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历史研究圈子里，韩国学者金在吉的名字最近几年挺火的。
他抛出了一个让很多人炸锅的观点：中国文化历史不是传统上说的上下五千年，而是应该从更早的定居农业算起，差不多有一万年；还有更劲爆的，他说韩国古代压根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话一出，中韩两边的历史学家、网友都坐不住了，有人叫好，有人骂他离谱。
1958年金在吉出生在韩国首尔，算是个地道首尔人。他在首尔大学读的历史系，后来拿了博士学位，主攻东亚古代史。
1990年代，他成了高丽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那会儿他主要研究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尤其对黄海沿岸的石棺墓群特别感兴趣，挖了不少遗址，写了些挺有分量的论文，在韩国史学界混出了名堂。
到了2000年以后，金在吉的路子变了。他开始把眼光转向中韩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跑去中国考察了好几次，像河南的仰韶遗址、贾湖遗址，还有甘肃的马家窑遗址，他都去过。
这些实地走访对他影响挺大，他开始怀疑韩国史学界一直强调的“本土文化独立起源”说法，觉得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跟中国中原地区脱不开干系，甚至在某些时候，朝鲜半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是中国王朝的下属。
金在吉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学者，他喜欢用考古证据说话。他的研究风格挺硬核，讲究实打实的遗址、文物和文献，不太爱玩空泛的理论。这也让他后来的观点虽然争议大，但总有点让人不得不正视的东西。
金在吉的说法主要围绕两个大点：第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得重新算，从定居农业开始，大概一万年，不是五千年；第二，韩国古代的文化和政治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汉朝的时候，朝鲜半岛北部就是汉朝的地盘。
中国历史课本里常说“上下五千年”，一般从商朝算起，因为那时候有了甲骨文，算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点。但金在吉不这么看。他觉得文明不能光看有没有文字，得看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他提出，中国文明的起点应该推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社会，大概公元前7000年到8000年左右。他拿河南贾湖遗址当例子。这个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掘，出土了一堆东西：骨笛、炭化稻谷、陶器，还有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金在吉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文明不以文字为限》里提到，贾湖的发现证明公元前7000年，中国人已经开始种水稻、分工合作，还能做骨笛吹音乐，这不就是文明的雏形吗？他还说，陶器上那11个象形符号，很可能是商朝甲骨文的老祖宗。
除了贾湖，金在吉还研究了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和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
仰韶的彩陶、龙山的黑陶，还有墓葬里看出社会分层的痕迹，都让他觉得中国文明的根基比五千年深得多。他甚至引用了苏联学者司徒卢威的理论，说农耕和陶器一出现，社会就有了层次，这才是文明的标志。
这说法听着挺新鲜，但也让人犯嘀咕：如果文明不靠文字定义，那跟传统历史学的标准不是差得有点远吗？
金在吉第二个观点更炸裂：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和政治是中国文明的延伸，甚至在汉朝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最爱举的例子是汉武帝设的乐浪郡。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打败了卫氏朝鲜，在现在平壤附近设了乐浪郡。这个郡不是随便占块地就算了，而是实打实纳入了汉朝的郡县制。
据《汉书》记载，乐浪郡下辖25个县，人口40多万，有粮仓、驿站、邮政系统，太守还得年底去长安汇报工作，跟中原的郡没啥两样。金在吉说，这说明朝鲜半岛北部那时候就是汉朝的行政区。
他还拿出考古证据撑腰。2001年，平壤顺安大墓群挖出一枚“乐浪太守印”，铜做的，篆书九叠，跟中原汉印一个工艺水准。
还有平壤西大冢的墓志铭，写着西汉宗室刘茂当过乐浪太守，死后葬在平壤，墓葬形制完全是汉朝风格。这些东西在金在吉眼里，都是铁证。
不仅政治上，他还从文化角度找联系。他说韩国传统服饰、饮食、节日都带着中国印子。比如，新罗贵族的朝服跟周朝礼制很像；泡菜的腌制法跟唐朝的腌菜技术差不多；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国《荆楚岁时记》里早有记录。
他觉得这些不是巧合，而是长期文化交流的结果。
金在吉的观点听着挺有意思，但证据够不够硬核呢？
贾湖遗址确实是个大发现。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那挖出33支骨笛，其中20支还能吹，音阶从四音到七音都有，工艺很牛。
炭化稻谷和野大豆种子说明那时候已经种粮食了，陶器上的11个符号也确实有点像早期文字的影子。这些东西都指向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儿的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也初具规模。
仰韶和龙山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仰韶的彩陶花纹复杂，墓葬里能看出贫富差距；龙山的黑陶薄得像蛋壳，城墙遗址还显示有防御工事。这些都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已经很成熟了。金在吉把这些串起来，觉得中国文明的起点可以推到一万年前。
不过，这也有争议。传统历史学里，文明得有城市、国家、文字才算数。贾湖再牛，也没城墙没王宫，符号是不是文字也两说。金在吉的定义更宽泛，但能不能服众，还得看学界怎么掰扯。
乐浪郡的证据倒是实打实。《汉书》《后汉书》都写得清楚，汉朝在那儿设郡管了几百年。考古发现也对得上：乐浪太守印、刘茂墓志铭，还有出土的汉砖、铁器、漆器，都是汉朝货色。2005年，中韩联合考古队还在平壤挖出一批汉代墓葬，里面有汉式铜镜和货币。
文化上的联系也好找。新罗朝服、唐代传入的饮食习惯、端午习俗，这些在文献里都有迹可循。金在吉拿这些说事儿，逻辑上没啥大毛病。
但问题来了：乐浪郡只是朝鲜半岛北部，南部的高句丽、百济可没被汉朝管过。金在吉把“韩国古代”说成全归中国，有点以偏概全。而且文化交流不等于政治归属，这两者的界限他没分太清。
金在吉的观点一出来，学界和民间都炸了锅，咱们看看各方反应。
在韩国，金在吉简直成了“全民公敌”。民族主义者觉得他说韩国古代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抹黑民族自尊。《朝鲜日报》还搞了个头条《他把我们变成了中国人》，把这事儿炒得更热。
韩国史学界也有不少人反驳他。他们说，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是独立政权，跟中国是朝贡关系，不是下属。乐浪郡那点地不能代表整个朝鲜半岛，金在吉的结论太夸张了。
国际学界对金在吉的态度比较中立。支持他的人觉得他的考古方法靠谱，但反对派认为，他把文明起点定得太早太松，缺乏系统性支撑。乐浪郡的例子很强，但推到整个朝鲜半岛，逻辑有点跳跃。
面对这么多争议，金在吉没退缩。他继续写论文、跑国际会议。他出了好几本书，系统讲中韩文化联系，在韩国卖得不好，但在海外学术圈挺受认可。
他的研究慢慢有了影响力。一些中韩联合考古项目开始关注文化交流的证据，国际上对东亚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