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2年，汴京的元宵灯会璀璨如昼，宋徽宗在宣德门赐宴百官，席间以蹴鞠为乐。
这个被《东京梦华录》描绘为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的王朝，此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崇宁年间全国流民数量突破三百万，而蔡京等人掌控朝廷，正通过花石纲、生辰纲等苛政榨取民脂民膏。
这种盛世危局为《水浒传》中各色人等的人性展演提供了环境基础。
在军事积弱的背景下，北宋的文官体系却呈现畸形膨胀，元丰年间官员数量较宋初增长五倍，导致冗官问题突出。
林冲作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在 “重文抑武” 的制度下毫无话语权。
而《水浒传》中的反派高俅，则凭借一脚蹴鞠绝技，一路从驸马王晋卿的亲随跃升为殿帅府太尉。
掌权后不仅公报私仇迫害王进，更通过生辰纲等案件掀起腥风血雨。
但是这种德不配位的现象，在北宋末年并非个例。
例如蔡京之子蔡攸就曾与徽宗对坐饮酒，互称兄弟，而童贯更是以宦官身份执掌兵权二十年。
而作为《水浒传》的主要角色宋江则显得十分伪善，这位“及时雨”表面上仗义疏财，实则精于权谋。
为逼秦明落草，他派人屠杀青州城外百姓，到了后期为了维护招安形象，不惜毒杀李逵。
这种“以忠义之名行权谋之实”的行为，与北宋士大夫阶层的虚情假意如出一辙。
而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正是宋江悲剧的深层动因。
王伦作为梁山初代寨主，悲剧源于小生产者的权力恐惧。
作为梁山首任寨主，面对林冲的入伙请求，他反复强调 “粮少房稀”，实则是害怕武艺高强的林冲动摇其脆弱的权力。
李逵的人物形象则更为畸形，作为沂州杀人流民，他在江州劫法场时 “一斧一个，排头砍去”。
他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被堵死，暴力便成为最直接的反抗方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虽然《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
北宋之所以爆发靖康之变等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宋徽宗的艺术偏执、高俅的弄权乱政、宋江的招安幻想，共同酿成了王朝的悲剧。
但正如《宋史・王安石传》所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人类始终在人性的暗与明之间寻找平衡。
而历史和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用文学笔触写出了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性。
高俅的腐败、宋江的伪善、李逵的癫狂，实际上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
正如《宋史》所言：“天下之势，常系乎人主之心。”
在权力与人性的博弈中，我们唯有将历史的教训转化为智慧，才能守护住人性的底线。
参考资料
《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