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就跟很多古老发明一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
早在公元前1世纪，人们已在陕西延长一带发现了石油，把它盛入容器用来点灯，《汉书· 地理志》称之为“可燃之水”。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一词，宋人用石油制作石烛、墨和用于军事的“猛火油”。
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人在石油上的运用远远落后于西方。1903年，德国人在陕西探得油矿，第二年，清廷筹办延长石油官厂，凿出第一口油井。可悲的是，一直到1934年，全中国只有延长这一口井在出油，每天出150斤，聊胜于无。
1939年，地质学家孙健初在甘肃玉门发现油田，到1949年，玉门油田年产原油8万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质专家在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勘探，最终得出结论，认定中国大陆的地质构造不会有大油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组织多支勘探队遍走全国寻找油田。
1953年，地质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认定在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可是，直到1957年，只探得石油储量0.56亿吨。
在“一五”计划中，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指标的部门。因为石油缺乏，连北京的公共汽车都不得不烧煤气，每辆公共汽车上都要背上一个硕大的煤气包。
1958年，在李四光等人的坚持下，勘探人员在松辽盆地展开重点勘探，1959年9月26日，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县大同镇的松基三井突然喷出原油！大油田被发现了。
因为喷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国的10年国庆，因此，这块新发现的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大油田被发现后，石油工业部当即从各地抽调了7万石油工人和转业军人会师萨尔，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康世恩亲自率领，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会战。
当时条件之恶劣难以想象，工人睡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日夜奋战，无怨无悔。
在这支令人生敬的石油大军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最著名的工人——“铁人”王进喜（1923—1970）。
王进喜是玉门油田的一个钻井队队长，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000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被命名为“钢铁井队”。
1959年，他进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年大典，接着就奉命率队赶到东北参与大会战。很快，他成了新的典型。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1960年3月25日，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到达萨尔图车站。
一下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而是逢人就问三句话：
“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 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
他所在的钻井点在马家窑，在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从安装钻机到完钻，他一连7天7夜没有离开工地，这口井成为大会战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处高压区，打到700多米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一场大事故眼看就要发生。
要压住井喷，当时唯一的办法是往泥浆中加水泥和黄土，可是，由于没有搅拌机，倒进去的水泥沉在泥浆池底，与泥浆无法融和。
就在这时，王进喜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池中。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王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数十个血泡。
记者写道：“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
因为工作不要命，王进喜被称为“铁人”。
在4月29日的誓师大会上，王进喜登上主席台发言，他高喊：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为了把贫油落后‘帽子’摘掉，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话音未落，全场吼声震天。
1960年，大庆产出原油97万吨。从大会战开始，大庆逐渐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截至2006年8月，大庆油田探明储量达到61.3亿吨。
到1963年年底，大庆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3年多时间里开采原油1155万吨。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强了中国工业的自主能力。
同时，它也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典型人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成为全中国的国营企业学习的标杆。
其中最出名的是：“三老四严”——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学两论”——石油部给每个工人配送了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日日学习的制度。
石油部长余秋里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 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职工白天上班时把“两论”带在身边，晚上则集中学习，时人赋诗曰：
“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两论’学习方向明。”
大庆的这些做法逐渐被总结和规范为经验和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
这些经验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弘扬集体主义和“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充分强调基层工人的劳动主动性，它与之前的“鞍钢宪法”一起，构成了一套极其富有中国特色的工厂管理制度。
在1963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告：
“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一直到周恩来对世界宣告“石油自给”的时候，国际上仍然无法判断这条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尽管中国在1960年就开始了石油大会战，但是，它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大庆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日本媒体才首次确定“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但是，他们依然搞不清楚油田究竟在什么地方。
又过了两年，1966年7月的《中国画报》上刊登了一组大庆油田的照片，日本人从一张油田工人的服装衣着上判定，“大庆油田是在冬季为零下30度的北满，大致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他们又从一张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上推算出大庆油田的大概规模——日本人从反应塔上的扶手栏杆开始推算，得出反应塔内径约为5米，据此，他们推断，大庆炼油厂的加工能力为每日900千升，如以残留油为原油的30%计算，原油加工能力为每日3000千升，一年以360天计算，年产量为100万千升。
到10月，日本人又从《人民中国》杂志上找到了王进喜的报道事迹。他们分析道，最早钻井是在安达东北的北安附近下手的，并且从钻井设备运输情况看，离火车站不会太远。
在事迹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王进喜一到马家窑看到大片的荒野说：“好大的油田！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丢到太平洋去。”
于是，日本人从前“满洲国”地图上查到“马家窑是位于黑龙江海伦县东面的一个小村，在北安铁路上一个小站东边十多公里处”。就这样，日本人终于把大庆的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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