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是“后殖民批评家”吗

萨义德不认同这一头衔，他与“后殖民”的关系是成问题的。

原文：《萨义德是“后殖民批评家”吗》

作者 |南京师范大学李盛

图片 |网络

以《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出版为标志，萨义德被学界广泛认定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在主流萨义德研究的经典范式中，“后殖民”几乎成了萨义德的代名词。但萨义德不认同这一头衔，他与“后殖民”的关系是成问题的，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后殖民批评家”仍有待厘清。

与“后殖民”的关系

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或研究范式，“后殖民”并非像多数学者所想象的起源于萨义德的《东方学》。《东方学》没有专门论述“后殖民”（postcolonial）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概念，仅在最后一章“东方学的现状”中出现过一次“后殖民世界”（the postcolonial world）的修饰性用语。直到1995年，萨义德为再版《东方学》撰写的《后记》中，他才开始较多讨论这些概念。而在稍早前与戴维·巴萨米安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对美国学界的看法时，他也提到了“后殖民主义”，但对包括这个词在内的一众“后”（posts）概念，萨义德的态度十分消极：

我所属的左派正处于混乱状态。出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现象。有后殖民主义。还有后现代主义。周围有很多“后”。我认为其中大多数在智性层面都是不连贯的。它们与我们当下面临的社会斗争、复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一种局势的转变，除了少数例外，现在美国左翼似乎选择了一条容易的道路，他们很大程度上已变得学术化，不再试图干预公共领域。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问题》（1979）、《报道伊斯兰》（1981）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这些似乎被公认为“后殖民研究”的作品中，“后殖民”及相关概念并不“在场”。可见，萨义德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注意“后殖民研究”这门学科的兴起，进而给予了有限且相对负面的讨论。

除了萨义德自身著述的明证，也有学者意识到萨义德与“后殖民”成问题的关系。阿吉兹·艾哈迈德在其著作《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敏锐地发现，“当代后殖民理论界权威学者罗伯特·扬1990年深具影响的著作《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一书，差不多用一半篇幅讨论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不过后殖民主义的字眼并没有出现在索引中”。罗伯特·扬1994年《殖民渴望：理论、文化与种族中的杂糅性》中那句被广泛征引的比拟，即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组构了“殖民话语分析的圣三位一体”，也审慎地使用了“殖民话语”而非“后殖民话语”的表述。但相比于《白色神话》，《殖民渴望》的索引中多出了“后殖民文化批评”（postcolonial culture criticism）词条，且全书多次提及“后殖民”和“后殖民主义”，两者的转变再次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萨义德视作“后殖民研究”学科的创立者。

“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理论”

《殖民渴望》一书开篇不久，罗伯特·扬的一段话让关于“后殖民”的讨论变得更复杂了，他说：“自萨特、法农和曼米以来，后殖民批评建构了两个对立的群体，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且后一类群体（被殖民者、他者）必然只能通过一种错误再现被认识，这种摩尼教式的二元划分有可能复制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范畴，而它恰是后殖民批评立意消除的。”扬把后殖民批评的谱系进一步追溯至萨特、法农和曼米，但萨特等人没有专门讨论过“后殖民”和“后殖民主义，甚至这些字眼也未曾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当萨义德都不能被认作“后殖民研究之父”，何况萨特这些更早先的学者。那么，为什么扬还把他们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呢？这一“矛盾”其实源于“后殖民”内在意义的多维性以及我们对它的不同理解。

就作为一门学科的“后殖民研究”而言，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1977年《新文学评论》的《后殖民文学》特辑中最早提出“后殖民”这个术语。1989年，他与格瑞斯·格里菲斯和海伦·蒂芬出版了《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正式对“后殖民”概念作了专门讨论。其后他们编写出版《后殖民研究读本》（1995）和《后殖民研究关键词》（2000），初步完成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如果总体而言萨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对殖民主义展开的是一种话语分析，从“西方”的视点考掘“东方”被殖民话语发现和创造的过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则主要研究殖民地文学对宗主国“大写的英国英语”（English）的挪用与反抗，试图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呼唤更多“小写的地方英语”（english）的涌现。在他们看来，这些后殖民文学作品绝不只是讨论文本性问题的研究对象，更是殖民主义经验真实、具体的结果，因此他们的后殖民文学研究超越了萨义德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路径，以反话语的、更加历史化的姿态呈现了殖民地的作家以及每个普通人实实在在的去殖民化斗争，从而保证了本土人群发声的可能。而对于萨义德《东方学》一个严厉的批评在于，它似乎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声音，这一批评也促使萨义德在日后的写作中调整了策略。

正是着眼于殖民地本土文化的反抗，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认为“后殖民”并非“殖民之后”，而是与西方殖民运动相伴而生的，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为结果，‘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个现象的，它在这个特定的名字出现之前就存在很久了。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

以美国文学为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进一步论证了“后殖民‘理论’”先于“后殖民理论”的事实，“最近美国批评家看到了重读美国文学的可能性，即把美国文学作为一种持续颠覆和挪用过程而施以重读，这一颠覆和挪用要早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然包括后殖民主义），它可能成为美国后殖民性的中心”。作为“后殖民”术语的提出者和“后殖民研究”学科的重要创建者，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并未把目光局限于这门学科诞生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是大大拓宽了“后殖民”涵括的范围。如果从“‘后殖民’乃是作为对西方殖民运动的反抗”这一意义上来说，把萨义德、萨特、法农、曼米等人纳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似乎亦无不可。这里，关于“后殖民”的第二种理解出现了。

作为现世的世俗批评家反对后殖民研究

尼古拉斯·范德威尔在其近作《爱德华·萨义德与文学批评的权威》（2019）一书中，从另一种视角延续了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看法。他认为把萨义德及其《东方学》视作后殖民批评的开创者和开创性文本体现了英语的霸权，因为这一看法忽略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讲法语的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由艾梅·塞萨尔、列奥波尔德·桑果等人领导的“黑人身份”运动较早把确认非洲文化和政治特征与争取非洲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在很多方面预见了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关注点。萨特与法农等人的著作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面向，它们同样可以被视作“后殖民”学科的先声。更进一步，他反对把“后殖民研究之父”这一称谓加到萨义德或任意一位批评家身上，因为这同时会对萨义德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造成巨大压力。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父亲”权威与萨义德抵制神性起源、强调世俗开端的世俗批评不相融合。于萨义德而言，践行批评就是践行批评，而不是当好某个学派的成员，批评必须张扬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堕落为某种封闭体系来抑制它。简而言之，“萨义德作为现世的世俗批评家反对后殖民研究”。

所以，萨义德是后殖民批评家吗？如果把“后殖民”视作成熟的学科和研究范式，那么萨义德不能被追溯为这一学科的创立者，但如果从反抗西方霸权与殖民话语的层面来看，萨义德当然是一位杰出的“后殖民批评家”，或至少是拥有开创之功的“后殖民批评”的伟大先驱。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