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德尼·海尔曼·埃尔曼历史学荣休教授，研究领域涵盖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社会理论、文化批评、欧洲观念史及视觉文化
在现代世界中，人们普遍觉得知识分子崖岸自高、格格不入、愤世嫉俗。即使撇开这一视角的干扰，我们也习惯于将我们的知识分子视为局外人、牛虻、边缘人等等。“异化”这个词被不加区别地滥用，可以指代常见的消化不良和最深层的形而上学恐惧，成了我们时代最主流的黑话。即使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难以辨别谁是真的在谈论它，谁只是装装样子。对于那些诚恳地自称遭受异化之苦的人发现，异化已经成了文化市场中利润最可观的商品。举个例子，现代艺术及其不协调和痛苦成为食欲高涨的文化消费者大军的主食，这些人一见到现代艺术品就知道是一笔好投资。“先锋派”这个词即便还能使用，也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生活的体面装饰，被人称颂而非遭到恐惧。另一个例子是，不到一代人之前还被视为清新空气的存在主义哲学，已经沦为一系列易于操纵的陈腔滥调和悲哀的空洞姿态。值得一提的是，出现这一颓势不是因为分析哲学家揭露了存在主义哲学之范畴的无意义。即使面对最无法妥协的对手，我们的文化也有将其吸收和消解的离奇能力，颓势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最后提及的第三个例子到1972年时已经尤为明显，一种所谓的反文化大张旗鼓地登台亮相才几年时间，这个新生儿即使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也被证明像前辈一样被轻易驯化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吸收和招安的机制是无比有效的。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1950》
[美] 马丁·杰伊 著
孙一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4月
这一切的结果是严肃对待自身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要和文化麻痹其抗议的能力保持距离。一种反应是越来越疯狂地逃向文化极端主义，渴望通过超越以往文化容忍的极限进行刺激和挑衅。然而，这些极限所表现出的弹性远远超过了预期，因为昨天的污言秽语经常被转化为今天的老生常谈。考虑到纯文化解决方案的不足，许多批判知识分子试图将他们的文化抗议与其政治对应物结合起来。激进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左翼的政治运动，过去一直吸引着不满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仍旧如此。但这种联盟是总是不易的，特别是当左翼运动掌权的现实已经丑陋到无法忽视的时候。因此，激进知识分子在各种左翼效忠之间的摇摆沉浮，是现代思想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
这种摇摆不定也源于一个只有左派知识分子才会面临的更基本的困境。那些将自己的极端主义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而拒绝与政治相关联的精英主义者，并不一定会产生任何特殊的罪恶感。然而，对于选择参与政治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保持批判性距离的愿望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不仅与整个社会保持距离，而且与其个人指望能够成功的运动保持距离，这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始终存在于严肃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近年来，新左派为了驱除精英主义残余，无休止地自我批评，就证明了这种担忧的持续存在。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一种感性的怀旧情绪（nostalgie de la boue）；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则可能导致一种调和理论与实践的真诚努力，考虑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可能性。
但是，在希望澄清“行动派知识分子”这一短语的矛盾内涵时，人们常常忘记，知识分子已经是行动者了，尽管是在非常特殊的意义上的行动者。知识分子总是在从事象征性的行动，包括以任何方式外化他们的思想。只有当他们的思想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他人时，“思想者”（men of ideas）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缺乏更好的词语，我们姑且使用“现实”这个词，而智识生活的关键边缘主要就来自符号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矛盾的是，如果试图把自己变成弥合这一差距的中介，他们就有可能丧失这一差距所提供的批判性视角。受到影响的往往是他们作品的质量，容易沦为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批判知识分子自觉地具有党派性时，他的介入（engagé）程度就不如他坚持自己在作品中为正直所设定的标准。正如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提醒我们的那样，“人的智力被迫在生活的完美和作品的完美之间做出选择”。当激进的知识分子努力离开自己的象牙塔，过于认同流行的变革力量时，其中一种完美就可能无法实现。在斯库拉（Scylla）毋庸置疑的团结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有意志的独立之间，他必须开辟一条中间道路，否则就会失败。我们从被选为本研究之对象的激进知识分子身上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这条中间道路是多么的岌岌可危。
由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ialforschung）中某些成员组成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事实上可以被视为本世纪左翼知识分子困境的典型。在他们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对主流文化及其表面上反对者的吸引力如此敏感。研究所的成员们对招安和融合的恐惧贯彻社会研究所的始终，尤其是在1923年至1950年期间。虽然历史的极端情况迫使他们在1933年后作为中欧知识分子移民的一部分流亡海外，但从彼此合作开始，他们就一直是外部世界的流亡者。然而，这种地位并未使他们悔恨，而是被接受，甚至作为他们知识上高产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被培养。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在寻求确立一个社会机构来实现他们的观念的同时，顽固地拒绝损害他们的理论完整性，他们预见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后来一代介入的知识分子们。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早年的集体作品激发了新左派的想象力，辐射范围囊括战后的欧洲和最近的美国。1950 年社会研究所回到法兰克福后，德国的运动学生因接触到社会研究所而胃口大开，研究所那些早已绝版的作品靠着盗版在急不可耐的德国学生运动中流传开来。到1960年代，要求重印研究所的机构刊物《社会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文章的呼声推动了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否定》（Negations）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问世，此时西奥多·阿多诺、列奥·洛文塔尔、瓦尔特·本雅明和弗朗茨·诺伊曼这些研究所成员们的选集业已再版。虽然我无意对研究所返回德国后的历史进行深入点评，但应该指出，近期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研究所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学派相对隐秘时的作品重新问世了。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挖掘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一点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涉猎广泛，要对每个领域进行明确的分析，需要一个囊括音乐学和汉学专家的学者团队。简而言之，从事这一研究需要另一个法兰克福学派。因此，单枪匹马的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决定着手这个项目之前，这当然也是我的顾虑之一。然而，当我下定决心，开始埋头钻研沉浸在研究所的作品之后，我发现我在特定学科中所缺乏的专业素养被我在方法上的全面性所弥补。因为我开始明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几乎影响了其在不同领域的所有作品。我很快就了解到，埃里希·弗洛姆对施虐-受虐性格的讨论和列奥·洛文塔尔对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的讨论相互启发，西奥多·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批判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对舍勒哲学人类学的否定密切相关，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概念是以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为前提，在此不一一细表。我还发现，即使在有些问题上确实发生了冲突，比如在弗洛姆和霍克海默或波洛克和诺伊曼之间，这些冲突也是以共同的词汇表达出来的，预设的背景也大致相同。因此，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肤浅的，对社会研究所的发展情况进行概述似乎是一项有理有据的工作。
此外，开展这样一个项目的时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社会研究所的某些成员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弗朗茨·诺伊曼、瓦尔特·本雅明、奥托·基希海默和亨里克·格罗斯曼等最重要的成员，但其他许多人都还在世且健朗，也正处于可以回顾过往的特定生涯阶段。在我最初表达出对社会研究所历史的兴趣时，他们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会在下面的呜谢环节一一罗列所得到的帮助。
尽管我在还原研究所的过去时得到了帮助，但这些成果绝不应被理解为“呈堂证供”。事实上，我经常收到关于各种事件相互矛盾的说辞，而社会研究所的前同事们对彼此工作的评价也常常不尽相同，这让我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日本电影《罗生门》的观众，不知道该听信哪个版本。我的最终选择不会让我的所有信源满意，但我会尽可能地交叉核实争议点，希望这样能让他们对此感到满意。此外，我自己对社会研究所的成就的评估不等同于社会研究所成员们的真正成就。毫无疑问，我对他们的许多工作表示钦佩；同样，我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也不吝于提出批评。相比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言行都照单全收，秉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才是对他们的回馈。
我唯一的限制是谨慎。我之所以能够接触到极其宝贵的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之间的通信，前提是通信者不愿意让可能还在世的人难堪，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只在很少情况下行使的谨慎，是我书写在世者时的唯一缺陷。能够如此直接地向他的研究对象发问，对历史学者是很难得的。借此，我不仅了解到文献所不能揭示的东西，还能够进入研究所成员们的生活，更直接地体会到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虽然我的大部分文字都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但我希望其中的一些经历及其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能跃然纸上。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说，无论好坏，这都是属于非凡的一代人的独特经历，而他们的历史时刻现在已经无可逆转地成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