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心理学正在遭遇缺乏前提性反思的境况。“自我”，作为西方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点，是其抽象文化主体的虚幻表现。我们必须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观念表现，考察心理与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及其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关联，走向共同体的自我，让中国心理学真正再出发。
原文 ：《“自我”：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前提反思》
作者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波
图片 |网络
心理学的急难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就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它被深锁于“科学”实验室的象牙塔之中孤芳自赏，日常生活中却充斥着种种假心理学之名而行的伪心理学。心理学与日常生活彼此断裂。“心理学家介入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的专业实践来改变的世界，不过是一个纯粹为生产心理学知识而存在的沉默领域。”壁垒森严的各个专业领地与实验室成了心理学逃避这种无能感的庇护所，而它屈尊对日常生活所作的于事无补的心理学化处理则反映了其理论想象力的真正匮乏。
海德格尔有言，哲学之必要性就在于现时代的“急难”：“一切必要性扎根于一种急难中。”哲学须急时代之所急，而最大的急难则是“无急难之急难”。“在自我确定性（self-certainty）已变得不可逾越的地方，在一切都被认为可以计算的地方，总之，在一个一切都已被决定，却不问先行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的地方，急难最为匮乏。”而这恰恰是传统心理学正在遭遇的境况，它忙于将人类主体性的每一方面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以心理学的方式重释并通约人们的日常经验，却对其先行问题鲜有问津：“心理学是什么？它要做什么？”这一前提性反思对传统心理学来说几无急难可言，而无急难之急难，恰是传统心理学最大的急难。缺乏反思性（reflexivity）的作为知性科学的传统心理学，几近另一种假科学之名而行的旧形而上学的新形式。正如黑格尔所深刻揭示的，“旧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是自由的思想。因为旧形而上学漫不经心地未经思想考验便接受其范畴，把它们当作先在的或先天的前提”。这种“素朴的意识大都应用一些现成的自然而然的范畴，漫不加以怀疑，也从来没有追问过，究竟这些范畴本身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
当前国内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做法是采用西方的方法论，围绕西方的问题，将西方的数据转换成中国的数据，然后建构和计算相应的统计模型与效应值。比如，鉴于西方主导的“大五人格理论”（Big Five personality theory），中国心理学如果去模仿其方法论路线，搜集和分析中国人的数据，从而相应地建构多了几个或少了几个因素的中国人格理论模型，那么这种模型看起来确实是中国本土的，然而实际上，这类研究忽视了“人格”这个概念本身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它作为“教会自我”“哲学自我”“政治自我”“经济自我”的复合形式，是西方两千余年来基督教教化、笛卡尔主体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共同塑造的产物，并非普适的、可以直接挪用的像“加速度”“中微子”“氨基酸”这样的自然科学概念。
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点
基督教神学促使个体从家庭与族群等自然共同体以及世俗人法中“脱嵌”而出，作为人人平等、自由自决的能动个体参与教会“神国”的组织生活，并且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因信称义”，凭借信仰在灵魂深处与上帝直接交通，最终确立了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结构。“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如果说古希腊哲人提出了存在论的追问——“是”（存在）是什么，那么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这里的问题式则是“我是谁？”人作为通过“向内转”、自问“我是谁”的存在，由此获得了成为世界根据的可能性，为自我的诞生乃至心理学的现代形成埋下了遥远的思想伏线。随后休谟也曾经尝试“向内转”，但他发现的并非笛卡尔式的最小化自我，而是来自世界与身体的感觉和意象。康德虽然也没有找到这个自我，但将其设定为一种道义的与逻辑的必然性。这种作为先验统觉的同一性被康德赋予巨大能力的自我，在德国观念论者那里最终成为创造宇宙的精神实体。正如笛卡尔从最小化自我出发，证成最低限度的自我确定性，然后据此推论出世界，霍布斯以来的社会契约论则以奉行最低限度道德的个体为基点推论出社会，从追求公共的“善”的积极自由全面退行到竞逐自我权利的消极自由，复杂的社会关系被还原为理性个体主观约定的人造物，权利本位的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筑起自我和心灵的铜墙铁壁，在黑格尔揭示的皮肤界限内左冲右突。
如果说在传统共同体中，物质交往活动依赖于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结构，它只是像卡尔·波兰尼指认的那样“嵌入”在社会系统整体之中，并作为其一个部分而发挥作用，那么在十九世纪之后，这种物质交往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社会整合的根本中介。市场交换的先验抽象机制开始凌驾于共同体之上。就此亚当·斯密深刻地评论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实际上，他重述了曼德维尔式“蜜蜂的寓言”，即将私人的恶德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历史唯心论幻想：“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的，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怜悯及友善，并不在于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悦外表的其他优点；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最幸福、最繁荣的社会。”如果说笛卡尔形而上学地讨论了现代性自我主体产生的哲学可能性，霍布斯与洛克等从政治学上鼓吹建基于原子化自我及其理性互动的人造社会想象，而斯密接着论证了先验自我经由交换抽象满足自身效用的经济学逻辑，那么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沙暴在十九世纪的全面布展，这个现代自我以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只剩下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即这个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的个人主体，作为资本荒漠中的孤独沙粒，就像一个脱离母体的婴儿，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完全暴露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的面前，并进而被挟裹成足以掩埋一切的沙暴。作为西方传统心理学研究开端和终点的“自我”正是这场沙暴席卷而来的结果。
走向共同体的“自我”
脱胎于西方社会个体本位传统，从霍布斯到洛克建构的基于所有权的“占有式个人主义”，预设了自我追逐私利的先验类本质。它以自身为目的，以共同体和自然为价值实现的手段，建构了通过交换抽象实现先验整合的“占有式市场社会”，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双重危机。面对自然，荷尔德林写下这样的诗句：“命运并不理解／莱茵河的愿望。”与其说水坝建在莱茵河上，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坝上。“仰望着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给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面对社会，黑格尔指认道，单个人本身的利益成为这些人社会结合的最后目的，作为由交换抽象所黏附的乌合沙粒，社会普遍性对他们来说还只是外在的抽象必然性，因而他们与社会还处于分离状态。在此意义上，康德说：“在其他一切自顾自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它的整个规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能是这样。”马克思更为科学地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我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超越虚假的心理学自我，走向共同体的自我，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心理学的可能性，从而从那种人被其自身产物束缚其中的必然王国走向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王国。
反观传统心理学，其研究者往往以为自己观察和操纵的“自我”是一种中立的、没有被污染的天真之物，就像一群模式小鼠那样的做过各种“敲除”的、定制的、标准化的实验“模式动物”，由此就可以保证实验更科学、精确并更具可重复性。“自我”概念已经表现为通行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普罗大众中间的“理性人”“经济人”，乃至“心理人”等文化主体形象，成为仿佛在自然界存在的“真理”与“常识”。这种“自我”作为“我们最熟知的人格组成部分”，正是西方抽象文化主体的虚幻表现。同时，西方心理学将基于其“自我”被试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以价值中立的“景观”形式平移到第三世界，使其本土心理学迷失在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对西方心理学主流方向无批判、无前提的追逐，在我们急迫的现代化情势中甚至被上升为普遍的文化无意识。但实际上，指导“自我”运作的机制总是发生在实验室之外，外于“自我”的社会历史前提已经规定了这一概念的限度及其价值和效用。西方心理学演化逻辑在根本上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观念表现，考察心理与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及其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关联，理解心理学的理论模型、概念范畴、研究方法与价值承诺何以是一定历史生产关系的暂时的同一性结果，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有充分的意义，才能让中国心理学真正再出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理学思想的系统探索，借助其科学的前提反思方法论，积极主动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心理学研究成果，并将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建设。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