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如果说，言者是指清代曾经有一个时期实行过“广州一口通商”，其表述也不准确，至少是不严谨。
首先，此处的“通商”，其实只限于外贸通商，只是因为约定俗成之故，没有引起更多质疑。其实，广州与岭北，特别是与长江流域的货物也有通商行为，诸如香港的南北行，做的就是南北货物转运通商的生意。
其次，清代的对外通商政策并非终于一朝，而是有所变化，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初由于对沿海一带多次的迁界、海禁，致使沿海省份无片帆入海。这一阶段，说不上什么对外通商。
第二阶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宣布废除“海禁”政策，随之以泉州、广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和上海（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设置闽、粤、浙、江等四海关。粤海关为翌年所设立。该阶段持续约73年，四关并立，说不上什么“一口通商”。
第三阶段，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由广州一口对西洋通商，有85年。
第四阶段，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其条款开放“五口通商”，广东“一口通商”地位已失，此时至清亡尚有70年。
综上所述，所谓广东“一口通商”时间，只占有清一代267年的近三分之一。
采用“一口通商”说法者或许还有另一种意思：清初开设的全国四海关及口岸中，只剩下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在广东、广州相关史志载籍中，对此有如下表述。
《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商人在宁波等地扰乱，清政府封闭了江苏、福建、浙江三个通商口岸，限定粤海关一口通商。在此后80余年中，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唯一口岸。
《广州市志》“卷七·外经贸综述”称：
乾隆二十二年撤销了明州、泉州、上海三处通商口岸，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外贸体制，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
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称：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为禁止外国商人到其他地方做生意，限定只在广州一口通商……
章深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称：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禁止西方商船前往江、浙、闽沿海贸易三关，广州成了自海路而来的唯一中西贸易口岸。
上述著述中，《广东省志》《广州市志》对广州以外三处口岸使用了“封闭”“撤销”的字眼（注意这里说的是对口岸封闭、撤销，而不是只对西洋来舶封闭、撤销口岸）。在“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唯一口岸”“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商人限定只在广州一口通商”“自海路而来的唯一中西贸易口岸”等说法中，只有《广州通史》表述较为严谨，其他说法较模糊不清。
要说清这一问题，必须对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作出的决策，以及相关背景有清晰的了解。
清康熙年间废除海禁，在几乎覆盖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四省分别择地设立海关。大多数的出版物笼统地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或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四海关。其实，四海关的设立有先后，最早的闽海关设立于康熙二十三年，翌年，其他三关陆续设立。粤海关监督的任命始于康熙二十四年，是粤海关设立的标志。江海关的地点，有称不是一开始就设在上海，而是始设于连云港，后迁上海。但从海关遍设于东南沿海，可见清廷在开始设立海关时，并未着意于“一口通商”，而是开放了东南沿海，无非是想把外贸做大。而“海关”一词，许多人理解就是面对海运之关口，实际上，中国海关系统还包括陆地口岸的陆关。《广州通史》使用了“自海路而来”的说法，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清代粤海关对西洋一口通商政策的制定有一个过程。清政府设四口对外通商后，东南沿海百姓纷纷搭借贸易船只，前往外洋谋生，甚至还向外国私卖船只。为了禁止中国人与外商接触，防止“隐患”发生，清廷对外贸实行诸多限制，如营商海舶的船只大小、载运货物、航海人数等。对来华贸易外商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停留期限、出口货物等也规定了许多禁例。
外商在中外贸易往来中，为追求更大利益，违禁之事不断增多，尤以英国商人最为突出。康熙开禁初时，英国、荷兰等国船只企图在东南沿海建立商港作为对华桥头堡和贸易基地，打进中国当时最为富有的江南丝茶产区，这一企图和尝试遭到清廷坚决反对。自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英商在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区）设立商馆失败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只好将贸易重点逐渐转移到广州口岸。
雍正二年（1724），清朝规定到广东的西方商船一律到广州的黄埔港（今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黄埔村）停泊，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登岸。雍正十三年（1735），又令其改泊澳门，因遭到居澳葡人坚决抵制未能实行。乾隆元年（1736）一月，乾隆帝降旨对来华贸易的外舶采取措施：“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在明确允许外国来粤商船可以停泊于黄埔港的同时，还要求粤海关取消对西方商船加征的关税。第二年，他又根据水师提督苏明良和两广总督鄂弥达的建议，下旨免除西方商船进港后起动大炮交中方收贮的规定。这是对入粤贸易的外商的优待。
出于对输出丝绸和茶叶的需要，西方商人仍希望在邻近丝茶产区或其他商品生产地区开辟贸易基地。雍正末年，英商已有“移市入浙”的趋势，试图打进中国丝茶产区。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重新开辟宁波口岸，频繁地派船到浙江贸易。《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宁波大有“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之趋势。然而，在清廷看来，“浙民风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而且江浙物产丰富，一旦外国人进入，必然对封建统治不利。更重要的是，更为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粤海关的海防，要比浙海关牢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和保证税收。为了阻止外国商船北上浙江，闽、粤总督奏请：“浙关正税，请视粤关则例酌加增一倍。”即通过提高粤海关关税一倍，欲使外商无利可图，舍浙而就粤。然而，外商就近购买江、浙丝茶，价格比广东便宜，即使增加关税，仍可获利。因此，赴浙外船仍络绎不绝，增税并未达到抑制洋商入江浙规模的预期效果。为此，乾隆帝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初十下旨，限定对洋船只在广州一口通商贸易。谕旨称：
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
……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
乾隆对此动机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原来应在粤海关入关的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全谕并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称“清廷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宣布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粤海关成为清政府批准的全国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全国海上的进出口商品交易全由广州一口经营”之意思。据《中国海关通志》所载，江、闽、浙三海关并未从此关闭或撤销，只不过从此仅办理本国商船从此口岸运载进出口货物及东洋、南洋商船贸易手续，粤海关因此成为唯一监管西洋商船进出口贸易的海关。例如吕宋（今菲律宾）的西班牙商船继续被允许前往厦门贸易，中俄北方边疆贸易则由边境的陆关处理，但从清帝国对外贸易主要是西洋贸易的角度上，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年视为清代多口贸易时期的结束。
尽管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赴浙贸易之心不死，于是派洪任辉率船前往宁波。
洪任辉（James Flint）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自此，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并导致广州港贸易大受影响。朝廷因此将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一倍。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进京告御状。在宁波遭拒绝进港后，他没有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将船驶回广东，而是驶往天津，拟赴京师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刁难洋商及行商黎光华欠款等情弊，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情况奏报，并以洪任辉的原呈及款单等件附呈。得知此情况，乾隆帝谕令福州将军新柱、给事中朝铨前赴广东按验，并押送洪任辉回广东质讯。结果，洪任辉所控均属实情，清政府作出如下处理：一是中国相关人等受到惩罚，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家产查封；二是将《粤海关则例》内的规例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改称“进口出口归公银”；三是查没行商黎光华家产，按股匀还外商欠款。同时，对干犯禁令代英商写呈词的华人刘亚匾处以死刑，对洪任辉则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拘押于澳门前山寨三年，刑期满后驱逐回国。
此事件之后，清廷将广州作为对西洋通商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强，颁布《防夷五事》，限制外商活动。洪任辉事件是清政府实行广州对西洋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也成为清政府彻底实行由广州对西洋独口贸易的标志。从此，粤海关对西洋独口通商的制度便确立下来，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85年之久。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噶尔尼访华，要求扩大中英贸易的口岸至天津、江浙等地，乾隆皇帝回答是此乃“更张定制，不便准行。……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对于英国“在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的要求，乾隆帝更是严词拒绝：“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英国既然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中英间的贸易交锋，凸显广东在海外贸易中的独特地位，也是广东对西洋一口通商体制不断得到巩固的过程。广东对西洋一口通商的政策的实施，直到鸦片战争结束。
自古以来，对外通商不限于海上，清代的海上对外贸易也始终不限于广州一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乾隆帝下旨限定对洋船只在广州一口通商贸易，实为针对西洋来华海贸而言，这一政策施行至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之前，施行时间也只占有清一代267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广州“一口通商”。限令广东对西洋一口贸易，是清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对西洋一口贸易这一时期，全国的对外贸易大多集中在广东进行，使广东商业贸易出现了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