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将棺木抬入军营，只为让战士明白：这不是一场退可守的仗。
“流民”冯子材：脊梁不是天生的
1818年，钦州，岭南潮湿闷热的春季，一名婴儿诞生于贫寒之家。
不到一年，父母相继去世，他开始在亲戚之间辗转寄养，最终连祖母也撒手而去。
15岁时，无依无靠，靠打短工、捕鱼、贩盐谋生，在市井之间挣扎。
没人教他识字，更没人教他兵法，靠观察市集的地痞流氓、码头苦力练成一套拳脚功夫。
那时的清政府早已风雨飘摇，太平天国之火在南方蔓延。
冯子材加入天地会，揭竿而起，在广西、广东一带组织武装，参与攻城略地，被清军剿捕多次。
但很快明白，这些乌合之众难成大器。
1856年，清廷招抚降将，冯子材选择归顺。一个原本追着官兵砍杀的反叛者，此时变成清军将领——不少同僚仍记得他曾斩杀满兵、烧毁官仓，用战功一点点撕掉旧标签。
不是科举出身，朝堂无门生故旧，想升迁，只能靠死人堆里，挣出来的功劳。
镇压太平军、参与平定陕甘回乱、打击云南边民武装，一桩桩血战换来提督之职。
40岁出头，已掌握广西地方军权，只有枪炮能说话。
清廷对他不信任，地方官对他忌惮。冯子材说话不留情面，治军不讲关系，这股“刺儿头”脾气终于触怒了人。
1881年，被罢官还乡，借口是“年老体弱”，实则为削藩除患。
冯子材没有离开军旅，闭门造屋、训子练兵，府邸几度传出铿锵兵器声，每逢边疆有动静，他密令家人打探军情。法国人不会止步于越南。
1873年法国占领西贡，1874年迫使清政府签下《中法条约》，以蚕食越南北部。
1879年，冯子材奉调三次进入越南，镇压土匪、安抚流民，却敏锐察觉：越南民乱是假，法军渗透是真。
越军败退背后，出现越来越多白皮肤的“顾问”，操法语、配洋枪，暗中绘图测地形。
他预感，这一次，敌人不会是太平军，也不是流寇。是列强军队，是正规洋枪洋炮，是炮舰与电报带来的战争机器。
镇南关的死战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
清廷一开始不打算动冯子材，李鸿章列出理由：“年迈、久退、无功、无望”，冯子材得知后，写下两句话：“兵败国亡，老朽何忍独生？请命出征，棺随军行。”
一个将死之人，请命赴战，冯子材将灵柩置于营前三尺处，令副将不可移位。
士兵每日操练，都要绕棺一圈，告诉士卒：“此战无退，退者与我同入棺。”
清廷派兵镇守镇南关一带。
法军早已侵入谅山，步步逼近关口。
冯子材走遍关隘，用树枝在地上画图，指出每一条可供敌军突进的山谷，说，不能指望清军枪法胜过法国人，必须让他们陷进来。
又命人在镇南关正面修筑三道壕沟，外墙用巨石堆砌，壕沟中布设“梅花坑”——用木桩与竹签交错，陷足即伤。
两侧高坡架设土炮，冷兵器部队藏于两翼山林，一切布防只为引敌深入、合围痛击。
1885年3月，凌晨未明，法军炮轰镇南关，前锋千人突进。
清军首轮火力拦截后，法军第二梯队强攻中路。
冯子材披甲上阵，手持大刀，带两名儿子与敢死营潜伏左翼山路，趁乱突袭敌军侧翼，成功割裂对方阵形。
血战三昼夜，冯子材亲自冲锋七次，身中三箭，铠甲破裂、鲜血浸衣。
战后他拄刀站立，身边只有三百余人未伤，其余近两千人全部阵亡或重伤。
轻轻说：“今日若无此死，明日便是国土之丧。”
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受重伤，部队死伤上千，被迫全线撤退，谅山、文渊尽数收复。
这一仗，法兰西人输了，不是兵器不精，而是遇上一支不退的军队、一个不怕死的老人。
铁血与家风
镇南关之战后，朝廷赏银万两，官升一级，冯子材谢恩却不赴京。
清廷并不想打，胜利不过是迫使法方重新谈判的筹码。
冯子材选择回南宁，继续整训部队。
没有盛大的归乡，没有朝服加身的荣耀，回到自己的兵营，继续督粮、练兵、查账。
清军久有积弊，军饷层层克扣，底层士兵常为几斗米火拼。
冯子材命令每次发饷须本人在场，核账当面点清。
有兵勇诉说被军官克扣，他立即命人查账，查实之后两人绞刑，军中哗然，从此再无人敢动粮饷一分。
有参将上书朝廷，请求将赏银归冯将军调度，他断然拒绝：“军功分于兵，私占者为贼。”
用这笔银子增建士卒营房，修筑伤兵所，在广西前线筹建一所义塾，用以收留阵亡将士孤儿。
有人说他迂腐，有人称他死板，冯子材不作答，兵若不信你，再多兵器也是一群散沙。
他的子孙，从未享用“将门”名头。
有十四子十九女，从不许他们倚仗门第求官仕进，有人向他推荐三子进京“补缺”，反问道：“何人死，尔才得位？”便命其回乡务农。
晚年病重，冯子材召全族子孙到榻前，口述三句遗训：“读书不求官，服官不要钱，违者不孝。”
族中小儿问他：“爷爷做官，为何我等不能？”
冯子材回道：“爷爷领兵为国，你若为己，便是贼。”
广西钦州至今保留一座冯氏祠堂，正中挂匾“寒素家风”，内藏老军服、铁刀与棺木一具。据说是镇南关前所用者。
不败亦亡
镇南关胜利不到半月，清廷主动与法国议和。
李鸿章接连传电，劝冯子材撤军、停攻。冯子材上书痛斥：“国贼未剪，民血未干，战而止之，无颜南归。”
冯子材请求北上，请求继续反攻法军据点，但两广总督严词拒绝，并派专员前往劝降。
朝廷在4月签订《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宗主权，换取撤军。
冯子材曾亲笔写下：“不败而降，是亡国之兆”，这封奏折，被束之高阁，只能调转马头，率军返回广西。
回南宁途中，有人私下劝他：不如挂印辞官，免得将来被清算。
他不答话，只在军帐中摆上军籍名册，将全部将士名列亲笔誊抄，留下一句话：“胜败由国，不由将。”
1903年，广西乱起，85岁冯子材自请出征。
老年将军披甲再起，途中染病，不及抵前线，卒于行军路上。
谕令追封太子少保，入祀昭忠祠，朝廷宣旨颂其功绩，但那一年，清廷已濒临崩裂。
镇南关之胜，是晚清对列强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陆地胜仗，但它未能扭转国家命运。
清廷用这场胜利，换取了一次丧权议和，一纸新约成了外交胜绩，冯子材的怒火，却被压在奏折中，他赢了战场，输了朝堂。
历史终究无法逆转。“有将无相”，成了冯子材最无法释怀的悲剧。
但他的故事，被写进《清史稿》。他的墓碑上，刻着“万里干城，一方砥柱”。不是“将军冯子材”，也不是“提督冯公”，而是：“中华民族之脊梁”。
他的战斗意义，在于他曾用血肉之躯击穿洋枪大炮，令世界短暂停顿，令国人短暂昂首。
这种精神不因失败而湮灭。
它曾在南疆炮火中闪现，也在抗战岁月中延续；在改革开放时被重提，在当代中国“能战方能和”的强军语境下，被赋予更多现实含义。
冯子材从未靠口号赢得战争，他的每一寸功绩，都是伤口与尸骨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