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的学者，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循此推寻，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路向和风气之不同，亦可藉此窥见。本篇为便初学，远的不说，专取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者，粗述百年来，而自陈澧始。
一、陈澧
(一)
陈澧，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嘉庆十五年，距今已一百二十余年。当他十五岁时，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粤秀山建学海堂，是为长江下游清代考据经学传播到南方之重大开始。陈澧在他十七岁时，始应学海堂季课，而阮元已调云贵。然陈澧早年，因此受到很深的乾嘉考证学之影响与薰陶。他后来所著书，如《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声律通义》，《切韵考》等，都还遵守着乾嘉经学正统派的榘镬。然而时代的剧变，鸦片战争，洪杨起事，以及英法军侵入广东，种种惊心动魄，使他渐渐地转换他学术的路径。他说：
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道光二十四年，《南京条约》后两年，陳澧年三十五。)途中与李碧舲爭辨，归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学问。
又言：
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北宋司马温公、胡安定、唐韩文公、陆宣公、晋陶渊明、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
这是陈氏自述因于时代转变而影响他走上学术转变之大概。屈指到今，恰恰九十多年。陈氏在当时，受了乾嘉汉学考据极深的洗礼，正当考据学全盛时，他能首先觉其锢蔽，要努力来创造一种学术的新途辙，陈氏实不愧是近百年来提倡新的读书运动之第一人。
（二）
陈氏既发见了汉学考据之锢蔽，遂渐渐转移方向，注意于宋学义理之探求，与学问大体之玩索。其最先完成的第一书，为《汉儒通义》。其书取名“通义”，即是主张从事学问该从大体上探索义理之表示。陈氏谓：
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专崇汉学，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
窃冀后之君子，袪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
陈氏要从“善言义理”这一点上来沟通汉、宋之门户，而以“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当时考据学家之大病，正在持门户之见过深，过分排斥宋儒，读书专重训诂考据，而忽略了义理，因此其所学于身世乃两无关益。陈氏所言，可谓对症发药。故陈氏又谓：
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此世道所以衰乱。
又说：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与不读书者等。此风气急宜挽回。
当时学者，正以能考据训诂，自负为最善读书者。而陈氏却直斥与不读书者等，又且加上他们一个造成世道衰乱的罪状。由今论之，我们实不能不佩服陈氏的大胆与深识。近人尚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之不二法门者，其实若专从训诂考据之见地来读书，其间流弊煞是不少。最所易犯者，常为忽略了书中平正通达的部分，而专从难解难考处下手，因此读书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也可说，不注意大道理，而专在枝节上卖弄小聪明。他们训诂考据之所得，并不说是错了，只是于身无益，于世无用。
陈氏又说：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
盖专以训诂考据的兴趣与见解来读书，则读书只为我作文地步。只求觅得书中一罅缝，提得出一个题目，写得出几条笔记或一篇文字，或甚至一本书，便谓学问能事已尽。却于所读那书之全体上，或大体上，懒于玩索。陈氏谓：
但能全观一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
当时经学正盛，而学者已懒看全经，其流弊可想。只为专以读书为我作文题目，则极其所成，亦不过为一追遂时趋之名士，却说不上真知学问。
陈氏谓：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经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
又说：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
其实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乾嘉经学，正为其太时髦了，一辈人揣摩风气，追随时尚，便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俗学。陈氏这一纠弹，是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
而且如陈氏意，像当时那般做经解，纵使做得极好，亦只是训诂考据，无关大义，亦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仍无关。“士大夫”则须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陈氏说：
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
陈氏又说：
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
陈氏此一分辨极关重要。若在学术界昧失了大义，则训诂考据亦将无所丽以自存。所以说“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也。
而且博士之学，正因为其不究大义，只从难解难考处留心，所以又渐渐养成了一种骄矜之心，其读书似乎只在寻求古人罅隙，有意和古人为难，却并不能把前人所著书平心静气从头细读。陈氏说：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可恶（《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
陈氏论学，极提倡“博学以知服”的风气。所谓博学以知服者，即是自己学问愈博，愈知道佩服人家。他说：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疏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
当知著书之本在读书。坏了读书风气，便断难有著书成绩。当时读书讲经学的人，竟至不读全经，不读注疏，只是随手翻阅，随意驳难，貌若艰深，实已浅陋。所以陈氏说：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正因为当时研究经学的，实际上早已不能通体将经文及经疏细读，只一意在难解难考处搜求题目作文，求胜前人，为名士，学时髦。此等风气，不仅不能通义理，不求通义理，而且那番心理更是要不得。陈氏又说：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
陈氏论学，先注重在工夫上。有了工夫，再能有表现。若把读书认做是作文的工具，这便表现为主，工夫为次。只要东西翻阅，搜求一二题目，来写文章，此种风气，定会养成学术界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懒是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躁是急于成名，好出锋头，掩盖前贤，凌驾古人。待到读书人全受此种风气之薰陶，由他们出来领导社会，主持时局，其势自然足使天下乱。陈氏的话，一些也不过分。
然而那些不肯从头到尾细心读书，而专做零碎搜求的人，他们还有一套为自已辩护的理论。他们常说：“不识字即不能读书”，这是训诂小学家的论调。陈氏说：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训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
又云：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文义已明者多矣，何以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读之乎？
又云：
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解经而不读经，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无疑可也。”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当时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此情真可浩叹。即如当时的汉学家们，对一部许氏《说文》，真不知废却他们几许辈的心力。然而许氏《说文》一书，到底还有不少解不通的字。而道、咸以下，自《说文》而钟鼎古籀，及今而又有殷契龟甲。若待识字再读书，岂不真是河清难俟？若论考据，则范围更广大，更是考不胜考。若果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如是则读书人永远在搜集材料，为人作工具的准备。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真读书人，社会上亦并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清代乾嘉经学，极盛之后，正犯了这个毛病。而况他们还避免不掉一种懒而躁的心理，在不合理的读书风气下，还会制造出种种牵连而生的病态。陈澧可算是在这种空气里面首先有到觉悟的，在他四十九岁刻成《汉儒通义》，以后他便积极干他新理想的读书工作，直到他七十三岁卒年，前后二十余年，积成了他毕生伟大的巨作《东塾读书记》
(三)
现在就我们的时代，来平心持论，把《东塾读书记》与乾嘉经学专务训诂考据的许多著作对看，也确实是远胜了。即如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为当时学者所推尊，若以较之《东塾读书记》中《论语》之一卷，其间高下得失自显。一则专从难解难考处着想，一则改从大义大体上用心，即面目便自不同。然而陈澧在当时，他自身感受经学的影响，实亦太深了。《东塾读书记》中所论，究竟也还脱不了当时经学的范围；而在经学上看，究竟也还是考据训诂的气味重些。所以陈氏的《读书记》，虽则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而《日知录》内容，分经术、治道、博闻三类，《读书记》则只能自限于经术之一途。陈氏极爱读《通鉴》，晚年徧治诸史及《通典》，惜今《读书记》中关于史的几卷均未成。由我们今天来平心衡论陈氏学业上之成就，也仍只可算他是一个经学家，这是极显然的。
而且陈氏治经，先劝人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他说：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
然而在陈氏当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人人有不可终日之想，究竟已非细心静气来从头到尾读注疏的时代了。即使人人再能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人人由此养到心性静细的地位，也不见得对社会有何真用处。因此，陈氏的读书主张，只算是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已所开的药方，却不见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况且《读书记》又是一部太过谨严的书，温和有余，峻厉不足。一辈旧派经学者见了，亦还一般的赞成。至于上举陈氏种种言论，却多半在他的日记、随笔、未刻稿里。他的《读书记》，只是弦有余音，引而不发，不足以发聋震瞆。所以陈氏身后，还不见有一个面目一新的读书风气，而仍还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一进一退，在乾嘉经学训诂考据的积习下讨生活。换辞言之，陈氏在学术思想史上还不够做成一个画界线的人物。
正因近百年来第一个有志开读书新风气的学者，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鲜明的旗帜，很淸楚的路线，来领导后生学者向一新方向进行，所以直到如今，陈氏所说当时学术界的种种病痛，也多还未能洗涤净尽。似乎现在一般的读书风气，也还脱不了极狭的门户之见，也还看重在小节目上的训诂考据之类，而看轻从学问大体上来求大义之融会与贯通。也还只像是多数走在博士之学的路上，以“为学术而学术”之语调为护符，而实际则学术未必有裨于身世。做学问的仍多只为寻题目作文而读书，以作文为名士招牌之余习，依然存在。也未见大家肯细心来读一部书，从头到尾心性静细来读，也还只是随手翻阅，随意驳难。距离“博学知服”的风气，似乎还尚远。学者的心地，不仅全要掩盖先贤，即在并世师友，亦多轻心凌驾。说到此层，则似乎更不如乾嘉当时。学者骄矜之气，似乎比前益甚。只听说“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究竟真识得真理者未必多，而尊师服善之心，则全为其重道爱真理之一句堂皇话头所牺牲了。读书多半是为了作文，作文最好是出奇的发见与创辟。书本似乎只是学者作文时所运用之材料，读书似乎只为是临文时作参考。有人从大体上作大义之融会与玩味，则反目为空洞或腐败。喜骛新知，懒钻旧义。极其所至，最多也只还是何休武库之矛戟，而非郑玄宗庙之礼器。(此亦陈澧语，见《读书记郑学卷》。)虽则其所考索的内容，与乾嘉经学已有不问，然就种种方面看，今天学术界的风气与路径，却还是乾嘉旧辙。大体上，陈澧所谓“懒与躁”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们的身里。而世道衰乱，我们学术界也还不得不负相当的责任。
二、曾国藩
(一)
治近百年史的，论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已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述说近百年来之诸儒读书论，曾氏是极可注意的一人。
曾氏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后陈澧一年。卒同治十一年，先陈澧十年。曾、陈是同时代的人物。陈氏尝自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而湖南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分，曾氏又是一个农家子，所以在他少年时代，幸而却没有受到当时时髦学派之锢蔽。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陈氏又说：“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结果不幸而言中，不久天下果乱了，而曾氏则是力挽狂澜为当时平乱的人物。曾氏读书，生平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他说：“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那时的天下，正在读书人懒而躁，不肯读完一部书的风气下弄坏了，却恰恰在一书未毕，决不换读别书的人的手里把来平定了。我们便把这一件小事，两两相照，尤可见读书人的习惯与风气，对于世道，真有偌大的影响。陈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学”，说：“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曾氏做学问，却恰恰是走的这条路。他恰恰来为陈氏所说的“士大夫之学”做出一个好榜样。因此，我们把曾、陈两氏的言论学术，对照比看，便会更觉有味了。
(二)
曾氏在当时，亦曾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散见于其有名的《家书》、《家训》、《日记》、及《文集》中。照理，曾氏的《家训》之类，谁都应当涉猎过，用不着在此特地再介绍。下面也只偶举几点，为近来有志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
曾氏自己说：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致刘孟蓉书》）
原来曾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会试中式，即以是年成进士。及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授检讨。那时曾氏年已三十，而他实在是从那时起才开始走上讲学的路径。这时距今亦恰九十多年。他有名的家书，亦从庚子开始。然今刻《家书》里所收，则只有庚子二月初到京后的一函。在他家书里正式开始讨论到读书和做学问的，还要到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的秋天。
那时曾氏的读书课程是：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他自己说：
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当时的曾氏，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检讨，国史的协修，在三十二岁的年龄，才开始点读前后《两汉书》。他说“早不自立”，实非过自谦抑。曾氏在早年，用功的只是八股时文。谁料到中年是一个得意的阔官了，却再发愤读书，而将来也竟有如许成就。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缙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我们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呀！至少他们都应该“稍事学问”，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否则青年们纵是努力读书，若将来涉足社会，便可不学无术，另以一种捷径高翔，那岂不是任何学术全成了八股？此其一。
曾氏自成进士，入翰林，以后官位日高，由侍讲侍读擢升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郞，又做过好几次主考阅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放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艰回籍，前后十三年。虽处境较优，而“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一类的话，在他家书里，屡次见到。可见他在当时，已并不能摆弃一切，专意读书。此后则从事兵戎，生活一变，更不是读书的环境。然他从咸丰二年创办乡团，直到同治三年攻破南京，前后又恰是十三年。在这宦海纷纶，乃至戎马倥偬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氏却建立了他学业上卓绝的成就。这一点，又使我们感觉到，读书并不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而实为社会一般人大家所能从事的。至于达官阔人，政军大僚，以及社会上各色各行的领导人物，他们已然负担着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那么他们更该“稍事学问”，奉曾氏为模范。此其二。
（三）
至论曾氏学问、事业，何以能互相辉映，而各有其卓绝的成就，一面固是由于其意志之坚毅，生活之严整；而另一面，则在其眼光之远大，与方法之切实。此则关于为学择术之点，我们尤当注意。曾氏本是一个做时文八股的举子，一旦入京华，走进读书讲学的世界，其初颇得益于朋友交游之启示。他道光二十二年的家书上说：
吴竹如近日往来甚密，来则作竟日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
又说：
子序（吴嘉宾）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是曾氏最先讨论到学问的第一封家书。他所述两位朋友的言论，已大体规定了曾氏将来学问成就之规模。若不是“老守一井”从“约而专”上用功，则博雅考订，乾嘉以来的四库翰苑之学，实与曾氏将来的事业生活不相容。若老守一井，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不贤识小，谀闻浅见，不仅对其将来事业无所裨补，而他的学问地位亦决不能高卓。所以如用“约”的工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
曾氏用“约”字诀读书，屡见其《家书》、《家训》中。如云：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又说：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若经史之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他又说：
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那时曾氏对于“守约”的读书法，已有十分坚确的自信。他的此项见解，至老不变，实与当时博雅考订之学，绝然异趋。他以后教人“耐”字诀，“恒”字诀，“拙”字诀，“诚”字诀，以及“扎硬寨，打死仗”的口号，凡曾氏功业上的成就，和其从事学问的精神，处处呼吸相通，沆瀣一气。
(四)
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所以他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所读书，亦不甚多。本朝善读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余于《四书》、《五经》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咸丰九年四月。其他曾氏所述书目散见者尚多，然大体相类似。)
读书能选择，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最可代表这种精神的是曾氏的《圣哲画像记》。他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大凡有意指导人读书，终不免要做一番开书目的工夫。清代乾嘉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书目，便是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以及接踵而起的《皇清经解正续编》。这一类繁琐的考证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陈澧已识其锢蔽而思有以变之，然陈澧劝人读注疏，仍不脱经师经义范围。曾氏则不然，正因他早年没有受锢蔽，故能彻底摆脱当时传统考据学之束缚。此所以陈氏仍还是“博士”之学，而曾氏始得谓真是“士大夫”之学。而曾氏却又能相当的采取考据学之长处。其《家书》中多有不取考据的言论，而《家训》中则主采考据训诂之长，此是曾氏学问与日俱进之一证。又曾氏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五)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
曾氏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于姚姬传学古文法，而曾氏之言义理文章，其识解意境，也均超出于唐、姚二人之上。曾氏与唐、姚之异点，也正在唐、姚空疏，而曾则博大。此等处，均见曾氏学问实有所精深自得，实有另辟户牖、别开途径之气魄与抱负。
孙鼎丞《刍论》，追溯洪、杨乱源，深归咎于汉学家言。而曾氏为之作序，谓孙讥之已甚。此犹汉学家讥评阳明提倡良知学，酿成晚明之祸。如此刻深立论，其流弊终不免同陷于党仇讼争。而曾氏对乾嘉汉学，其立论似转较陈澧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于咸丰九月己未，时曾氏尚在军中。可见曾氏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派之藩篱，而求能从大处着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他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此层学者贵细辨。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而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靑年，他们的最要条件，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浩博的图书馆，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为一般社会着想，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为社会多数智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了。
(六)
惟专就曾氏个人论，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自然，我们该先具第一条件，再希第二条件。曾氏对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诗古文之学。曾氏对此，亦屡屡自已说过。他说：
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惟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的年龄了。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
《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荘子》、杜诗、韩文。
这一书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诗、古文的前程上来选定。曾氏自说：
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启之。(《圣哲画像记》)
然曾氏对诗、古文的见解，其精深博大处，实非姚氏所及。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可宝贵的意见，即在劝人读专集，而不要读选本。他说：
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书》)
又说：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书》)
曾氏从不要汩没性灵的见解上，来劝人勿读选本，这真是研究文学一种极可珍视的意见。
曾氏又主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说，此层则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觌面。此一境界，与当时博雅派所主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位置。
曾氏研攻诗文，最爱韩愈、王安石，盖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强之格调，与己相近也。曾氏说：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求阙斋日记类钞》壬戌)
又云：
阅陶诗全部，取其大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辛未)
盖雄直倔强，曾氏性格之所长；恬憺闲适，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诗文，着眼在此两点上，切就己身，释回增美。纵使不以诗文名家，而此种研习方法，对于自已性灵修养上，也会有绝大益处。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
（七）
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像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
三、张之洞
(一)
述说近百年来诸儒之读书论，陈澧、曾国藩以下，便不得不提到张之洞。张之洞，严格说，算不得是一个合标准的学者，但他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确是代表了当时学术界一种风气和倾向。《书目答问》虽有人说他是倩人代作，然我们在这里，不妨仍用他名字来叙述。
《书目答问》算不得是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门径书，只好算是一部便于翻检的参考书。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门径书，至少该备具下列几条件：
一、在于他所想要指导人做的学问里面，摆出一个体系，而显示其相互间之缓急轻重先后。
二、指出做此项学问的几部人人必读的基本书，使学者有处下手。
三、提示该项学问之极高境界，使做此项学问的人有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
读曾氏的家书、家训，虽似简陋，然循此做去，却可成就一种学问，因为曾书备具上列的条件；而《书目答问》则否。他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类，每一类中又各分子目，至于三四十项，一些也不漏。似乎全部的学问其实只是书本，都平铺放在一堆，教人茫如烟海，望洋向若，问津无从。《书目答问》中所举书共二千余种。若论卷数，则应在十万卷上下。分类言之，经、子两部，都在一万卷以上，集部几及两万卷，史部则出两万卷之外。这样巨大的书目，只好算是一种簿录，绝不能作为指导人读书的门径。然而《答问》开首的《略例》明说：
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因录此以告初学。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令其门径狭然，缓急易见。……
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
所举二千余部，疑于浩繁，然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较之泛滥无归者则少矣。
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
可见他明明要做一部指导初学的简约的门径书，而所开书目竟如此浩繁。这只好说是编《答问》的人，自己就不知学问；或是他自己对学问上，便就不知甘苦，不知深浅，并未真实如此般去下工夫。所以罗举了二千余部书目，却叫初学的人“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其实《答问》中所吿诉我们的，只是一些版本、目录之学，可说是为一般校勘家、收藏家初步应有的常识。而版本目录校勘收藏，还只是给做某种学问的人以一种方便，并不算是一个门径。若是其人先对某一种学问稍知门径了，再来翻看《书目答问》，也未尝无助益。若其人对各项学问，尚属全无门径，而想从《书目答问》中去寻找，则他所寻到的，自然是一种版本学、目录学的门径，或是校勘、收藏家的门径罢了。因此《书目答问》的功效，不啻像在教人去做一种版本目录的学问，或是做一种校勘收藏的工夫。而在指示人真实做学问的一点上，则可说并无贡献。这无异乎告诉我们，在那时提倡读书的人，他实在也只能提倡一种目录版本之学，他只能领人走上收藏或校勘的路子。最多亦不过造成一种博杂无统，泛滥无归的学风而已。
(二)
或者有人要为《答问》辩护，说此书《略例》本云：
弁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举其流别。
本来教人读书，当视其性之所近，分类以求。《答问》备列群书，也并不是教人去做博杂无统，泛滥无归的学问。此说似而实非。学有流别，学者当就性近，此二义发于章实斋。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本是对于他当时经学考据独霸权威的风气下之一种抗议。其《校雠通义》一书，所谓“平章学术，考镜源流”，亦是对当时《四库》馆臣一种进一步的献议。然当时《四库》馆臣所编《总目提要》，虽不能上追刘、班，下媲夹漈，做到章氏所论平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能事，终还有他的提纲挈领、溯源竟委处。以《书目答问》较之《四库提要》，则所出尚远在其下。读《提要》，多少可以知道些古今学术的流变得失；读《答问》，便只能知道一些现行版本的异同、精恶。所以《答问》一书，最多是一部便于翻检的目录，不能从他书里来懂得学问的流别。
或者又说：《答问》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亦十之七八。(见《略例》）精注精校，是清代二百四十年学人工力所萃。《答问》为书，在这点上，至少透露着清代的学术精祌。若纯从清学作观点，此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门径。此说亦似而实非。即论清代，顺、康、雍早年，与乾、嘉全异。不仅明末遗老如黄、顾诸大儒，那种生动博大的精神，在《答问》里全看不出。即乾、嘉考证学全盛时代之森严壁垒，亦复在《答问》里昧失了。从清初到乾、嘉，我们还可说学术重心之转移。从乾、嘉到晚清，则实是学术重心之消失。《答问》为书，则正是乾、嘉考证学堕落到消失重心以后的出品。因此这一部书目，纵然收罗着不少乾、嘉以下的精校注本，而实际已是游魂失魄，没头脑，没纲领，极其能事，亦止于是目录校勘而已。若定要找寻代表清代汉学家的一部门径书,则毋宁还是江郑堂(藩)所著的《汉学师承记》和那篇《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来得更好些。
（三）
张氏原书《书目》五卷后，亦附一个《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他说：
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
其《姓名略》又分经学、史学、理学、经学史学兼理学、小学、文选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十四门。他说：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这里好像著《答问》的人，亦想把清代学术来笼罩古今，而以小学为清代学术的最先根基；他指示学术大体，亦自有系统，自有涂辙，不能说他仅是一堆的书目。然而亦不尽然。若论学术大体，则张氏所分十四门，可谓不伦不类。若论为学层次，则“由小学入经学”一语，可说是开口便错了。若谓清代大师治经，多通小学，此诚有之。若谓必由小学入经学，则不仅清初如顾炎武、张尔岐(此依《姓名略》所举)一辈并不然，即稍后胡渭以至惠栋诸人亦不然。甚至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诸人，谓其专精小学则可，若谓其是由小学入经学，亦不免看错了他们。《姓名略》所举“汉学专门经学家”凡一百五十一人，试问这里面几个是真由小学入？又“汉宋兼采经学家”五十人，如黄宗羲、宗炎以下，试问他们是否亦由小学入？若不自小学入，是否可说其经学便不可信？
至谓“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则更属影响之谈。如章学诚，不能不说其史学可信，但却不能说他由经学入。如崔述，可说由经学入史学，《答问》所列史学家中无其名，而归入汉宋兼采的经学家中。根据《姓名略》两百零一个人的名单来研究经学，不免要使人迷惘眩惑。若根据《姓名略》史学家九十个人的名单来研究史学，便会更得不到史学上的一些纲领把握的。在此九十人中，大部可说是经学考据之旁门，须严加洗汰，始可呈现出史学规模。一面还须添入，如王船山、秦蕙田、崔述诸人入经学，潘次耕、严可均诸人入小学，刘献廷、戴名世诸人则各门皆无。
至于理学、词章、经济，照他排列，尚在小学、经、史三累之下，那就更可不论了。而《答问》又说：
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以经济一家终。
不知清初诸老多讲经济，却尚不甚重小学；逮及乾、嘉考证学全盛时，方力尊小学，却又不重经济。道、咸以下，渐渐又重经济，而小学却又渐渐为人淡视。今《答问》不辨此中消息，其教人治学，似乎该由小学始，由经济终。在他似乎既不知道小学的甘苦，又不知道经济的艰巨。对于清初及乾、嘉两段的学术界，既属顾此失彼；即在晚清一派经世致用的新思潮下，亦可谓是不分轻重。徒然捃摭了一些装点门面话头，而精神则全不在此，明眼人自能识破。所以我说《书目答问》只可供稍知学问门径的人作参考翻检之用，而并不能指导初学走上学问的门径。
而不幸六十年来的学术界，却多把此书当作教人治学的门径书看。湘潭叶德辉说：
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
则六十年来的学术界，(按：《答问》刊于光绪元年。)宜可不言而喻矣。
张氏尚有《輶轩语》，与《答问》同时并刊，然其书益庸肤，偶作门面套语，全是模糊影响，无足深论。本来清代学术，到同、光以下，已是势在必变，然以陈兰甫、曾涤生两人的气魄力量，尚不能负之以趋。张之洞则只是一名士，一显宦。相传缪荃孙为其代撰《答问》一书，不知信否？要之其人亦只是一名士。由他们来指导人学术门径和读书方法，其成绩宜乎难得使人满意了。然而依今而论，则官僚如张，名士如缪，亦已不可多得。学术一差，人才自退，即此便是一好例。
(四)
张氏又有《劝学篇》，在《书目答问》后二十四年，其意识态度乃与《答问》大变。他说：
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官习一事，……其博易言。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者，寖微寖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已。……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守约·内篇第八》)
这几句话，和《答问·略例》所谓：“所举二千部，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诸生知其约，勿骇其多”云云，竟如天壤悬隔了。平心而论，不能不说这是张氏的觉悟和进步。这是在此二十四年中大势推迁，逼得他不得不如此想，如此说；逼得他不得不破除门面，再不敢以“殚见洽闻为贤”，再不敢教人以“博杂浩瀚为学”。因此，《书目答问》还是保存着乾、嘉相传之门面，而《劝学篇》乃透露了同、光以下的时世。由博反约，正是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个共同倾向，共同要求。陈兰甫、曾涤生皆有此意。张之洞虽乏深知灼见，然在此亦不能自外，正见这是时代的压力。
然而读书求博固难，求约更不易。求博只须“功力”，求约则贵有“识趣”。乾、嘉以来学者，幸值社会安定，世运升平，一向务博，尽肯用功夫，但识趣却日卑日下。一旦要改走守约路子，请问又如何个约法？《劝学篇》说：
一、经学通大义。
《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刘、焦《正义》，可资考鉴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
《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
《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
《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
《春秋榖梁传》止读钟文蒸《榖梁补注》。
《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
《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
《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
《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
《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
《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引之《经义述闻》。
《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
张氏说：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故主张就原本择要钩乙标识，但看定论，引征辨驳，不必措意。又欲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而不必章释句解，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
张氏又说：
总之必先尽破经生著述之门面，……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以上是张氏对读经的守约论。我所以在此不惮详举者，一则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时蠭起的“学生国学必读书目”，以及各种“学生国学丛书”之类的编行，其实仍只是同一个时代需要下的产物，在张之洞时已然提及。二则最近又有一种新兴的读经运动，却只听见人提倡读经，没看见人指导人如何读法。似乎只要读经便得，更不感有问题。此其对于经学上的常识了解，又比张氏当时倒退得多了。现在重新提出张氏的《劝学篇》，正可使我们当前的新旧两派，都用来作一个参考。
二、史学考治乱典制。
史学切用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约之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二《通》之学，《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考史之书，约之以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
此为张氏对于史学之守约论。
三、诸子知取舍。
四、理学看《学案》。（黄梨洲《明儒学案》，全谢山《宋元学案》，以提要钩玄法取其什之二。)
五、词章读有实事者。
六、政治书读近今者。(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
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形势、水道、物产、都会、交通、险要、海产边防、通商口岸。)若《汉志》之证古，《水经注》之博文，姑俟暇日。
八、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天文、地图、化力光电，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
九、小学但通大旨大例。
此为张氏对于各项学问之守约论。平心论之，其间实自有几许通明的见解。如经学看《四书》，《四书》专主朱注。史学主通今致用，不取考古。理学重新加入到学问的圈子内。小学退居到最后。这几点，只须稍治清代学术史的，便可知其意态之开明与识解的重要了。
(五)
然而张氏还深恐那种守约的方案，不能见效。他说：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
让我们回头再看他二十四年前的《书目答问》，千百种精校精注本，分门别类，俨如七宝楼台，何等庄严！待到《劝学篇》里，语气竟如此萧索；一再的打折扣，只希望人能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通鉴辑览》、《通考详节》。偌大的学术门面，到底破坏无遗了。这不能叫作“守约”，只能算是“居陋”。譬如一个大商店，愈是削盘大落价，过客愈是怀疑，不愿光顾，结果只有关门大吉。张之洞的《劝学篇》，似乎是那商店大减价的广告，便是将近歇业之预兆。
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术界一般情形之恶化，及其急转直下之势，正可于张氏的先后两书中看出。《答问》刊于四川，《劝学篇》刊于江苏，这里也有一些地域的关系。四川僻在长江上游，还能使当时人发其怀古之幽情。江苏接近海洋，门洞开，风气鼓荡，便最先摇动。因此张之洞在晚清学术史上，虽说没有他的地位，然而他究已粉墨登场，由他来表演出当时一幕很重要的剧情了。
四、康有为
(一)
近百年来的读书运动，上面虽述说了陈、曾、张三人，然陈澧所说，只是一个学者偶感而发的不公开的私议，曾国藩则是一个贤父兄对他家庭子弟的家训，张之洞则是一个阔官僚，装门面，对下属的教诫。若俨然以圣贤大师自命，对于当时传统的读书风气，加以鲜明反对，而严正地出来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的人，则此一百年内，不得不首先要轮到康有为。
康氏生于清咸丰八年戊午，距今不到八十年。他正式起来做一种严肃的新读书运动，厥为其三十四岁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之讲学。时为清光緖十七年辛卯，距今四十五年，还不到五十年。近代的新读书运动，严格说来，并不是百年以内的事，而只是五十年内的事。
（二）
记载康氏万木草堂讲学详情的，有康氏自著的《长兴学记》，及其弟子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长兴学记》是主持讲学者当时手定的一种学规，《康先生传》则为当时从学者事后追忆的一种讲学精神之描写。梁氏说：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里城。
又说：
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
张之洞刊布《书目答问》，在此前十七年，其为《劝学篇》，则尚在此后七年。大概当时的张之洞，在他心中，还只知道一大批国朝诸先生的精校精刊书目录，对康氏意见，自然不易接受。至康氏讲学精神，梁氏说他：
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这竟依稀是回复到晚明诸遗老之矩矱。乾、嘉以来学者，可说无一人知有此境界。尤可异者，在他所想象的学术体统里，竟无“经学”一门，因之校勘、训诂、辑佚种种乾、嘉以来正统相传认为了不起的治学工夫，充分表现在张之洞《书目答问》里的，一到康氏所提倡的新学统里，可说已全无地位。即陈澧主张看一部注疏的见解，似乎在康氏学统里看来，亦可谓无甚意味了。另一点值得注意者，康氏的新学统里，也没有了文学一门，以此较之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所指示的路径面貌，又自绝然不同。陈澧只想就乾、嘉经学上略略作补偏救弊的工夫，因此他主张汉、宋兼采。曾国藩则只就桐城派古文家的见解稍事扩大，而容纳了些经学上训诂考据的长处。平心而论，康氏所提倡的新学，比之陈、曾两人该是高明得多了。至如张之洞，无别择，无旨趣，仅仅是开一个目录，说一些门面话，究竟谈不到所谓学术与门径。
至康氏以宋、明学与孔学并重，这已为乾、嘉学者所不肯言；而其以佛学与孔学并重，则又为宋、明学者所不敢言。至云“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意似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对立，亦较近人只认有科学不认有哲学者稍胜一筹。亦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较少毛病。至其教旨，提出“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三项，尤其恰中了清代两百多年在异族统治下所压迫成的士大夫意态风气之痼疾。即以最近二三十年的大学教育言，能做到广求智慧一项，已远不易。不仅讲文史的只是纸篇字面之学，脱不掉乾、嘉以来训诂、考据、记诵之积习；即治科学的，亦还不免如此。在讲堂上稗贩，岂不仍等如在纸篇上搬弄。至于激厉气节，发扬精神，此两项，在主政者固无此意提倡，即掌教者亦少见及其重要。我深感梁氏所记康氏当日万木草堂一段讲学精神，却实有再受我们今日注意之价值。
因为康氏所欲提倡之新学术，与陈、曾、张诸人不同，可以说前一种是“经籍书本”之学，而后一种乃是“人文知行”之学。故在陈、曾、张诸人，只须开一书目，学者可以闭门自求；而康氏则感觉需要恢复宋、明讲学的精神。他在《长兴学记》里提出此意见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励激发，不可废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如此说来，在陈、曾、张诸人，似乎只要有一种读书运动已够，而在康氏则主张在读书运动之上，先要有一个讲学运动。读书只是讲学中所有之一事。讲学乃为读书一事所应先决的问题。宋、明学者太看重讲学了，流弊遂成只讲学而不读书。顾亭林则只从此点加以挽救，不谓经历清代异族高压统治两百年后，学者只知读书，不复知讲学，于是所读日趋于纸篇字面记诵考订，而与人文知行了无关。换言之，社会只有了经师，却不能有人师。因此学术界也只能有学问，却不再有人才。康氏以“读书之博，风俗之坏”八字来批评清代二百年学人利病，可说一些也不差。康氏要在读书之上先安一个“讲学”，即此一点，已可说是两百年来未有之卓识。
然而康氏长兴讲学迄今已五十年，世局震荡，千变万化，康氏的意趣，终亦未为后人所了解。我们三十年来的大学教育，能重新走上读书路子，已算是极大努力了。到最近，又有人在发起“读经运动”，“书院制度复活”等等口号，这些都还算是在读书的路上打圈子，依然仍是清代乾、嘉在异族统治下的旧把戏，似乎还赶不上康氏长兴讲学的一段意气。
(三)
长兴学舍的课程，分别如下诸目：
志于道：
一曰格物。(扞格外物，勿以人欲害天理。)
二曰厉节。(提倡后汉、晚明之儒风。)
三曰辨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不能冒大道之传。)
四曰慎独。(刘蕺山据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
这里的第一项，即是要恢复乾、嘉所推第一流学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里所要打破的“天理”“人欲”之辨。第三项则是要打破乾、嘉正统派所建立的声音训诂学在整个学术系统里的地位。第二、第四项，则可说是康氏讲学的新骨干。
据于德：
一曰主观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推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贤者识大，是在高识之士。)
曰词章之学。
在这系统里，乾、嘉考据只占到第四项的第三目,而其间犹有大小之辨。乾、嘉考据学者能在大节目上下工夫的实在也并不多。
康氏说：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多于义理。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榖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近于经世。义理即德行，经世即政事，言语、文学亦发明此二者。
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大夫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
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如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这是康氏的学术史观。汉儒经世，宋儒义理，皆在孔门四科设教之系统下，而清代声音、训诂、考据之学不与焉。此是何等的大议论。
依照康氏之意，先要讲明了应做如何样的学问，才配说到须读何等样的书。康氏又说：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二十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诸用，以求仁为归。
此是长兴讲学教人读书的大体见解。
当时未满二十龄，亲受业于万木草堂的青年弟子梁启超说：
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谒南海之门。(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以上具见梁氏《三十自述》)
虽说梁氏笔端常挟感情，然使熟治清代两百年学术史的人，一看了《长兴学记》的大概，自知梁氏此种记载，也未必是过分张皇了。
(四)
然而习俗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康氏在粤讲学凡三年，而最先第一年里，康氏已自陷落在经学考据的深阱中去了。他误听了川人廖平的一夕话，他误以为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两种绝不同的东西，他遂把一切古文说归罪于王莽、刘歆之伪造。他以为后世流传之经学，全是莽、歆古文学说，全是“伪经”，只可说是王莽新朝的新学，不能称他为孔学。他要想在这上面入室操戈，摧陷廓清，把东汉以来迄于清代相传的经学大统，一笔全写在王莽、刘歆的帐上，然后他再提出一种新鲜的、道地的“新经学”出来，这即是南海康氏之学，而上托于董仲舒乃及《公羊春秋》。他要把考据工夫来推翻传统的考据。
然而考据之学亦岂易言！往往为一个字，一个音，可以费人思考，累人年月，积了若干年岁，或更换了若干人物的若干说法，而始得一定论。现在康氏要以玩耍大刀阔斧的办法来做闺房绣鸳鸯的考据工作，以他前后不满两年的时间，匆匆地写成乃至刻成《新学伪经考》，(康以庚寅春得廖说，于辛卯秋七月刊成《伪经考》。关于此事，我尚有详细考据，见《近三百年学术史》)拔赵帜，立汉帜，为中国两千年经学，独创新说。当时万木草堂青年弟子陈通甫、梁启超，都曾为他此书帮忙，然已心怀不满。这一书，简直是考据里的海派，野狐禅，不啻如清代初年毛西河之有意为《古文尚书》作冤词。他不知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均遵守一种极谨慎极严肃的态度，要解决偌大一个问题，不该如此般卤莽灭裂。
康氏一面自己存心菲薄考据工夫，一面却想在考据圈里翻新花样。心粗气浮，已失学者风度，同时亦因此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其时义乌朱一新长教广雅，首先对康说表示怀疑，屡贻书献难。康氏无法说服他，却于朱氏死后说其“请我打破后壁实言，言已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者，乃门面语”云云；此如方望溪为李恕谷作《墓志》，一样的诬其死友。其后《新学伪经考》为清廷下谕焚禁，康氏亦避游桂林，而有《桂学答问》。
(五)
《桂学答问》与《长兴学记》先后只隔四年，(辛卯至甲午)然而两书精神远异。他说：
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而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老涉学不得其门者，则经说乱之，伪文杂之。
如此说来，则孔学仍然是经学，而在经学上又要厘订杂说，辨别伪文，则岂不仍须走上考据、训诂的老路。康氏从此说到《公羊春秋》，董仲舒《繁露》，何休《注》，乃至于清儒陈立之《义疏》，刘逢禄之《释例》，凌曙之《礼疏》诸书，则是仍走上了乾、嘉考据的船头了。而且照此路向，也还只是苏州惠氏学专讲家法师传之一派，还及不到徽州学与扬州学之博通。
康氏本以《论语》与《春秋》为孔学之两途，然自刘逢禄《论语述何》，下及戴望《论语注》，他们都想把《公羊》与《论语》打通，而结果已知此路不通了。现在康氏既专主《公羊》，则不得不抛弃《论语》，因而遂并抛弃了宋、明。本来康氏以《公羊》、《榖梁》分归董仲舒、刘向两家，把来包括汉儒经世之学；现在则专取《公羊》，于是又不得不抛却《榖梁》乃至刘向。而康氏所谓汉学之经世，乃一变而为专讲“微言大义”。康氏此两种先后看法之不同，孰得孰失，是进是退，稍治儒学，则可以不烦言而辨。
总之，治孔学重《论语》，不失为是一条活路。若改重《春秋》，则是一条死路。此在宋儒早已看透，现在康氏仍舍活路而改走死路，还在《春秋》学中要专走《公羊》，则更是走进了牛角尖，更无出路，更无活意。人家说康氏攘窃了廖平的著作发明权而博得大名，我只说康氏上了廖平的大当而误入歧途，葬送了他长兴讲学的前程，这实在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康氏又说：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其一荀子。孟子为《公羊》正传，荀子为《榖梁》太祖，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
这里又发现了冲突。孟子是否《公羊》正传？康氏已难自圆其说。今康氏既主专治《公羊》，则又何必再敷衍群经多传自荀卿之旧说。其实此等云云，本是乾、嘉早期经师之见解，若果要专取《公羊》家法，即无取乎此多传群经之荀子。
康氏又说：
孔学聚讼，不在心性而在礼制。《白虎通》为十四博士荟萃之说，字字如珠，与《繁露》可谓孔门真传秘本。赖有此以见孔学，当细读。
此等话，更为荒唐。完全是道、咸以后始有的不通见解，完全上的廖平的大当，歧之又歧，迷途不返；较之长兴讲学精神，相隔更远。
康氏又劝人读陈寿祺注《五经异义》，读《四库提要》经部目录，读魏源《诗古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大小戴礼》，《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乃至《钦定御纂十经》、《十三经注疏》、《经学汇函》、《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续经解》，皆涉猎择读之，而叹曰：
此真浩如烟海，若无本领，宜其穷老无所入也。
此外还须读清代各家的《说文》，《尔雅》，以及《广韵》、唐《石经》、《七经纬书》，《玉函山房辑佚书》之类。我想当梁启超起初见康氏，自辰及戌，“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者，大概也就是这些吧。而梁启超却说：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
这句话，我实在不敢信。至少长兴讲学时，康氏还像一个有意提倡讲学的思想家。而《桂学答问》，只是一个自矜博通的读书人。换言之，也可说长兴讲学时的康氏，还像是有意提倡“士大夫之学”的；待到《桂学答问》时，他仍自陷入了“博士之学”的圈套中去了。这一种变化，好在两书俱在，可留供我们细读细研。而康氏在此前后四年间，所以有偌大一变迁者，我想他到底奈何不下他自己的那一部《新学伪经考》，那部书始终在他肚子里作梗；这一层，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桂学答问》于经学外，照例还有史、子、集三部门的书目和读法。然那样分门别类，平铺的罗列着，言其意趣之警策，已远不如康氏自己的旧著《长兴学记》。言其项目之详备，则又远不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所以康氏也说：
书目博深，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
又说：
右所条目为学者之初桄，良以《四库提要》及《书目答问》目录浩繁，穷乡僻远，家无藏书，限于闻见，濡染无从。或稍有见闻，而门径不得，望若云烟，向若而叹，从此却步。故为导之先路。若大雅宏达，赡见洽闻，固无俟区区也。
《长兴学记》有其弟子陈千秋《跋》，谓：
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阙，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绌之于国，故讲之于乡。
不谓四年后的《桂学答问》，只自居于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导先路，做一种教人读书入门的入门书。在张氏的《劝学篇》以前，康氏先已代替他做了这一番工作。
(六)
“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高僧传》昙摩耶舍梦中语。）大概这一百年来，时代的力量始终凌压在人物的上面。我们也可以说是缘不凑，时不熟；但到底还是那些人物，种因无力，不够条件。在康氏早年，粗闻其乡前辈朱次琦之绪论，当时他对宋学本无深造，而志高趣博，对于考订琐琐，又所不耐。但那时一般的风尚，还是重在博雅考订，所以张之洞从《书目答问》转变出《劝学篇》，而康氏则从《长兴学记》转变出《桂学答问》来。我们从这两面各打一折扣，恰可把握到晚清之学术界。而傲然以圣人自命的康氏，又是汲汲皇皇，热心政治，并不专精在讲学上。
及戊戌政变，康氏奔亡海外，他的学术生命，遂与其政治生命相随俱尽。然而退一步言之，戊戌政变，究不得不说是我们五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而且康氏论学，素重《礼运》，到现在，《礼运》居然已谱成国歌，而“天下为公”的横匾，则凡政府公署所在无不有。可见康氏那时长兴讲学的一段精神，究竟不能说他没有收获，所惜是仅仅止斯而已。
五、梁启超
（一）
追随康门，从事于新读书运动的，最著者为梁启超。梁氏生于清同治十二年葵酉，卒于民国十七年，距今还不到十年，他还是一个崭新的现代人物。
康有为讲学桂林，自著《桂学答问》外，又嘱咐梁氏为《读书分月课程》，时梁氏年二十二。《分月课程》，似乎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有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而来。程书可说代表大部分老派的宋学家的读书精神，而梁氏的《分月课程》，则正为现代新读书运动中一种有力的主张。我们不妨把来对比一看。
一个是专本朱子，一个是专本康先生，都是有宗主的在教人读书，此是两家之所同。然而一分年，一分月，只此意思缓急之间，便见两种读书精神之异点。前者意求玩索精熟，透彻融会，朱子所谓：“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分年”是宽着期限，“日程”便是紧着课程，翻读程书的自可得其意味。至于梁说则谓：“康先生划除无用之学，独标大义，故用日少而蓄德多。循其次第之序以治经，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于此者。学者亦何惜此一月半载之力而不从事？”
所以程书自八岁入学，分年程限至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失时失序的至三十岁前而办，始终应有十四五年或十六七年的工夫。因此程氏亦说：“此法似乎迂阔。”而梁氏所谓《读书次第表》，则前后只有六个月，故自谓“便易之事无过于此也。”
今将其《读书次第表》中六月分配之大概介绍如次：
六月中读书共分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五项，内以经学为主。
一、经学，专举《春秋》与礼学。其六月之分配，如次：
第一月，先读《公羊释例》（刘逢禄著）。择其要者数篇先读，一二日可卒。再读其他诸篇，六七八日可卒。
次读《公羊传注》（何休注）。共为书三本，十日可卒。再读《春秋繁露》，先择其言《春秋》之义者，五日可卒。
第二月，可以半月之功，再温《公羊传注》、《繁露》二书。
次，并读《谷梁传》与《王制》。
第三月，读《新学伪经考》（康著），《左氏春秋考证》（刘逢禄著），《礼经通论》（邵懿辰著），《诗古微》（魏源著）。
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
第五月，读《礼记》。
第六月，读《大戴礼记》及《春秋繁露》中言阴阳天人者。
二、史学，六月中分读《史记》，《前》、《后汉书》。
三、子学，六月中凡读《孟》、《荀》、《管》、《墨》、《老》、《庄》、《列》、《吕》、《淮南》诸家。
四、理学，六月中凡读宋、元、明三朝《学案》，及《朱子语类》。
五、西学，自第三月起，四个月中读《瀛寰志略》，《万国史记》，《列国岁记》，《政要》，《谈天》，《地学浅识》诸书。
这样的读书，要在前后六月之间，古今中外无不知，微言大义无不晓，至少易犯着两种流弊：
一是意思迫促，不能有沉潜深细之乐，近于太要讨便宜。
二是自视过高，看外面事理太轻率，易于长成一种傲慢与轻率的态度，不肯虚心玩索。这并非说康、梁本身定是如此，只是康、梁之提倡，决然易走上如此的路向。现在固然没有依照着梁氏六月课程来读书的人，然而那种意思迫促以及自视过高的风气，似乎已成了四十年来的时代病；而在康、梁指导人读书的意见里，恰恰把此种时代病，十分地透露了出来。
（二）
在康氏游桂林三年，梁氏在湖南与谭嗣同诸人创南学会。其时宛平徐仁铸为督学，梁氏主讲事物学堂，徐氏有《輶轩今语》一书，据说出梁氏手。所谓《輶轩今语》者，针对张之洞《輶轩语》而名，谓此书无非欲多士急究当务，挽济时艰。其书尚在张之洞《劝学篇》成书前一年。张之洞所以从《书目答问》转到《劝学篇》，自然亦受此书影响。兹再摘要介绍如次：（下引据《翼教丛编》卷四）
一、经学
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西汉主微言大义，东汉主名物训诂。）
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经学本以通微言大义达于政事为主，不必沾沾于章句训诂间，此西汉经术所以为美也。）
经学当以通今为主义。
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
《四书》宜留心熟读。（孔子外王之道在《春秋》，内圣之道在《论语》，朱子特尊《四书》，诚为卓识。）
《尔雅》只须读郝氏《义疏》一部，《说文》只须读段《注》一部。（古人以此等为小说，近儒穷毕生精力，白首而研之，甚乖于小学之义。）
二、史学
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亡之迹。
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官制为一朝政治之所出，学派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治乱兴衰之大原也。）
史学以民间风俗为要义。
《史记》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读。
《史记》、《后汉书》宜先读。
史公以后，以郑夹漈为史才之最。
《九通》当择读。
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梁玉绳、王鸣盛辈，杂引笔记，旁搜金石，订年月，校人名，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三、诸子学
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
汉以后无子书。（汉后号称子书者，皆可不读。）
四、宋学
宋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讲。（学者苟志趣不立，行谊不端，虽读书万卷，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
宋学宜先读《学案》。
朱子书宜读《语类》。
诸儒文集宜择读。
此虽寥寥十数条，然经学主以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史学主通掌故沿革，以推籀政治人才兴衰之大原，以诸子至《六经》相辅，以宋学为立身基本，皆不失为一种粗大而有气力的见解。而当时遂立刻引起一辈守旧者之反对，谓其：
纰缪无根之语，不一而足。如以训诂为无用，以考古为大谬，以诸子与《六经》并列，谓汉以后无子书，一时簧舍之子，相与挢舌屏息，不知其学之所由来。（语见《翼教丛编》卷四《长兴学记驳义叙》）
即此可见当时一辈手旧学者之顽固与闭塞。即就彼辈举斥各点，亦正见《輏轩今语》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纠挽时病，极清新开通之见解也。彼辈又谓：
袭谬沿讹，本原于康氏之《长兴学记》。
此语却甚是，《輏轩今语》大体固是《长兴学记》之引申也。
（三）
然而一年以后，即是戊戌政变，康、梁均出亡海外，他们所提倡的新读书运动，从此绝响。平心而论，他们推孔子为教主，守《公羊》为教法，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以毒攻毒、推翻训诂考据的话柄，此等处未免多有可议。然而他们以作新人才、改革政治为读书治学的大目标，以经史为根柢，以时务为对象，就大体言，他们提倡的一套，实应与北宋、晚明无大悬殊。在中国学术史上，他们实应占很高的地位。不过北宋比较经历了一段安宁的过程，积了一百年三四代的酝酿，自胡瑗、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而迄张载、程颢、頤，遂得造成一种有力经久的学风。晚明则梨洲、亭林、船山诸老，其下半世皆在枯槁寂寞中打熬，以三四十年的掩抑深藏，造成他们精光不磨的成绩。
今论康、梁，当其奔亡出国，康年只四十一，梁年只二十五，以与梨洲、亭林、船山相拟，尚还未到他们息志匿迹一意学问的年岁。而此后康氏在学术上即并无深造，他讲学的声光与从政的意气同时暗澹了。所以康氏在学术史上，只有彗光一射，并没有星月贞明。若就四十岁前的生命而论，梨洲、亭林、船山诸老，都没有康氏般光耀，而五十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则康氏渊泉已竭，远逊梨洲、亭林、船山诸老之生机蓬勃。康氏自身在学术修养上并没有一种笃厚坚实的基础，自然不能领导后起的人来走上一条远到的路程。只是就他的彗光一闪而论，也就终不能不说是黑暗中的一线光铓了。
而且康、梁当时所欲提倡的新学术，本以通经达务为职志。而论康、梁所遭的时代，则创古未经。其复杂艰难之情形，尤远非北宋、晚明可比。康、梁在当时，对于中国旧有经史之学，本说不到有甚深之研讨。一旦要援以致用，谈何容易。康、梁以后，“通经达务”“学以致用”的观念，一发不可制，而中国旧有种种经、史、诸子、理学，却只见其与时代相扞格，急切挽不上一气来。于是做学问的只有仍守乾、嘉相传训诂考据的旧辙，尽其与时代隔绝；而热心时务的，却不期然而然的叫出“把线装书扔在毛厕里”的无理呼声来。在此时期中的梁启超，正在努力于中国之“新民”的提倡，对其以前在广州万木草堂乃至湖南时务学堂所讲论的一套中国经、史、诸子、理学等等，亦不得不逐渐疏远。直到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学校里几乎只有英文、算学和各种教科书，社会上几乎只有政论、新闻以及几种新小说，学术空气稀淡到极点，所谓线装书与毛厕，实在地位也颇已接近。回顾已往陈灃、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诸人的言论，俨如隔世。
此下接着的是新文化运动，而以往一些旧书，才又借着“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那一漂亮口号之掩护，而稍稍复活。因此，一方面，虽在高呼“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旧礼教”，而那批冷阁在毛厕边缘的线装书，连孔家店的一应旧礼教在内，却逐步的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美名，而重新受时代之盼睐。在那时的梁启超，又复旧调重弹，而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传布。
（四）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乃接着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写成，事在民国十二年四月，距今只有十二年，实在还是一宗崭新的文件。那时梁氏年踰五十，亦可说比较是他晚年成熟的见解，较之他二十余岁时所写的《分月课程》等等，确有许多不同。而且我觉得，他这一个《书目及其读法》，较之百年来陈灃、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诸人的意见，全要高明得多。在这十几年来，亦还没有比他更高明的指导读书的新方案出现。我很愿郑重地介绍他这一旧公案于最近有意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下面是一个约略的介绍。原件尚易得，愿学者自寻阅之。
全《目》共有书一百六十余种，分五类：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丙、韵文书类。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戊、随时涉览书类。
戊类，梁氏本不认真。他说：“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本不能胪举书目。”然若对甲乙两类书真用功的话，则第五类书全属可读，全有价值。丁类，似乎更非梁氏意趣所在，所以虽举了几部书，而说：“若非有志研究斯学者，并此诸书不读，亦无妨耳。”则梁《目》用意所在，实重前三类。
我觉得他把修养、应用及思想史一类书放第一，而以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一类书放第二，实在还是以前万木草堂、长兴学舍旧规模。但他并不以孔子为教主，《公羊春秋》为教典。全部《书目》中，再没有何休《公羊传注》以及刘逢禄《公羊释例》乃至《毂梁传》、《王制》、《五经异义》、《白虎通》、《左氏春秋考证》、《新学伪经考》等等，今文学家张皇附会的书籍。当他二十二岁在桂林为康先生开《分月课程》时，这些书全是学者的最先必读书，至此却绝口不提。这是梁氏摆脱康氏束缚，自出手眼的一个绝大进步。
《长兴学记》分学术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种；梁《目》前三类相当于义理、经世、词章，而偏偏缺去考据；这亦是梁氏见解卓绝处。因各项学问都该要有考据，而考据不应自成为一种学问。
在梁氏《书目》里，又把书分著“精熟”“涉览”两类。他说:“一要心细，二要眼快。”这是陈氏、曾氏常说的话，陈氏说：“学者不肯从头读一部书，其病可以使天下乱。”曾氏则力主一书未完，不及他书。梁氏此《目》，已相当地采纳了陈、曾两家劝人精熟读书的意见，没有往时《分月课程》内一种意思破促的毛病了。
陈氏劝人读注疏，不脱经学家圈套。张氏《劝学篇》按著《易》、《书》、《诗》、《春秋》逐一的举一部代表书，既不成经学，又不是儒学或宋学，更觉无聊。康氏以《公羊》今文学家的偏见教人读书，尤为专辄褊狭。只有曾氏《圣哲画像记》，范围通广，较有意思。今梁氏采及诸子、诸史，意境较曾氏又恢扩。曾氏着眼，似乎只重在为个人修养立一准绳；而梁氏则注意及于治学之大体，而于个人立身修养方面，又能处处顾到。其第三类韵文一目，劝人读专集，为陶写情趣之资，亦兼有曾氏长处，而并不像曾氏之刻意在做一文章家。
又梁《目》多举后世校勘注释精本，此亦兼有张氏《书目答问》之胜场。当知须先择书，然后再讲校注；若凡书只论精校精注，则只是目录收藏家见识。
又梁《目》虽开列书籍一百六十余种之多，较之《书目答问》已相差得够远了。而梁氏在读法上先后详略，儘有伸缩，末后附上一个《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也正如曾氏《家书》、《家训》般令人有约可守。
上举诸条，可见梁氏《书目》实已掩有近百年来陈、曾、张、康诸家之长处而无其短疵。
又梁氏《书目》中说：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中最主要部分。
此亦以前诸家所不及。以前只知重经学、文学，到梁氏始转移眼光看重到史学。他的《輶轩今语》，亦以论史学的几条为最精彩，史学本来是梁氏天资所近的拿手学问。而梁《目》更重要的精神，则在脱去教人做一专家，不论是经学家（如陈、如康）、文学家（如曾）、收藏家或博雅的读书人（如张），以及正统的理学家（如曾），梁氏都不在这些方面来指点人。梁氏只为一般中国人介绍一批标准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中国书，使从此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大义和理想，而可能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其效益与影响。这一点意义，因为时代较后数十年之故，而使梁氏《书目》，其用意及价值，遂远超于陈、曾、张、康诸家之上。
（五）
但不幸这十几年来，梁氏那一篇《书目及其读法》，也并不为时人所注意。我们不妨将最近的读书风气和梁氏意见稍作比较：
第一，似乎近来的风气，只注意在各自做各自的专门家，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