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81年开始，陈云以见证者的身份（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新疆接应西路军残部），四次谈及西路军问题，为整个西路军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983年2月25日，原红三十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李先念在和陈云多次沟通的情况下，整理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附有中央领导同志当年给西路军的52封电文。
陈云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李先念递交给邓小平看，同年3月22日，邓小平看了后亲笔批示：
“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至此，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开始澄清，即西路军所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并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
陈云对李先念说过一句话：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西北二马
近代史上的“马家军”指的就是西北二马，即马步芳、马鸿逵所属的青马、宁马。
西北“马家军”历史形成源于清末同治年间回民起事，并逐渐割据一方，至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而逐渐败退，这当中差不多隔了有七八十年。
其中西路军的主要对手是马步芳的青马，而青马比宁马兵力多，战斗力更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不过就从客观角度来看，就以军事实力来论，马家军战斗力虽然强，但是相比于红军其实还差一筹，西路军被隔断在黄河以西后，与青马有过多次交手，胜仗打的着实不少。
这还是在西路军主力与河东红军隔断，后勤全无的情况下打的。
真正当面锣对面鼓，马家军不一定是西路军的对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云集西北，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迫在西兰通道以北的黄河圈内歼灭，并要求在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进军。
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比较严峻，除了敌军大军压境外，还面临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物资供应不足的困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央根据张学良的建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并顺势取甘西。
由于当时胡宗南部已经追过来，中央采纳了彭老总的建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一部分先西渡黄河，配合发起海打战役，计划先打退胡宗南，然后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不过，由于张国焘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一部分西渡黄河后，红四军、红31军并未按照计划渡河，而原先计划的先向南阻击胡宗南部的海打战役也未能实现，致使已经渡河的红军与河东红军联系被切断。
这么一来，也导致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现。
已经渡河的红军后来改称西路军。
1936年11月初，已经渡河的河西部队占据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大拉牌一线。也因为深入西北，引起了盘踞西北多年的马家军忌惮。
从11月初，青海马步芳部、甘肃马步青部总计约5个旅的兵力，向西路军盘踞的五佛寺、大拉牌一线发动猛攻，双方打的很激烈。
考虑到当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大部队不便久停，西路军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电请中央如果主力部队不能迅速渡河的情况下，河西部队应向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
11月3日，中央复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应该指出的是，即便如此，马步芳、马步青也并没有攻破西路军的阵地，自身反而出现重大的伤亡。
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期间并没有进行过较长时间的休整，全军武器弹药短缺，且各军都严重缺编，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人数最多，也不过仅有7000余人，枪3200条，可这样的配置在当时的河西部队中是妥妥的主力。
1936年11月8日，鉴于宁夏战役计划已经不能实现，中央立刻改变战略部署，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组成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其中北路军为红四方面军未渡河的两个军组成，留灵武、盐池待机；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向南发展，目的为扩大苏区，解决给养。而已经渡河的河西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当时中央已经在考虑更大的战略迂回，即北路、南路军在站稳脚跟后，积极向东发展，扩大政治影响，而给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开辟一根据地，并执行打通远方（继续向西到新疆）的重任。
西路军就此踏上茫茫向西的征途。
激战河西走廊
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任务对西路军来说，确实困难了很多。
也正如后来总结经验时所谈的那样，忽略了地方民情，忽略了马家军的战斗力，从而导致了西路军的败绩。
西路军一路出发向西，虽然先后占领了永昌、山丹、古浪等地区，但自身亦遭到重大损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红九军在古浪三战马家军，伤亡2400余人。
徐向前后来回忆起古浪之战时，也深表痛心：
“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红九军是西路军中仅次于红30军的主力，结果一战就被打残，从此西路军作战，主要靠红30军。
不过，西路军虽然伤亡重大，但可以明确的是，马家军同样损失不小，只是未有官方明确资料记载，尽管西路军装备上更差，但作战意志却要比敌人更高。
根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他曾提出另外一种方案，即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当时河西走廊敌军数量不多，如果一直向西走，就能实现中央最初的战略，即接受共产国际从新疆援助的武器装备等物资（陈云后来抵达新疆后，曾见过这批装备）。
可河西红军最终却滞留在永昌、平凉一线。
原因在于，当时张学良曾建议中央，坚持一二月或许形势会有变化，中央考虑到这一建议，因而也就未命令河东红军按照计划转移，而是继续向西，做出一副想与西路军靠拢的架势。
后来才知道，张学良当时已经有施行兵谏的想法（张电文中说的形势变化），但这一想法在事先并未与中共沟通，而出于信任的关系，中央虽然不理解，却也采纳了张的意见。
也因为要接应河东红军，因此西路军也就不能西进过远。
可西路军当时所盘踞的地方，恰恰是马家军核心的战略要地，自然容易引起大规模的冲突。
根据资料记载，在随后几个月里，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永昌、平凉一线与马家军展开了血战，其中红30军作为西路军主力与兄弟部队配合，共歼灭马家军6000余人。
西路军当时并不清楚中央的意图，还以为河东红军真的会过河，加上对形势的误判，造成了在永、凉一线作战重大损失。
短短一个月，西路军损失重大， 从出发前的的2.2万人，锐减至1.8万人。
至西安事变前后数月之间，中央命令来回变动，时而向西、时而向东，西路军本身就是疲惫之师，加之永、凉一带又非已经巩固好的根据地，根本无力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
相反的是，马家军集中两万余兵力，向西路军蜂拥而来。
1937年1月20日的高台之战中，红五军3000余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从1937年1月底至2月初，西路军主力退守倪家营子，遭到马家军重兵合围，在艰难的防守作战中，西路军总计歼敌上万人，而自身伤亡亦巨大，全军已经不足万人。
在汪家屯驻守的红三十军一个连130余人，在与敌战斗两天一夜后，全连仅剩九人。
当时，李先念十分焦虑，曾对徐向前说过这样一番话：
“这样打下去问题很大，怎么个打法？兵员没办法补充，吃粮喝水困难，子弹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徐向前也很为难：
“难呐！部队是我们带大的，整天和敌人拼消耗，既不能东进，又不能西进，疲兵屡战，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前途堪虑。”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央对西路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而全国形势的变化又很快，只能不断来回调整，可这一切又无法通过电文与西路军说明，只是一味告诉他们要发扬精神，奋斗到底。
1937年2月下旬，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后，继续与追击的马家军血战，至3月11日转进至祁连山，红九军也基本上全军覆没，西路军全军仅剩3000余人。
石窝会议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了部队，计划到延安报告情况，剩余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分散打游击，大部分损失，少部分回到了延安，少部分则是突围至新疆。
根据资料统计，西路军虽然是在绝境下作战，但自身亦杀敌许多，综合各方面统计，至少消灭了两万到两万五千马家军，马家军遭到重创是毋庸置疑的
徐向前元帅分析
事实上也不难看出，西路军即便是在绝境之下，依然给予马家军重大杀伤。
从侧面也不难看出，马家军其实本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西路军的失败，其实客观因素占了绝大部分，特别是从36年年底到37年初，形势快速变化，而西路军又无法得知这一情况造成的。
徐向前晚年总结西路军失败时，也认为敌人的悍勇并不是关键因素，而是有以下四点因素：
一、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来回变动；
有关这点原因我们之前就提过，当时中央迫于形势，不断地调整战略，却忽略了西路军所处的环境，加之对西路军各方面情况也不了解，造成了西路军被动的局面。
二、失去了对战场的控制权；
西路军所处的地域，环境恶劣不说，敌情民情都很复杂，客观的来看，想要短时间之内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不太可能，所以西路军后来作战，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无后方的环境之下，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
根据部分资料显示，马家军同西路军作战，为了避免弹药被红军缴获，每次作战前都只配发五发子弹，打光了退回来再补充，
同时因为西路军战略上的摇摆，因此在与马家军作战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马家军战斗力虽然不强，但胜在骑兵迅捷，很轻松就能追上在向西还是向东上摇摆不定的西路军，西路军就只能在人困马乏的境地下，同兵精粮足的敌军交手。
三、指挥官在指挥时不够果断，缺少独立决策的能力；
徐向前元帅多年后回忆西路军，也十分诚恳的坦言自己的过失。
应该指出的是，徐向前在军事上一直有着独特的间接，后来他提出如果西路军一直向西走，就能够避免西路军的厄运，但当时西路军的整体指挥，陈昌浩作为政工干部，有最后的决定权。
可问题是，陈昌浩当时也有很大顾虑，特别是在张国焘一事上，他背负了很大的政治包袱（当时中央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建议，还专程来电批评），因此在执行中央指示下，往往不假思索，机械照搬。
至石窝会议时，陈昌浩提出要去延安汇报西路军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徐向前也不能劝阻，最后两人双双离队。
徐向前晚年回忆提及老战友陈昌浩，也说他“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四、对蒋介石过分信任。
西路军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徐向前也是后来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秘密派人同我党谈判的情况。
徐向前认为，党中央当时顾虑蒋介石找借口破坏和谈，因此在派兵增援西路军一事上有所迁延。
徐帅总结上述四点原因，也许能让人一观当年西路军惨败河西走廊，后来专家学者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徐帅分析的四点原因基本上相似。
尽管后来许多年里，徐帅从来不提这件事，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是有这根刺在的。
李先念后来在陈云的帮助下，写下《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几点意见》，也是对当年牺牲将士们最高的告慰。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向前，李先念先后病逝后，家人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去陪伴当年曾同他们淤血奋战的战友，算是表达了他们与当年战友同生共死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