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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4日，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进行五小时会谈，在场官员只有宋子文一人。当然由他担任翻译。
这个与1943年10月15~16日同样的场景，必定让蒋宋二人心中都有微妙的感触。此时，赫尔利抵达中国已有两个星期。他终于有机会首度听到蒋介石全心倾述自己对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感觉，以及对指挥权问题的看法。
1、蒋介石与赫尔利会谈
由于蒋介石事先已经有几天时间组织思路，准备可谓相当充分。他因为心中已经决定不再做美国人“傀儡”，所以想把话说得清楚透彻，无所遗漏。他认定美国人已经作出推翻他的打算，也决定尽一切力量予以反击，反正心中已经没有忌讳。对赫尔利而言，这次会谈真是大开眼界。
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蒋介石要说什么，突然在那几个钟头之内，脑子要塞进大量不熟悉的讯息，而且还要针对许多议题作出即席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赫尔利的智力和外交技能，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他的许多临场响应将来都会产生长远后果。
这次会议的中国官方记录显示，蒋介石有足够时间平复情绪。
在会议中，他既不愤怒叫嚣，也不无端指控，只是平心静气说出立场。他直说史迪威的缺点，但也称赞史迪威的优点。宋子文在场，无疑提高蒋介石表达意见的效率，而宋本人也再度得到影响会谈内容和过程的机会。宋子文为了这次会谈，事前准备了六页大纲，概括会谈应该谈论的所有重点。这种做法和他惯常的作风大不相符。
因为宋子文历来自视极高，对自己能说善道和临场应变机智都充满信心，从来不会慎重到亲自草拟发言大纲。但是这次却是例外，足见他格外的慎重。
相对而言，赫尔利进入会谈之前，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已经下决心解除史迪威职务。因此会谈一开始，他还以为会和蒋介石继续探讨史迪威指挥权的实质问题。依照赫尔利判断，蒋介石最苦恼的事情可能是共产党军队。因此他提议首先讨论这个题目，并且继而用了许多时间去让蒋介石安心。依他的说明，史迪威其实和赫尔利的想法一致，主张共产党必须先接受中央政府的权威，然后才可以讨论如何纳入史迪威指挥系统。
但是过不多久，赫尔利就察觉自己完全搞错了方向，因为蒋介石很快就把主题放在他为什么无法和史迪威共事这个问题上。
蒋介石的批判非常详尽：史迪威缺乏专业能力，根本无法指挥像中国这么复杂的战区。
蒋介石还明白表示：身为中国领袖，实在无法把国家命运交给一个不能信赖而且又不服从命令的人手中；他固然由衷感激罗斯福对中国的友情，一定会尽全力配合罗斯福的意愿，但是也表明，如果罗斯福的要求伤害到中国立国精神和原则，则绝对不会向罗斯福的压力屈服。这些原则包括：中国建国的主义不能变更，中国主权不容损害，国家尊严与个人人格必须互相尊重，不容丝毫玷污。
蒋介石检讨中美关系完毕后，正式向赫尔利宣布决定，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并且邀请美国另派一名军官来华以为替代。当赫尔利探问蒋介石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时，蒋介石提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名字。就这样，赫尔利在五个小时内得知蒋介石不满史迪威的全部原因，以及他毫无商量余地地要求撤换史迪威。赫尔利终于醒悟整个事件需要彻底重新思考了。
2、蒋介石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会谈次日(9月25日)，蒋介石交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在文件的前一个部分，蒋介石同意任命一位美国将军作为中国战区中美军队总司令，指挥全部中国陆空军，并同时任命这一位军官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在后一个部分，蒋介石拒绝将此项任务交付给史迪威，反而要求解除后者在中国战区的一切职务。蒋介石宣称，他一度视赫尔利来华为促进他和史迪威合作的最后希望，一旦得到史迪威愿意合作的保证，准备任命他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官。
“但是当史迪威将军明白表示他无意与我（蒋介石)合作，并且认为他的任务事实上是指挥我时，以上一切努力均不得不停止。”
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后，又由宋子文以个人名义把另外一封信送交赫尔利。其中说明，蒋介石希望说明，问题症结在个性不合，而不在原则冲突。有关统一指挥权的问题，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的立场完全一致，但是必须任命合适的人选执行政策。蒋介石同时指示宋子文向罗斯福表达他的问候和信赖。
蒋介石和赫尔利谈话和备忘录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他把当前危机的本质作了最狭窄的解释，即它是中国国家领袖和一位美国军官之间的个性冲突。在这种情形下，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位美国军官解职，不需把其他题外事件牵涉进来。
第二，蒋介石试图把美国军方和美国总统一分为二。他控制自己，不对罗斯福作任何攻击，让罗斯福能够维护颜面。事后发展证明，这两点都在赫尔利身上产生了预期效果。当赫尔利把有关文件呈送给罗斯福看时，他附加了一封私人信件，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个性不合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而蒋介石要撤除史迪威的决心同样不可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利并没有为了回护史迪威而去反驳蒋介石，也没有鼓励罗斯福去支持史迪威。恰好相反，他只是简单告知罗斯福，蒋介石的决定不可改变，而他本人也接受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他们两人在个性上水火不容。
赫尔利是第一个身在中国现场，而对史迪威保持中立态度的美国高层领袖，不像马歇尔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史迪威论调。这个事实迫使罗斯福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危机的来源，同时也给了罗斯福本人一个下台阶。
蒋介石作出决定之前完全没和任何人商量。9月20日，他拒绝赫尔利私下会面的请求。9月21日，蒋介石写信给妻子宋美龄，略微提到史迪威，却没有透露他准备采取何种行动。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当时都和父亲同住，也都不知道身边发生的巨变。蒋介石更没有让其他文武官员知道当时情形。连参与史迪威指挥权许多细节讨论的何应钦也不例外。孔祥熙和宋美龄是到了9月26日才从蒋介石信中得知他要革除史迪威职务。
3、孔祥熙的电报
蒋介石同时要他们放心，无论美国人采取何种行动，中国都不致崩溃。事实上，美国鲁莽灭裂只能帮助中国从外国控制中解放出来，国内情况更能自主，而国际关系也能减少屈辱和痛苦。他同时警告他们，千万不许为美国人说项，而务必配合中国的决定，催促美国人尽快将史迪威召回。
9月28日，蒋介石再度致电孔祥熙，嘱其尽快启程回国，不要再向美国人请求任何援助，因为那么做只能徒然招致侮辱而已。蒋介石在同一天也告诉熊式辉，他已决定开除史迪威，嘱咐其不必担心美国人反弹。
现有中文资料显示，蒋介石在9月24日或25日决定，中国将不顾美国可能报复而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最坏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孤立无援，回到珍珠港事变前的境况，但是好处是可以把中国从国际强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美国军事援助本来是史迪威利益交换政策中的一张王牌，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完全失去功效。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行动已经让他自己无路可退。
蒋介石把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后，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解脱心情作了简短而又传神的描述：
“此心愁鬱顿消，本年七七以来所负之重轭为之全释，以生死存亡至此已置于度外矣。故本周亦为本年最快畅之一周。”
事件的发展不免令人产生对历史的感叹。从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以来，蒋、史之间的人际关系急速下滑，这本来可以在人事领域内处理干净，如同蒙巴顿处理史迪威一样。果真如此，那么人事关系和政策内涵就可以得到明确分离，不致造成不必要的纷扰。
最好的例子是第二次缅甸战争前漫长而艰难的交涉。中国政府明明热心进行缅甸战争，但却担心史迪威再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前者是政策问题，后者是人事问题。如果蒋介石能够坦然把这一点向美国政府表达清楚，就可能使中美两国政府在筹备战争时得到更大的进展。
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优柔寡断，无法在人事问题上作一了断，毅然革除史迪威，反而造成一种景况，让史迪威有机会把蒋介石对他个人的不满，解释成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对，从而引起美国反弹。指挥权一事的争论也如出一辙。蒋介石已经接受美国要求转移指挥权，但是无法接受史迪威个人行使该项权力。在两次事件中，中美两国在政策上的共同空间其实相当大，但是都被人事因素所羁绊，引起了本可避免的大冲突。
因此，从处理中美同盟关系的大局着眼，蒋介石和罗斯福都必须承担“该断不断”的责任，使双方的痛苦无谓地延续了两年多。
事实上，蒋介石不仅接到孔祥熙来电中的讯息，稍早也接到赫尔利传递来的讯息。这些讯息使他对美国决策过程，和罗斯福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更深刻的了解。但是千万不可忘记的最根本事实是，蒋介石在接到这些讯息之前，已经作出他的决定。
第一个讯息是9月25日来自赫尔利。赫尔利晋见蒋介石时，偶然提到不久前曾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罗斯福自己忙碌时，曾指示史汀生部长就共产党问题代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事后不久，却发现史汀生的电报措辞不当，不能适当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因之甚感遗憾。因此在赫尔利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特别关照赫尔利，处理中国事务必小心谨慎，而且事事应该和蒋介石沟通商量。
赫尔利明白告诉蒋介石，史汀生的电报不能完全代表罗斯福的态度，建议蒋介石根本不需予以理会。当危机仍在发展中时，赫尔利提供的消息一定让蒋介石大为高兴。他终于从总统特使口中得知，有些以罗斯福名义发出的电报，其实并没有经过罗斯福过目。代罗斯福起草电报的政府高官有时用词苛严无礼，罗斯福本人知道后并不认可。这个消息当然巩固了蒋介石的信念，罗斯福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比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容易相处。只要他能够和罗斯福直接打交道，就不需费神去理会其他政府官员了。
孔祥熙9月28日发来的电报，再度证实蒋介石想法的正确性。孔祥熙电报的重要性不是它帮助蒋介石作决定（因为决定已经作出)，而是让蒋介石相信，罗斯福在利用另一个管道向蒋介石传递一些讯息，而其内容大不同于9月18日电报的讯息。
孔祥熙电报所报告的是，他和霍普金斯有过一番谈话，内容是罗斯福看到蒋介石9月25日复电后的反应。霍普金斯和孔祥熙的谈话方式，给中国人一个明确的印象：蒋介石在重庆利用赫尔利向罗斯福传递讯息，罗斯福也同样地就近利用霍普金斯这条线，向蒋介石传递非正式讯息。这就让蒋介石不得不重视这些讯息了。
霍普金斯接触孔祥熙的时机，可能也有独特的重要性。早在9月28日，蒋介石就已经指示孔祥熙尽快离开华盛顿返回中国，不要犹豫。假如白宫知道这个讯息，便可能产生一种紧急感。因为孔祥熙一旦离开美国，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不会再有一条直通蒋介石的管道了。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档案可以证明这两件事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天(28日)，可以让我们推测霍普金斯接近孔祥熙的时机，或许有其特殊的意义。
4、霍普金斯的管道
到底孔祥熙传给蒋介石什么讯息？
第一，罗斯福声称他并不相信所听到关于蒋介石的负面批评。他尊重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蒋介石是这个独立国家的领袖。这个讯息马上表达了罗斯福的善意，放松了双方对峙的紧张局面。
第二，既然蒋介石已经在原则上接受了关于指挥权的建议，所以有关史迪威的问题只是他并非适当人选。虽然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正式回复电文之前，仍需要先和马歇尔商量，但是他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另选别人取代史迪威。这个讯息等于是交出了罗斯福个人的底线。
蒋介石从这些重要政治情报中作出自己的推论。他可能看出罗斯福其实并无敌意，倒是马歇尔肯定是一个麻烦。他也可能相信，罗斯福想依赖霍普金斯和孔祥熙这条线路，达成一个私下解决之道。假如这个消息加强了蒋介石原本的决心，则不奇怪。
蒋介石正式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要求后，宋子文随即以个人名义给霍普金斯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他强调蒋介石的决定绝对不可更改。他告诉霍普金斯，他曾经提醒蒋介石撤除史迪威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蒋介石决不妥协，并告诉宋子文，经验使他坚信，如果继续保持史迪威的职位，结果只会把蒋介石变成在自己国度里的囚徒。蒋介石不但坚持不会改变决定，更告诉宋子文已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切后果。宋子文的言下之意是，罗斯福大可不必再存挽救史迪威职务的侥幸心理。
其次，宋子文暗示，如果史迪威能够离开中国，则中美关系有可能大幅改善。
用他的话说：“我认为当前是美国能够影响中国采取正确政策的最佳时机。”
依照宋子文的说法，蒋介石已明确表示，准备全面接受纳尔逊改善中国财政和经济的一切建议，他也明确表示愿意与赫尔利共同合作，寻求尽快解决共产党问题之道，并派宋子文访问苏联，改善中苏关系，把中国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继承人，把中国军队后勤业务交给美军掌控，并对中国军队的人事进行大幅度调整。
毫无疑问，霍普金斯和罗斯福一定仔细咀嚼过这封电报的每一个字。
5、破釜沉舟的蒋介石
这场危机中还有两类中国人扮演了不同角色：蒋介石的政敌和蒋介石的亲信幕僚。
先说蒋介石的政敌。
地方实力派领袖对于重庆发生的危机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重庆的消息灵通人士肯定知道从7月7日以来发生的事情。根据蒋介石自己的政治情报显示，孙科在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后，很可能已和美国政府建立了秘密联系，而美国政府也把孙科当作接替蒋介石的最佳人选。
孙科的支持者主要是1920年代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老政客（居正、邹鲁、于右任等等)。这些人没有政治地盘，也没有军队后盾。如果美国政府真以为他们在推翻蒋介石以后，能够组织一个有效的抗日政府，那将是莫大的错误。对于蒋介石而言，仅仅是听到美国政府可能参与这么一个阴谋，就已经足够激怒他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一定要和美国周旋到底。在他眼中，这些和美国人勾结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本质上和汪精卫向日本出卖中国利益的做法并无不同。
再说蒋介石的个人亲信，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直要到9月26日才初次听说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裂痕，但是仍不了解事件的细节。9月28日蒋介石终于向个别亲信透露所作决定，亲信听后都大吃一惊，并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做法。张治中认为蒋介石应该把兵权全部交给史迪威，并相信英美两国绝对不会支持共产党。
王世杰可能是蒋介石幕僚中，唯一对整个事件作过最细心思考的一位。他担心美国军部会因此而改变今后反攻日本的战略。他指出，美国军方人士中向来有一部分人，反对从中国大陆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攻击，而认为应该从太平洋直接进攻。
万一军部采取后面这个方案，那么日本将无限延长占领中国，而中国牺牲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假如预期中的中美联军不能建立，那么东北和苏联的关系，甚至共产党问题，都会变得极其复杂。
其他知情的中国领袖，则都认为蒋介石应该让步。其中以顾维钧大使最为坦率。顾维钧敦促蒋介石拿出政治家风度，接受美国对于指挥权的要求。他同时警告说，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罗斯福便很可能会认为他无法信任中国的抗日决心，转而支持苏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就会失去四强之一的地位。
蒋介石面对这一群亲信几乎异口同声的恳求时，他的响应是，不需要过分在意外国人的批评，不管是否能够得到盟邦资助，中国都一定有坚持继续抗战的决心。在蒋介石心中，中国已经向美国作出过多让步，而中国愈是哀求美国伸手援助，美国愈是肆意侮辱。
蒋介石宣称，如果中国此时再不采取坚定态度，则它会沦为英美手下的汪精卫附庸政权。即使中国未必完全崩溃，也逃不掉被美英列强瓜分宰割和统治的结局。其实，蒋介石在致孔祥熙的一封电报中，已经指责美国对待中国有如对待附庸国一样。
当然他同意中国政府需要改造，但改造必须在中国自主情况下进行，而不是被外国人胁迫而不得不为之。
正如蒋介石9月底所说，假如美国压力持续增加，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与之“绝交”，并准备单独对日本作战。
事实上，蒋介石不但拒绝亲信劝他自我克制的请求，也进一步斩断自己的退路。10月1日，他首先向一群高级将领说明和美国人的交涉情况。次日他又向国民党中常会报告有关史迪威纠纷的细节。与此同时，由于他深深怀疑美国人在鼓动孙科进行反蒋活动，因此公开叱责孙科近日的“乖张言行”。他明白告诉国民党领袖们史迪威必须离职，而他已经正式要求罗斯福另选他人继任。
他也明白指控马歇尔长期以来想要把史迪威变成中国军队总司令，英美两国又不断造谣国民政府垮台在即，企图迫使蒋介石俯首沦为美国傀儡。他强调中国在珍珠港事变前一直能够团结抗战。将来即使不与美国结盟，也仍然坚持抗日。
在结束报告时，蒋介石说明他能够接受的美国条件限于：
（1）一位美国军官在(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指挥下统率中美两国军队，但是不包括其他中国军队（指的大概是共产党军队）。再者，此人个性必须有服从心，而且“必须得到我的同意”。
（2）租借法案物资，必须依照英国和苏联的前例由中国政府分配。
（3）共产党军队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才有可能成为中美联军的一部分。
10月4日孔祥熙又送来一份报告，使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得到进一步认识。孔祥熙报告他不久前才和罗斯福会面，气氛十分融洽。罗斯福不仅细心倾听孔祥熙对于史迪威的一长串批评，而且透露他已经和马歇尔商量召回史迪威的问题。
不过马歇尔依然不肯让步，所持理由是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人事而在制度，并且认为史迪威是无可取代的人才。因此马歇尔仍然要求罗斯福转告蒋介石，让史迪威留在中国继续服务。不过罗斯福告诉马歇尔说，蒋介石终究是中国领袖，必须尊重他的意愿，因此美国需要物色一位继任人。
一旦蒋介石得知罗斯福的态度如此，他就在10月5日告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他已经要求美国撤回史迪威，并请他们要有心理准备，今后中国可能必须单独对日作战。不久，他又把这项决定向更下一级军官宣布。
但是蒋介石的亲信们感觉事态过分严重，不肯放弃他们的温和主张。10月3日，张治中和王世杰再度主动找蒋介石谈论史迪威问题，张治中带有质问的语气问道：为什么在发出要求史迪威离职电报前，不先和幕僚们商量一下？蒋介石答复说，他早就知道幕僚中没有一个人会支持他的决定，因此连咨询的过程都毫无必要。
王世杰不肯罢休，坚持蒋介石应该事先商议，因为事情的发展很可能导致军部改变美国的军事战略，绕开中国直接进攻日本。王氏的说法只是重新激起蒋介石对军部的愤怒而已。10月4日孙科终于向蒋介石低头，他不但提出道歉。
从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看出史迪威9月19日对蒋介石的感情伤害之深，他下定决心不顾国内反对、美国恐吓，乃至国际孤立，一定要把史迪威赶出中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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