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尚刚
在父亲32年的短暂生命中，他以超人的才智和毅力，在日寇占领下的严酷环境里，为近百年来的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为中国人民摘来了莎士比亚这颗世界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朱尚刚
2017年央视《朗读者》节目反响相当大，其中来自成都的一对夫妇朗读的几段朱生豪“情书”拨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我父亲丰富的感情注入到出色的文采之中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赢得了大量的“粉丝”。其实在此以前，自从我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书信集以后，网上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说法，诸如“世界上最会说情话的人”“民国情书第一人”等等。父亲的文字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实话实说，我对此还是有点不适应。在我心目中，父亲作为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在他性格中有多情婉约的一面，也有刚毅豪放的一面。而在当年国家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他虽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但刚毅豪放的一面仍然是占着主要的部分。
我今天介绍我父母亲朱生豪和宋清如的一生，并不只是出于做子女对于先人的纪念，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父母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特质。作为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普通成员，他们的品质代表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品质，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反映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那个世纪中所走过的路，包括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种种不幸。父母的一生体现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他们正直、勤勉，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却又常常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执着、顽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从不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承担着继往开来、经典传承的使命。
父亲1912年2月2日出生在嘉兴西南湖畔的东米棚下。我家祖上（大概在19世 纪中叶以前）曾经做生意做得不错，家境相当殷实，但是到我曾祖父一代以后， 就逐渐衰败了。父亲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都很好，文科成绩突出，进入高中以后，他的诗词写作水平在校内已经比较有名了。现在在嘉兴档案馆收藏的当年《秀州中学校刊》中还能找到父亲发表的一些诗文。但是由于家境的日趋衰败， 加上在十岁以后的几年中，他的母亲、父亲和家中最后一位长辈叔祖母接连去 世，使父亲过早地结束了他那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注入了一 份沉重和忧伤，也养成了他比较沉默、甚至显得有点“古怪”的性格。
父亲1929年从嘉兴秀州中学毕业时，祖父母生前留下来的遗产已经基本用完，家里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支持 他继续升学。秀州中学的校长黄式金得知此事后，觉得父亲是秀州历史上 难得的人才，学校有责任予以保护和培育。经校董会商议后，决定由学校 出面，保送父亲进入那年正在复校的杭州之江大学，并且由学校出面向之江大学申请全额奖学金，以解决父亲升学的经济问题。
父亲在之江大学选读的是中国文学系，并选英文系作为辅系。国文系有不少学有专长的教师，如系主任钟山（钟泰）先生，德高望重，治学严谨；夏承焘 （夏瞿禅）先生在词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被誉为“一代词宗”；胡山源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相当地位。在他们的指导点拨下，父亲的学识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读了一年基础学科以后，父亲的文才就在之江出了名，被师友们公认为“之江才子”。特别是夏承焘老师，从父亲所交的论文中发现这个学生在学术 上常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对他推崇有加。在后来整理出版的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他对父亲的才学评价极高，认为是“之江办学数十年来”的“不易才”:
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1931年6月8日）
虽然父亲性格比较内向，夏承焘老师说他“渊默如处子”，但他在之江也结交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好友：写得一手好词的彭重熙先生，到晚年还对他念念不忘的夏承焘先生，学识渊博的王元化先生， 一生坎坷的任铭善先生，在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和马来亚颇有影响的女诗人张荃等等。特别是当时学校里有个“之江诗社”的团体，他们都是诗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经常有诗词作品的交流和酬唱。
更重要的是，在之江大学期间，父亲还结识了我的母亲宋清如。母亲的老家在江苏常熟栏杆桥（现属张家港市），从小就被许配给江阴的一个华姓大户人家。初中毕业时，家里曾要求她不再升学而履行婚约，母亲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最终讲 好的条件是母亲放弃了按当地风俗给每个女孩准备的一套嫁妆，以准备嫁妆的钱 作为继续求学的开支，这才得以继续升学。高中毕业后，她于1932年考入之江大学国文系，并最终摆脱了这桩封建包办婚姻。
母亲的国文基础一直很好，从读高中时就开始写新诗。进大学后，语文素养又不断提高，就更喜欢写点诗文了。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母亲试着把她写的诗《再不要》和另一篇小说向施蛰存（也是之江校友）主编的《现代》杂志投了稿，同时还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短信。
《现代》杂志在当时是很权威的文学刊物，在上面发表诗作的大多是如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臧克家、何其芳等响当当的诗人。这些人后来还因《现代》杂志而被归为“现代派”诗人。母亲向《现代》投稿，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不但诗被发表了，而且主编施蛰存还给她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清如女士：
昨日披阅来稿，得你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我自辑《现代》杂志以 来，颇不自揣，很想借机会帮助一些有希望的作者。但是在女流投稿人中却不常见有佳作，更绝对不曾收到过文字如你这样老练的女作者。从这一诗一 文看来，我真不敢相信你是一个——正如你来信所说的——才从中学毕业的大学初年级生。之江大学与文学很有因缘，郁达夫在之江读过，我也在之江 读过，现在之江还有王锡鹏君在教书，再加上你，我真觉得母校之热闹了。 六和塔的铃铎，秦望山的斜阳，我已有八九年没有领略了。
至于尊作小说在文句方面，我真心地认为已经很好了。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 ……
母亲也报名参加了之江诗社，特别是第一次参加活动，母亲非常认真地写了一首半文半白的“宝塔诗”，只见诗友们投来了各种异样的目光，只有父亲始终一言不发，看了以后只是低头一笑，大概是感到这位新诗友天真得可爱，同时也从中看出了母亲的文学功底其实很不错。这无声的一笑，就好像是孩子在受尽委屈时好容易听到的一声安慰和鼓励，在母亲的心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在父亲毕业后不久抄寄给母亲的三首《鹧鸪天》词中就生动地记述了他们从相识到相恋然后又不得不暂时分别的过程：
第一首写了他们的初识：
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群。 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 一笑低头意已倾。
第二首词写了他们继续交往的过程：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恃。
第三首则是表达聚散两依：
浙水东流无尽沧，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阳。 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
父亲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译工作。从他那时写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刚开始时心情很不错。他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书局的工作，除了编辞典外， 还负责编注一些学校用的英语读本和英语的通俗读物，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发现社会现实和在学校时所想象的相差实在太大了。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上海租界上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盛气凌人，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霓虹灯下纸醉金迷，街头路角乞丐成群。到处是胜利者的狞笑，被压抑者的呻吟。” （宋清如语）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使父亲不能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认识社会。他发现有的人虽然浅薄，却能够靠着玩弄权术而踩着别人的头飞黄腾达，成为“神气的人”，而像自己一样老老实实勤奋工作的人却总是吃瘪。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无法合拍，初到上海时的热情渐渐地减退。随之而来的则是难以排遣的压抑感，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里，自己的抱负实在无法施展，既不愿满足于平凡单调的生活与工作，又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究竟在哪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腐败现象 和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苦于回天乏术，报国无门，因此“孤独、寂寞、彷徨”在父亲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导的地位：
总之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 一种无事可做，即有事而不想做， 一切都懒，然而又不能懒到忘却一切，心里什么都不想，而总在想着些不知道什么的什么。那样的寂寞，不是嫠妇守空房的那种寂寞，因为她们的夫君是会在梦中归来的；也不是游子他乡的寂寞，因为他们的心是在故乡生了根的； 也不是无家漂零的寂寞，因为他们的生命如浮萍，而我的生命如止水；也不是死了爱人的寂寞，因为他们的心已伴着逝者而长眠了，而我的则患着失眠症；更不是英雄失志，世无知己的寂寞，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用的。是所谓彷徨吧?无聊是它的名字。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出路，有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缥缈的想象之中：
我真想在海滨筑一间小屋，永远住在这里面，请一个管家妇，一切庶务银钱等事全给她管理，再领一个贫苦家庭无父母的孤儿女作我的孩子，每天和他一起看海。你要是高兴，一年中可以来望我一次，我不预备招待任何朋友。
这里所描写的情景，不禁使人们联想起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中普洛士彼洛领着女儿米兰达所生活的那个海岛。那个远离人间、远离邪恶的海岛其实也是莎士比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寄托其理想的所在，难怪父亲后来在莎翁剧作中对《暴风雨》特别喜爱，并且把它作为动手翻译的第一个剧本，这也是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共鸣。
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中被称为“翻译年”。上海的各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多种世界名著，世界书局自然也不甘落后。当时的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建议父亲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父亲对莎士比亚一向十分喜 爱，也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莎士比亚的作品毕竟相当于英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难度的确很大。不过由于父亲和莎士比亚在思想上的共鸣，加上对自己在语言上的功底有一定的把握，就毅然开始了这项异常艰巨的工作。
父亲写信给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的文振叔商议此事，文振叔曾听说日本人 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父亲的决定， 并把这一工作推崇为“民族英雄的事业”。这大大增加了父亲译莎的决心。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 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 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步步紧逼，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稍有点正义感和民族感情的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原先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惑的父亲，这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和为民族争光、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精神情绪就一下子振作起来了。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把翻译莎士比亚这一项工作做好。虽然明知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他本人资历又浅，弄得不好，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在这一点上，父亲充分显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从此，父亲一改原先“孤独、寂寞、彷徨”的心态，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父亲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动笔翻译《暴风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信心逐渐增强起来，比开始时乐观得多了。他对于翻译 工作越来越投入，母亲和文振叔也不断写信鼓励他，母亲从之江大学毕业后还利用工作之余帮助父亲校对、整理、誊抄译稿。
父亲在一封信里对母亲说：
我已把Tempest（《 暴风雨》）译好一半，全剧共约四万字。你有没有 这耐心抄?这篇在全集中也算是较短的。 一共三十七篇，以平均每篇五万字计，共一百八十五万言，你算算要抄多少时候?
近来夜里很好睡，虽然有时很夜深，臭虫很奇怪变少了，也许因为人倦不觉得。蚊子比较多，但这里的蚊子有沉默的特性，不向你唱歌，还比较不使人心烦，叮就让它叮去，没有工夫理它们。
父亲经常在给母亲写的信中“汇报”翻译过程中的情况，翻译的计划、进程，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困难后的各种酸甜苦辣，还把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拿来和母亲讨论。母亲把这些信件珍藏着，后来把一部分较有价值的带在身边想进行 整理，可惜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了，还有300多封信留在嘉兴老家的得以幸存至今，从其中一些信件可以看出父亲当年翻译时的一些情况。
着手翻译莎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使用什么文体的问题。因为莎剧原文是16世纪的早期英语， Blank verse （无韵体诗），如仍按诗剧来译，不但难度极大，且在语言的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达到通俗、流畅的要求，也难反映出 舞台剧表演力强、适于演出的特点。几经斟酌，最后决定还是用散文体进行翻译。但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在译作中还是有无处不诗的元素和韵味。
莎剧《暴风雨》的译稿中有一句小精灵爱丽儿的唱词“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向垂在枝头的花底安身”。母亲在帮助誊抄的时候，大概感到“我要如今”不如“我如今要”更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因此抄成了“我如今要”，却未曾想到父亲这样处理是为了协韵和音步和谐的需要，结果被父亲“打了手心”:
……我很气。我爱你，我要打你手心，因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 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改的理由第一是因为“今” 和下行的“身”协韵，第二此行原文"Merrily merrily I will now其音节为 —VV|—VV|—V|一，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仍旧是扬抑格四音步，不过在末尾加上了一个抑音，如果把“我如”读在一起，“今要” 读在一起，调子就破坏了。
从这个细节中很可以看出他对音韵的协调和谐等问题还是十分注重的。
文学翻译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比如一些双关语就是最难处理的， 在原文中可以因为一词多义或不同的词读法或拼法相近而产生一些妙趣横生的效果，而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就很难表达出原来的韵味。父亲在译《威尼斯商人》时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但在“呕尽了心血”之后，居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译法，我们很可以想象出他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得到收获后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他当时非常“得意”地向母亲作了报告：
昨天我有了一个得意。剧中的小丑Launcelot奉他主人基督徒Bassanio 之命去请犹太人Shylock吃饭。说My young master doth expect your reproach. Launcelot 是常常说话用错字的，他把approach ( 前往 ) 说 作reproach ( 谴 责 ) ，因 此Shylock说 ，So do I his，意思说 So do I expect his reproach。这种地方译起来是没有办法的，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了这样的译法：“我家少爷在盼着你赏光哪。 ——我也在盼他‘赏’我个耳‘光’呢。”Shylock 明知 Bassanio请他不过是一种外交手段，心里原是看不起他的，因此这样的译法正是恰如其分，不单是用“赏光——赏耳光”代替了 “approach——reproach”的文字游戏而已，非绝顶聪明，何能有此译笔?
常见到一些研究者把一些双关语的翻译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这的确是翻译工作中的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难题。父亲在这里用“赏光——赏耳光”代替 “approach—reproach”， 也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吧，难怪要迫不及待地和 母亲分享了。
到1937年夏季，父亲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多部喜剧，估计到秋天就可以把第一分册“喜剧”部分译完。这时局势更加紧张，父亲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情，如果战争能够再拖后一二年，让他能把全部莎剧译完就好了。
可是他的翻译计划终于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了。8月13日，日军突然制造事端，半夜里在虹口一带开炮登陆，父亲所住的汇山路附近正好首当其冲。父亲从惊惶中醒悟过来时，已经到处炮火震天。他只得连夜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清理， 只带出了一只小藤箱，里面装着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曾打算冒险回去取一些日常用品，特别是想试图寻找已经交给书局的几本译稿，但是虹口一带已经是一片混乱，根本无法通行。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总部也被日军占领，后来还放火烧过。父亲一年多来的全部译稿以及千辛万苦 收集起来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及其他书籍用品等，全都散失掉了（后来有两个剧本的译稿被找回，但父亲已经重新翻译了）。
1939年夏天，父亲应老同事詹文浒的邀请，去位于上海孤岛(租界)内的中美日报社任职。中美日报社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西路）长耕里（现在弄口上标的是“中山小区”）130号。《中美日报》从总体上说持反对日本侵略、反法西斯的立场，因此在渴望抗日救国的群众中是比较受欢迎的。父亲之所以愿意去 《中美日报》，也正是因为去那里比在世界书局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鞭挞日寇的罪行，鼓励群众的抗日斗争。
父亲在《中美日报》除了编辑稿件外，主要撰写大量的时政短论《小言》。 这是他在当时特定形势下催生的类似随笔小品的一种独特时政小评论。从《中美 日报》1939年10月11日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言”起，到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的当天，共有706天的《中美日报》上刊载了1081篇“小言”，总共有约40万字。也就是说，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父亲写的“小言”发表，有时一天有两三篇，甚至四篇。
从《日机滥炸平民区域》《华军又传大捷》《希腊不愿受保护》 《希腊大捷》《展开了壮烈的一幕》《苏德战争序幕》《望莫斯科而兴叹》《纳粹在泥淖中》《武士们的悲剧》《汪精卫不堪回首》《无聊的恫吓》等题目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父亲深厚的爱国热情和超凡的文学素养的有机结合。既有很强的战斗力，又有很高的艺术性，成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代表性和特殊价值的一种文学样式。《雅典颂》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父亲以这一特殊的新闻文学形式来报道了这个悲壮的时刻，并借此和国人共勉：
（英军昨晚十时退出雅典，人民夹道欢呼，谓“不久可与君等再 会”——雅典廿六日电）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失的勇气。
爱自由的希腊永不会沉沦，
他们抵抗，他们失败，但决不臣服；
有一天，不远的一天，他们将用热血
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
——“再会吧，英国的友人!
到处都是保卫民主的广大战场；
我们不用哀泣，我们用欢笑
送你们在星月里赶上前方。”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锁链；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 “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这是父亲留存至今的最后一首原创诗作。
12月7日晨，日本制造了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和英美等盟国正式进入了敌对状态。8日，日军即对上海租界发起进攻，很快就占领了整个租界， “孤岛” 从此不复存在。《中美日报》因为长期以来持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立场，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那天凌晨，枪上了刺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冲上了中美日报社的台阶，父亲和其他一些编辑人员匆匆起床混在工人群众中间，徒手逃了出来。 原先存放在报社中的译稿、许多衣服用品以及书籍资料，包括他和母亲的几本诗集，当时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也都没来得及带出而毁于一旦。这是他译稿的第二次被毁（后来找回了一部译稿）。
母亲曾经和家人一起去四川逃难，这时已经回到上海。孤岛沦陷后，父亲和母亲一度曾考虑再去四川，但是父亲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工作已经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地步，考虑到出外逃难必定到处颠沛流离，无法安定下来做翻译，而且去四川的交通也相当困难，最终还是决定不去了。在朋友们的建议和帮助下，他们于 1942年5月1日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然后就一起去了常熟乡下母亲的娘家暂住。半年后又一起再次回到嘉兴老家。
在常熟的半年和回到嘉兴以后，父亲又一头扎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里。这是他的译稿两次被毁以后第三次从头开始进行翻译了。由于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其他工作，可以全力以赴，而且他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全部凝聚在他的翻译工作上， 工作更加专注和投入。由于前面一些剧本已经是第三次翻译，可以说已经很熟悉了，进度也比较快。但是困难也是不少的。
母亲曾回忆说： “晚上没有电灯，他尽量利用白天，埋头伏案，全神贯注。这次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的，接着是《哈姆莱特》等悲剧杰作。这部分都还是初译，难度较大。他深思苦想，费力较多。有时为了一词一句的妥帖，往往踌躇再四，甚至得花上一时半天。特别 是遇到原文中语意有双关之处，或在汉语中难以恰当表达的语句，更是难以下笔。原文中也偶然有近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之处，他往往大胆作出简略处理，认为不致影响原作主旨。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辞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更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他所耗费的精力确实难以想象。”
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母亲没有工作，父亲也没有了固定的职业。除了新译的稿子交给书局后可以得到一些低得可怜的稿酬，以及少许出租房屋的收入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有人曾建议父亲去联系熟人找点事做，可是父亲是 宁死也不愿意到日本人手下去做事的。母亲在打理家务之外，有时还去隔壁裁缝 铺揽些加工的活，以补贴家用。怀孕以后，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到1943年11月我出生以后，家里的经济就更加雪上加霜了。
父亲翻译的成果与日俱增，可是由于超强度的脑力支出，又加上由于贫穷而 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身体日见虚弱，终于病倒了。到1944年6月初，父亲译完 《亨利五世》的前两幕以后，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笔。经诊断，得的是结核病，是包括肺结核、肠结核、肋膜结核等的并发症。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三页纸是他抄 录的《亨利第五世》第三幕以后的部分原文台词，可见他还是一直勉力把翻译工作继续下去的。这三页纸母亲一直在身边保存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最后冲刺的一个见证。
那时候的结核病是货真价实的富贵病，如链霉素、青霉素这些对结核病比较 有效一些的药别说在沦陷区难以买到，就是有货也得差不多一石米钱一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仅靠服用些退热剂、钙片，注射些葡萄糖 等，根本无法遏止凶险的病情。父亲的潮热持续不退，拖到12月底，病情愈益恶化，但神志始终是清楚的，在和母亲的交谈中，心中始终记挂着他的译莎工作。 后来自己感到恐怕难有希望好转了，就要母亲转告文振叔，希望他能继续完成这 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
12月26日，父亲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部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译莎事业。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 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父亲去世后，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压力，勇敢地挑起了孤儿寡母的生活重担，也坚强地承担起了继承父亲未竟事业的责任。她继续整理父亲的译稿，抗战一结束，又和书局联系出版的种种具体事务，并且完成了全部的校译工作。到1947年上半年，世界书局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到第三辑终于出版了（原计划全集分为四辑，但因为历史剧部分还有几个剧本没有完成，所以只能先出三辑）。
宋清如在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后，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父亲的之江同学黄竹坪曾经回忆说： “……译著出版后，我在之江校友会工作，有国外校友来信说其所译《莎剧全集》让美国文坛大为震惊，认为中国人不会有这样高质量的译本。”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再次出版，七十年代以后又 出版了以他的译本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在此期间，台湾大学的虞尔昌教 授在世界书局版已经出版的27个剧本的基础上补译了另外10部历史剧，于1957年由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虞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又有许多新的版本和修订本推出，较有代表性的有译林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陈才宇教授校订和补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等。父亲用自己的生命使我国几代人走近了莎士比亚这位凌越千古的世界文学大师，自己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
父亲在他32年的短暂生命中，用他过人的才智和毅力，在日寇占领下的严酷环境里，“替近百年来的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为中国人民摘来了莎士比亚这颗世界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他用国外文坛“大为震惊”的译莎成果回报了哺育他成长的家乡和祖国，实现了他报效祖国的青春梦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中，屠岸、章燕认为“朱译莎剧文辞优 美畅达，人物性格鲜明，已成为广大读者所珍爱的艺术瑰宝”。认为父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终竟成为播莎翁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成为译莎事业的英雄和圣徒”。
父亲是一位诗人。正是诗人的气质和素养使他能驾驭着文字的天马，自如地驰骋在同样是诗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的艺术星空中，为中国文坛摘来这朵世界艺术的奇葩。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的原作都是诗剧，因此采用怎样的体裁来进行翻译，在我国的莎学界和翻译界也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讨论的话题。能保存原著的诗体当然是好事，但既要全面保留诗剧的形式，又要最大限度保留原著的韵味， 还要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适合中国舞台的演出和观众的接受，确实很难全 面照顾到，父亲在翻译时，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定主要以散文体来进行翻译。 也许将来能有更优秀的译者在形式、内容和韵味上找到更理想的协调方法，但到目前而言，这还不失是一个较为妥当的处理方法。
实际上父亲的译作中诗的味道还是很浓的。甚至我见过国内有过两个版本的 《莎士比亚抒情诗集》，署名是“朱生豪译”，打开一看其实都是把原来译本中 一些散文体的台词每句拆开成行，写成散文诗的形式，读起来还真和诗没有什么 大的两样。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李伟民认为：“朱生豪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充分调动起莎剧汉语读者的审美感觉。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是五音步抑扬格，具有节奏感。朱生豪以散文译莎剧，诗意的审美超越了以诗体形式翻译的莎剧，虽然是散文形式，但读起来更有诗意感。即便是莎剧原文中基本不押韵的独白，在朱生豪的译文中也押了韵，而且换韵不多，这很适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事实上，对于莎士比亚原著中一些唱词等非“无韵体诗”的诗体段落，父亲也使用了诗的形式来翻译，在这其中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驾驭文字的深厚功 力，熟练地调用了各种表现手段，显示了他作为诗人翻译家的卓越才华。
如《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五场中的四句，译成四言诗经体：
Jove knows I love: 知我者天，
But who? 我爱为谁?
Lips,do not move: 慎莫多言，
No man must know. 莫令人知。
这里原来也都是短句，译成诗经体正恰如其分。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三幕开头爱文斯的唱辞，则采用离骚体参差句：
To shallow rivers,to whose falls
Melodious birds sing madrigals;
There will we make our peds of roses,
And a thousand fragrant posies.
众鸟嘤鸣其相和兮，
临清流之潺援，
展蔷薇之芳茵兮，
缀百花以为环。
又如，《终成眷属》第三幕第四场里海伦娜给狠心丈夫的信，译文是：
为爱忘晗域，致触彼苍怒，
赤足礼圣真，忏悔从头误。
沙场有游子，日与死为伍，
莫以薄命故，甘受锋镝苦。
还君自由身，弃捐勿复道!
慈母在高堂，归期须及早。
为君炷瓣香，祝君永康好，
挥泪乞君恕，离别以终老。
这是古体的五言诗，其中“弃捐勿复道” 一句，本是《古诗十九首 · 行行重行行》中的句子。父亲熟读古诗，对于各种体裁都有相当的心得，所以能据原诗的内容与情绪，用相应的体例来翻译，而且其译文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情趣之中，完全没有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这都是要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基础的。
罗新璋先生1983年发表的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指出，朱光潜提出的“神似”，傅雷提出的“传神”的翻译理论，是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突破。这种“神似神韵之说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过，但影响不大， 一方面可能是表述上不够有力……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翻译实践还没有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实例。令人瞩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他对父亲译文的评价是“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辞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
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第2幕第4场中一小段诗体台词中，看一 下追求“保持神韵、传达意趣”的朱生豪译文和特别要求“存真”、甚至希望连标点都尽量与原文一样的梁实秋译文，在翻译方法和理念上的不同：
原文：Fathers that wear rags/Do make their children blind;/But fathers that bear bags /Shall see their children kind./Fortune,that arrant whore,/Ne’er turns the key to the poor.
朱译：老父衣百结，儿女不相识；老父满囊金，儿女尽孝心。命运如娼 妓，贫贱遭遗弃。
梁译：父亲穿着破衣裳，可使儿女瞎着眼；父亲佩着大钱囊，将见儿女生笑脸。命运，那著名的娼妇，从不给穷人打开门户。
当然，父亲的译作也绝不是十全十美的，由于各方面的局限，译作中也存有 各种各样的错误和缺疵。有些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无法获得足够的参考资 料，没有可以质疑商讨的师友），有些是当时一些观念所造成(如对于一些觉 得“不雅”的表述，往往采用删去不译的做法)，也有一些受本人人生阅历所限 （毕竟还只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各种朱译莎剧版本，或多或少都对父亲的译作进行过修改或校订。这些版本在父亲译本的基础 上，又倾注了许多优秀学者的心血，无异是对原有译本的提升。不过这些“校订”工作有得也有失，经多位学者校订后的文本，在语言风格的一致性上多少会受些影响，一些地方的译法本来是可以商榷的，贸然改掉也不一定合适。
另外， 莎士比亚浩大词汇量支撑了他作品非凡的表现力，而父亲建立在他特别深厚的国学功底之上的超大的词汇量，也使他能在传达莎剧的神韵和气派上运作自如。建国以后的一些修改本往往注重了文字的通俗性，将译文中一些相对冷僻的词语 或典故都改掉了，虽然读者更容易理解，但却会使读者和原译者天马行空般的语言艺术失之交臂。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看到原汁原味的朱生豪译本的呼声渐高， 201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原译本全集》就是根据1947 年版本并对照翻译手稿整理出版的版本，这并不是最完善的莎士比亚译本，但因它最大限度地包容了朱译莎剧全部优点和缺疵，才能让今人读到一个真实完整的朱生豪（他的生命已经融入这部译著中了），所以有着独特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去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用的也是朱生豪的原译本 。
在父亲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母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以后，曾先后在杭高（杭一中）、杭师、杭幼师、杭州商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任语文 教师，并从杭州商校退休。
本文作者朱尚刚和母亲宋清如
几十年来，母亲一方面在学生们的身上寄托她的感情，另外还始终把继续父亲的事业作为她终生奋斗的目标。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联系父亲全部译作的重新出版，又以最大的毅力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深入钻研，并于1954年起自己动手补译了父亲没有来得及翻译的五个半剧本，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母亲的译作当时未能出版，译稿也全部毁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了。在那个年代里，母亲也遭到了不堪言状的残害，但是她还是很坦然地挺过来了。
到了晚年，母亲回到父亲生于斯、故于斯的朱家故居，除了不断用诗的语言与父亲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以外，还致力于和父亲有关材料的回忆、整理和撰写，为我国文学史保存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母亲视力听力都衰退得比较厉害，只有父亲是她心目中永远清晰的偶像，她把最后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还原这个偶像了。
1997年6月27日，母亲平静地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路程，正如她在父亲去世两 周年的祭文里所说： “当我走完了这命定的路程时，会看见你含着笑向我招手。 那时候，我将怎样轻快地跟着你的踪迹，哪管是天堂或是地狱。”
如今，母亲已经重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两人在天国相聚， 一起在雨声里做梦， 一起在雨声里失眠……
朱尚刚先生在朱生豪故居向内江师院文学院师生讲述父母译莎的艰难岁月 周婷 摄
学与问（节选）：
王彤：朱老师好!拜读您撰写的《诗侣莎魂》和《朱生豪在上海》，还有您为朱生豪故居筹建前后奔波和每年接待全国各界拜访故居的师友所做的努力，非常感动您为莎剧翻译的经典传承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更佩服您的坚韧品格、 学识修养和历史责任感。您一次次整理朱生豪先生的莎剧译本资料，在从小失去父爱的“不幸”和一直浸润父亲文字怀抱的“幸福”中的两极之间，您是如何克服时代和命运的不公，始终保持着一份文化名人后代的内在守恒?
朱尚刚：父亲去世时我确实还很小，幼年时不可能懂得许多，接下来的几十 年是抓“阶级斗争”，是要求知识分子不断夹着尾巴进行“思想改造”的时代， 直到最后母亲成了“阶级敌人”，我也成了“反动学生”，这期间从来也没有想 到过自己会和“名人”有什么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克制”的了。
“文革”结束后，各方面有了大的变化，父亲及其成就逐渐为人们所看重，母亲也曾应约撰写过一些回忆材料。我当时在企业搞职工教育和工程技术工作，也很忙， 除了尽力为母亲提供一些帮助（出差时走访一些老人，帮助收集些资料）外，也从未考虑过自己要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直到母亲去世后，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 看到的一些材料使我感到很大的震撼，同时在一些友人的鼓励下，才觉得有必要 （也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保存下来，才开始逐渐进入这方面的工作的。具体可参看《诗侣莎魂》的“初版前言”。
我始终觉得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做子女应尽的一份责任，除了这份责任以外，作为“名人后代”再也没有其他和常人不同之处 了。外语也好，文学也好，都不是我的专业，只是知道一些皮毛。所以我所能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所能期望的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能为我国的文化园地砌上这一块小砖，对以后的研究者有所帮助。
王 彤： 您一次次在高校讲台出现并主讲《诗侣莎魂》，您对年轻人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朱尚刚：每次到高校去做讲座(大多是去外国语院系)，都感到是在“班门弄斧”，有点诚恐诚惶的感觉。不过来听讲的师生们还是非常热情的，我基本上在讲座的开头都说：“父母亲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他们作为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普通的成员，他们的品质代表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品质，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反映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所走过的路，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种种不幸……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承担着承接历史、开创未来的使命，多了解一点过去的事情是很有好处的。”
我的这个看法还是为师生们所接受的。我为父母有了越来越多的跨越时空的知音而高兴，也深切地感到，在当今这个文化匮乏、娱乐狂欢的物化时代里，年轻人还是有精神追求的。这也是我们社会未来的希望。
周婷：朱老师，您提到父亲作为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父亲豪放的一面，您也出版了他在1939-1941年间的时政评论《朱生豪小言集》，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些评论呢?在整理此书过程中有发现和您所了解的不一样的父亲的一面吗?
朱尚刚：很多人知道朱生豪可能是通过央视的《朗读者》节目，在一些读者 的心目中，朱生豪先生似乎成了一个专门说情话、写情书的人，而在今天的活动 现场，“英雄”一词被多次用来形容朱生豪先生。他为《中美日报》写了一千余篇“小言”,给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上海“孤岛”生活留下了一幅全方位的历史画卷。这一切，都显示了朱生豪“金刚怒目”的另一面。
王彤：很多先生都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比如梁实秋、卞之琳、方平先生等， 在您眼中，朱生豪先生和别人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呢?我们学生排练莎剧时开始也用过其他译本，后来觉得语言流畅度和诗性风格上朱译本更有韵致，为了便于排练对词，同学们现在统一都采用朱生豪译本了。
朱尚刚：许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黄福海先生介绍，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 有他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是民国时候翻译的，不是在现当代，所以语言上有自己 的特点。他既有较早时期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也有现代化的翻译原则，是一个结合。
关于翻译，朱生豪先生谈得很少，他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之后写了一小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如果这个句子里面有我们中国人不太理解的话，我会加一点东西。从读者角度来看，朱生豪先生比较“体贴”，他的翻译和我们现在讲的“硬翻”还是很不一样的，他有自己的策略。
王彤：非常感恩朱生豪先生译莎的“体贴”，让我们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有幸尝试用一种参与性教学方式阅读莎剧，感觉如此亲切自然，并喜爱独 特的“莎味”。采用朱生豪译本让学生们每年举办莎剧台词朗诵会，也提高了汉 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典对话的热情，先后有500多名学生登上大学的莎剧舞台参与表演，您对参与过莎剧表演朗诵的大学生有什么希望吗?
朱尚刚：我很同意北大学者辜正坤等先生的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尝试，把自己（不是专业的演艺人员）投入到经典之中，更能全方位地 参透经典的精髓，全方位地领略莎士比亚的语言魅力，为传承经典开创了新的路 子。我父亲为把莎翁的文明之火传递给中华民族付出了他的全部生命，同学们也为这一经典传承做了卓越的努力。很高兴看到父亲的事业后继有人，谢谢你们！（摘自《舞雩风来》，王彤 编著，原标题为《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624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