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 陶渊明的精神洁癖

《陶渊明的遗产》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对陶渊明多年研读、体悟的结晶。在本书中，张炜先从“魏晋这片丛林”说起，将读者带入陶渊明所身处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的魏晋时期。我们由此触摸到陶渊明挣脱官场、投身田园与农事所蕴含的丰厚意义：在“文明法则”与“丛林法则”之间，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坚守。

张炜还通过与高更、梭罗、荷尔德林、彭斯、维吉尔、托尔斯泰、蒙田及屈原、庄子、王维、“竹林七贤”、孟浩然等诸多艺术家的对比，将陶渊明置于广阔的价值参照系中。在文明史上众多相似与不同的比照下，陶渊明的光辉分毫未减，而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孤高标本。

此外，本书还捕捉到陶渊明人生中众多的生命沉思，并揭示其深刻的哲学意蕴与诗学价值，颇能给当代人以巨大启发。

无眠的尊严

作家张炜

人与人的区别是很大的，有的人为了一点施舍可以舍弃一切去追逐，不管不顾。苟且，乖巧，机会主义，背叛出卖，这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而有的人为了恪守，为了维护尊严，可以放弃生命。世上确有伟大的殉道者，如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如许多许多为人类尊严而殊死一搏的人。这种情况屡有发生，而且被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得到推崇。这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理解的。生命一旦诞生，就要面临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复杂状况，有时候的确被逼到了绝境，因为不可承受而孤注一掷。我们对这种决绝给予了充分的谅解，并深深为之痛惜。我们不能将牺牲者的瞬间心情完全还原，只能凭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生经验来体味和领悟。

但是另一方面，对这种激烈的生命反抗也会产生各种各样认识的盲角和误区。反抗的方式将因为不同的境遇而不同，因当事者的不同而变得千差万别。比如说陶渊明厌恶时世，不与当时的强势集团者合作，却并没有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在首阳山，而是转向了人人可为的耕作生活，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获得了个人的满足。陶渊明将一种冲撞的激烈缓释开来，让生命变得丰盈和热爱。这种尊严的表达不是采用了瞬间撞击的方式，而是化为绵长徐缓的坚持力。他在强暴面前没有非此即彼，没有在合作或对决中执其一端。

有人希望他是一个维护晋室正统、不与强权合作的典型，很乐于强化诗人的对抗性。在一些人的愿望里，特别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是很愿意看到“硬币”的另一面的，仿佛只有那样才算完美，才令人有满足和痛快感。然而陶渊明并没有满足这样的期待，不但没有做“另一面”，而且他的言与行也不处处对应着强权与时政，更多的倒像是受兴趣支配，是由着本性的一次职业变更。他直接做了“另一枚硬币”，即回到他自己最喜欢最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当中去。

实事求是地讲，陶渊明离开官场的行为既有不合作的元素，也有其他，这里面本来就非常复杂，比如他习惯了自由散淡，比如喜欢农家生活，比如打理族产的愿望和责任，还有田野和酒的吸引，等等。这一类事情是最不能依照我们的心愿加以“提炼”的，一旦“提炼”出一个主题，就会说来说去没完，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很痛快很有条理，但就是与实情不符。纵观关于古人今人的一些描述，一些分析和概括，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因为凡是一个成熟的有阅历的人都知道，人这一辈子不会那么简单，不会那么逻辑化，这里面实在有太多的即兴太多的不可思议，更有太多的偶然性。

后人为了作文章这点私事和小事，常常不惜改变基本的事实，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比如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比如任意拔高或贬低，比如把极简单的事情说得特别复杂或正好相反。像陶渊明，他即便在刚刚离开官场时火气很大，日子长了这火气也总要撤下来，因为他需要面对的东西还有很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也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是一种很现实的、多重的选择。

张炜古诗学六书

我们也不能以诗人的道路去否定其他。陶渊明不应成为唯一的榜样，推动人类文明的方式也不止这一种。尊严的表达是自由的，它发自人性的本源。同样是不合作的愤怒，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出自心底的自由意志，倒极有可能是服从和跟随于周边的、群体的冲动，是一种不知不觉中的迁就。对强势的不妥协，除了直接的反抗与冲撞之外还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

陶渊明背过身去过自己的生活，不仅没有做出那种激烈的、大幅度的动作，而且很可能在许多时候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抗”，平时大概也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但客观上看这样一种状态却一定包含了反抗力，但这反抗的目标既大又远：不仅仅是篡夺和背叛晋室的阶层和士族，而且还有违背个人天性和自由的诸多因素。

诗人自觉不自觉中做出的反抗，目标既巨大又分散，所以就需要更长时间的韧性坚持，仅靠一时的愤怒和决绝是完成不了的。他的行为既包含了理性的推动、判断和鉴别，更是出于性情的偏爱。长久地做一件事，坚持下去，需要的支持力就要十分韧长。他要不断地回答一些问题，不断地犹豫和怀疑。也许就是这些反省和质询，才没有让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放弃，没有重新折返到旧路上。因为他不会昏昏睡去，所有的总结和自叮，都会一次又一次将沉睡的尊严给拍醒。

精神洁癖

张炜古诗学六书

我们通常会在更多地道德化、社会化地认识所谓“反抗”的时候，把解决那些切近的现实目标，作为最大和最艰巨的任务来对待。其实一个人争取自由的反抗，最艰难最沉重的任务也许要分散得多、遥远得多和广大得多。一些危害个人自由的因素有时要来自特殊的、不为所察的一些方向和角落，它们更隐蔽也更无迹，所以就更容易失去警惕，更难以捕捉和瞄准。

我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时候，总觉得他丰腴饱满的个人生活里面，蕴含着对那些未知的、渺远而分散的外力的警醒和反抗。这种反抗更多地出于本能，是无时不在的。所以陶渊明在用一种模糊的、全部的生活，对抗压抑自己生命的那些未知的或不可命名的元素。我们越是从这个角度和层面理解陶渊明的所谓“反抗”，越是有可能接近于一个生命的原态和真实。

当我们越来越感到陶渊明对后世知识人，包括普通人产生的巨大感召力时，常常不由得设问：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来自哪里？经过不断地追索，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人生来都要面对的尊严（自由），是对这个至大问题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面对客观世界受到委屈、压抑和巨大不适的时候，都要寻找一个反抗的榜样，或寻找一个逃匿和隐遁的方向。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陶渊明，找到了这位晋代的兄长。

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法或榜样的背后，当事人到底付出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一般人或许是难以细究的。大多数人或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没有这样的专注心。大家普遍愿意服从一些成说，比如后代知识人对陶渊明一次又一次的诠析和论证，服从那些对诗人最表层最浅显的概括和鉴定，而不愿自己迈步往前，一直走到真实当中。对往昔的人与事，总是苦恼于没有更多的现场记录，所以服从一种社会化的、简单化的诠释常常是便捷和容易的，也会渐渐成为习惯。

陶渊明能够深深撩拨我们的，是全部文字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洁癖。人一旦有了这种素质和特性，就有了强大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原则与恪守方面，对“尊严”的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这种“尊严”感时刻存在，不过并非时时具体表现出来，而是藏在了生命皱褶的深处。我们没有能力抻开这些皱褶，只是被吸引，很难准确地说出。

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很挑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韧忍的人。这样的人内心世界里波澜很多，却不会经常形成外在的激烈。他已经习惯了自语和自叮，习惯了独自处理内心里的问题。从诗文中看，诗人总的来说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张炜古诗学六书

感知这样一个敏感自尊的人是比较困难的，这不光因为他的内向少言，还有他内心世界的丰富。这样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在过去了许久许久以后，也只有任人评说了。我们对他这样的人感到好奇，却又觉得抓不到要害。尤其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

我们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里，极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个出口，只想让他一直待在里面，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假设、一种幻想和向往。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片灿烂，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居所。我们现代人羡慕陶渊明，是羡慕那种富足、自由和清闲的生活，却从不愿正视和面对他的万般焦虑和饥肠辘辘。

实际上过一种既富足而又没有羁绊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对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面对他在贫困中的挣扎，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那样地不自由，那样地没尊严。于是我们也会忘记陶渊明在官场里的那些狼狈，四进四出的艰涩和犹豫。这些犹豫正表现出挣脱之难，因为诗人还抱有现实的希望：试图缓解经济上的拮据，能够活得“体面”。以前官场上的“体面生活”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比较后来的乞讨哪个更大？究竟是陶渊明自愿走到了一种苦境中难以回返，还是他实在觉得后者的痛苦比较起来更能够忍受？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回答。

诗人到了特别困难的时候，还有好几次应召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这一切显然是关乎自由和尊严，关系到生命深层的痛苦记忆。没有这些记忆作为参照，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生活中，陶渊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坚持下去的。那种痛苦到底有多深，一个永远在功名利禄中混迹，或从未混迹过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尊严感越强，精神的洁癖越重，越是意味着他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将发现更多的瑕疵和污迹。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很高。古人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颖水洗耳”的故事了，它讲的是上古尧帝派使者来萁山见许由，想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颖水里洗耳朵。巢父正巧牵牛过来饮水，得知缘由后，就怪许由招摇惹事，把水弄脏了，脏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标准提到类似的高度，陶渊明会是很苦的，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

陶渊明并不是回来种地就割断了以往，没有那么简单。当他深夜无眠的时候，肯定会想起许多令自己愧疚的一些关节：很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他会后悔没有更早地离开那里，这从《归去来兮辞》和其他诗篇中都能看到。

陶渊明的那些田园诗把个人生活审美化了，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样的一个人，把歉收与劳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够审美化。一般农民是不会用那种口气谈论“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为陶渊明是非同一般的农耕者，也才拥有了这样的审美力与特别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田间劳作的辛苦在诗中尽是一种恬美、自傲和满足。

把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审美化，主要还不是一种高超的写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也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尊严。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无法超越苦难，就会丧失全部审美的趣味。这样的人终究是物质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不停地诉说和渲染自己的苦难，甚至当成莫大的资本去夸耀，断然不会有新鲜的创造力滋生出来。

陶渊明这样一个灵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大多数时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败来判断事物，也就不会把官场的成功与否、把物质收获的多寡作为自己的唯一指标。他的内心深处，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当他觉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种懊悔和委屈一旦满涨起来，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比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渊明的尊严感极强也极真实。他无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开危险，心怀藐视。我们会在这种参照下发现，那种物质和世俗层面上的所谓“成功”者，一生要折损多少个人尊严、埋没多少精神觉醒。无数的委屈接受下来，渐渐就让一个人精神麻木起来，让他的尊严长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只是浅睡，所以总有一天还会醒来。醒来的频率和时间也就决定了生命的品质。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尊严常常是醒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