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手迹辑存》出版，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

今年5月4日是杰出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与社会活动家赵超构先生诞辰115周年。值此纪念之际，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赵超构手迹辑存》。这部著作，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历史的窗，将散落在公藏机构、私人藏家及赵氏后人手中的赵超构手迹尽数汇聚。书中不仅收录了以“林放”为笔名的经典杂文手稿，更有赵超构先生最后的“生命日记”，极具历史与文化价值。

赵超构，书中插图

编撰完《赵超构手迹辑存》这部书稿，瓯江南北已悄然进入隆冬季节。万物凋谢，然而书房窗台上几枝傲然挺立的蜡梅却在寒风中独自开放，让我在这个萧瑟的冬日感受到一丝特别的暖意。我知道，倘若赵超构还健在的话，不管以何种说辞，他老人家都是不会同意出版这本书的。

且不说赵超构不喜张扬，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写的字从来不以为然，甚至还犯忌。他曾经对大学同学缪天华说过，他父亲老骂他的字是“短命字”，是“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的。在给孙辈的信函中，赵超构告诫他们：“你们的字也写得不好。以后要写得整齐一些。不要像爷爷这样，一辈子都写不好，吃了不少亏。”

本书的汇集，有一个经年累月、集腋成裘的过程。数十年来，我将自己的业余精力花费在搜寻赵超构文化遗存上。每一幅手迹的背后，都有一个寻找的故事。有的是“千年等一回”，费大把大把的光阴硬生生给等来的；有的是“一掷千金”，用省吃俭用的真金白银淘回来的；有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靠勤耕细作从文山书海中无意间发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只不过是个四处吆喝、特别肯卖力气的“收纳员”。在我的周围，聚集着那么多怀揣同样爱好的旧雨新知，不吝提供线索或馈赠……

我不是收藏家，也没有收藏的习惯，但我绝对是以收藏家的情怀来做这件事的。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着我，驱使我去努力。因为我一直相信，我所搜寻和收藏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到。我相信文化的力量，相信文化对一个地方，对一座城市，尤其是对未来的作用和影响。

赵超构抄王季思沁园春（1979年），书中插图

本书汇集了赵超构一生中目前能找到的手迹，特别是林放杂文手稿和起草的关于晚报的改革方案，可谓绝无仅有。全书分为四辑：一是题词，二是手稿，三是信函，四是其他。全书共收入赵超构或与他有关的手迹一百三十二件，其中题词四十八件，手稿二十一篇，信函四十四封，其他十九件。按内容归类，再按时间顺序排列；对涉及的人物及疑惑之处，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或解读；对一些主要的事件或过往，还专门作了延伸解读。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手迹和手稿中除了明显的谬误之处用注释或括号予以更正外，其余的内容均不做修改。如此一来，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让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赵超构当时的真实想法和表达。

收入本书的手迹，最早的是一九三二年致大学业师刘秉麟函，此为目前发现的赵超构青少年时期唯一的手迹；最晚的是一九九二年二月临终前写下的四个字“吵闹得狠（很）”。赵超构留下的手迹都不长，除手稿之外（其实手稿也不长），大都只有三言两语，一如他的林放式杂文，短小精悍。

赵超构非书法家，字写得随便一点，倒也无妨，无损于他办报大家和杂文大手笔之形象。看他的字不在于写得好或不好，关键在于窥见他字里行间贯穿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及起伏跌宕的人生过往，还有那穿透纸背无意流露的人间至情和家国情怀……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离不开背后无数助推者，是他们的担当与无私的帮助，让我再一次完成了心中的又一件大事。赵超构的小女儿刘芭姐身患恶疾，但她一直惦记着我，将家里留有她父亲手迹的书籍赠我作纪念；在她弥留之际，还交代夫君陈舜胜教授将家里的图片资料交付我，希望我能帮她完成未竟的心愿。

刘芭姐生前为家乡做了很多事。她将赵超构藏书和老人生前用过的家具以及生活用品捐赠给文成县，还多次嘱咐我：“晓春，你一定要多写我父亲，你写的每一行字、每一篇文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我父亲回家铺路。他老人家年少离家，直到晚年也没能回家。现在他‘闲’了，可以回家了。家乡，永远是他老人家最好的归宿。”

二〇一九年清明，我和赵超构之孙、高级工程师赵丰兄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摄制组采访。其间，我与摄制组一行陪同赵丰走访了赵超构故居和出生地。当他获知我正在撰写《赵超构书信往事》时，他说家里还收藏着十多封爷爷写给他的亲笔信，并与我分享了隐藏在信件背后的亲情故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位外表冷酷而内心温热的文化长者最柔软的一面”。

赵超构看报纸，书中插图

从此，我与赵丰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前年春节，当我们再一次聊到他的爷爷时，他与刘芭姐的想法不谋而合：让爷爷回文成老家“安家落户”。他表示，要将手头收藏了三四十年的爷爷写给他的十多封书信无偿捐献给文成县。当他就此事向年逾八旬的老母亲——李其美女士征求意见时，这位写过《小象要回家》等名篇、作品多次被幼儿教材收录的老人家，二话没说，像个老小孩一样举起双手表示赞同。

值得一提的是，赵超构女婿陈舜胜教授和温州大学的张小燕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欣然写下了热情的推荐信。陈舜胜教授说：“这是近年来赵超构研究领域的又一成果，它必将对今后赵超构文化研究起到深入与推动的作用。”张小燕教授说：“书稿是两代文化人的隔空‘对话’，使孤本不‘孤’、私信不‘私’，浓缩半部中国新闻史，讲述了一代报人赵超构及其周围的群体故事。”对此，我深感不安，但也无形中增添了我做好赵超构文化研究的信心和勇气。

宋朝大文豪苏洵《太玄论上》曰：“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学人著作，不管其学术有多深奥，其内容有多专业，实用功能都应该是第一位的。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它是一部关于地方文化名人遗存，集收藏、诠释、传播、利用和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有鉴于此，笔者在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保持原汁原味，尽量保留原生状态；二是坚持通俗易懂，摆脱以往学术类著作冷峻的一面，尽量做到雅俗共赏。书中有关“延伸解读”的篇章，均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一书中说过，“要记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这本书的诞生，便是我挣脱庸常的日子，在逼仄的空间暂且喘息之余，仰视“夜空中的月亮”的惊鸿一瞥。它虽然不耀眼，但却“散发着宁静又平和的光芒”。

我坚信，在今后的日子里，这本书还会像头顶上一盏指引的灯，照耀着我前方的路，激励我继续求索，踽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