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缺席”，一种新型全球化正在兴起

导读

美国曾是推动全球化的中心力量，但近年来，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开始出现：其主要动力不再是美国，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其模式从依赖美元霸权的“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强调平等交换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其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效率和公平的新型多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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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全球化走向衰退，部分源于美国放弃全球自由经济秩序，转而拥抱经济保护主义。美国曾是推动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全球化的中心国家，但由于政府未能妥善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原有全球化模式之下的利益受损者极度不满，并通过选举寻求变革。

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经历了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源于对全球化认知的逆转。长期以来，美国将自身与全球化高度捆绑，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些美国精英高度自信，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认知下，美国积极支持并拓展全球化，以提升美国实力。

然而，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认知，美国普遍认为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受益，却让美国利益受损，因此需要退出全球化以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更深层次而言，美国对全球化的拒绝反映了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政党极化加剧，身份政治泛滥，自由主义衰退，民族主义抬头，政治趋势明显转向保守主义。

国内问题层出不穷，给美国政党和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与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相比，美国似乎失去了更多，国内不满情绪更加强烈。

受国内政治趋势影响，美国政府提出的治国理念，无论是“以中产阶级为中心”还是“美国优先”，都表明政府更多聚焦于自身利益，全球化进程因美国政策调整而难以推进。一些美国精英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治安恶化和制造业不振等诸多问题主要是国内治理不善和政治对立所致，但在制度改革受阻的情况下，转向外部施压，迫使全球分担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成本。

图片来源：新华社

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再次赢得大选，这一现象表明，将美国视为“全球化模式下利益受损者”的观点依然延续，去全球化在未来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世界已经经历了美国以“退出”方式重塑全球化的过程。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全球化反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即新型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动力逐渐从美国转向“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全球化正处于动力转换的阶段，由美国主导逐渐变为“全球南方”国家驱动。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不再愿意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南方”国家视全球化为符合自身利益、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因此推动全球化的意愿更为强烈。此外，美国日益将对外经济制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这给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意识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进而加快新型全球化的建设。

同时，与21世纪初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2000年的20%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40%左右。单独与美国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已经从不及美国发展到超越美国。即使美国希望退出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发展动力也足够强劲，并有望自主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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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型全球化的模式正在从“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制成品-资源”模式。美国主导的传统全球化模式依赖美元霸权。美国作为金融中心，一边对外输出美元，一边从其他国家大量输入制成品。近年来，美国滥用美元地位，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发行美元，不对称地从他国获取制成品。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从2017年的20万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近36万亿美元，与美国GDP之比也从103%上升至120%以上。这表明美国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基础之上，并承担大量债务的金融国家，而非真正的贸易国家。

相较之下，新型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强调各国在制成品和资源上的平等交换。一些国家提供矿产、能源等资源，其他国家则利用其工业能力生产出满足需求的工业品。

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平性和平等性。“美元-制成品”模式存在显著的不公平问题，一方付出较少的劳动却换回其他国家的劳动和资源成果。虽然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品的角色，但美国也利用美元主导地位获得了巨大的额外收益。而在“制成品-资源”模式中，各方相互依赖，总体平等，互有所需，即使存在摩擦和矛盾，也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没有国家能够使用霸权迫使其他国家屈从。

第三，新型全球化的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新型多边机制。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和对全球多边制度的质疑，引发了全球经济机制的广泛合法性危机。美国政府不仅忽略和动摇了传统多边国际机制，还积极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双边和“小多边”机制。例如，在双边层面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小多边层面建立“芯片四方联盟”。这些小多边机制成员少，封闭性强，意识形态属性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为了提升国际制度的可靠性，兼顾效率和公平，开始参与创设新型多边机制，力争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以金融领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自2013年成立以来，其投资总额逐年增加。2023年投资首次超过100亿美元，批准的投资项目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04.7亿美元。此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合作的典范，其在推动南南合作中发挥了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