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纳克，英国历史上首位亚裔首相，上任时正值政局动荡。
特拉斯闪辞，民众怨声载道，通胀高企，罢工不断，保守党支持率跌入谷底。
苏纳克提出控物价、减税收、谈罢工、控移民，一系列举措连轴推出，试图重建信任。
但民心难收，党内裂痕未愈，2024年选举，保守党惨败。
他随即引咎辞职，未能扭转颓势。
不过在他任内，确实有件颇具戏剧性的插曲。
2023年，第53任首相卡梅伦突然回归政坛，出任外交大臣。
这一消息震动舆论。媒体惊呼“旧人归位”，社会各界满是疑问。
对苏纳克而言，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布局
把英国玩残的男人
要理解今日英国政局为何百孔千疮，就绕不开一个人——戴维·卡梅伦。
这位保守党领袖，曾在英国政坛如日中天。
可他在任期内亲手点燃了一枚政治核弹，并在引爆后仓皇离场，将满目疮痍的残局留给后来者。
2016年6月，为回应党内压力，平息疑欧派的躁动，卡梅伦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
当时“脱欧”阵营以51.9%的微弱优势胜出，卡梅伦当即宣布辞职。
英国，从此走上一条代价高昂、难以回头的不归路。
实际上，卡梅伦并不是真心想脱欧。
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英国留在欧盟才是“国家利益”。
但面对党内的撕裂和独立党的步步紧逼，他选择妥协，试图用一场全民公投换来权力的稳固。
这场公投的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党内博弈。
卡梅伦自2005年出任保守党领袖以来，始终面临党内疑欧派的掣肘。
为维系团结，他不得不在欧洲问题上频频让步。
2009年，他承诺未来任何将权力转让给欧盟的行为，必须通过全民公投批准。
2010年，他带领保守党胜选，但由于无法单独执政，只能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这种政治制衡进一步限制了他的回旋余地。
与此同时，疑欧情绪在英国社会悄然蔓延。
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复苏乏力，大量东欧移民涌入，让部分中下层民众感到不安。
独立党乘势而起，主打“反欧”与“反移民”两张牌，迅速吸走保守党的票仓。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独立党一举夺得英国最多议席，震动政坛。
卡梅伦明白，再不采取行动，保守党就将丧失执政优势。
为此，他推出“脱欧公投”三重逻辑：一是安抚党内疑欧派，巩固自身领导权；二是抢占议题主动，阻击独立党势头；三是向欧盟施压，争取“特殊待遇”。
他自信满满，认为可通过公投谈判换来欧盟改革，再以此赢得国内支持。
但他错估了形势。
欧盟虽给予一定让步，却远未满足英国强硬派的要求。
而脱欧阵营则抓住一切社会焦虑，煽动民族情绪，夸大欧盟管辖的弊病，操弄舆论走向。
最关键的是，卡梅伦始终未能提供清晰、可行的“留欧”愿景，导致选民在情绪与现实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离开”。
公投结束那一刻，英国社会陷入深层撕裂。
苏格兰要求再次公投以谋求独立，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死灰复燃，伦敦金融城哀鸿遍野，大量跨国企业加速外迁。
议会多年僵持、三任首相更迭，脱欧流程一拖再拖。
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被彻底削弱，英国国际信誉大打折扣。
卡梅伦未曾预料，这场本为化解内忧的操作，竟成为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决策。
他点燃了民族主义，也开启了“后真相”政治时代。
如今回望，人们已很难将他与“务实改革者”画上等号，更多的是将他视为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
后果比想象中严重
从表面看，卡梅伦发起的“脱欧公投”，曾一度为保守党赢得选战优势。
2017年大选中，保守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党票仓中表现抢眼，吸引了大量支持脱欧的蓝领工人，成功边缘化了独立党。
这似乎验证了卡梅伦曾经的设想，通过一次全民公投，消化掉长期困扰英国政治的“欧洲问题”。
但很快，现实用数年的混乱与代价，打碎了这一幻想。
自公投结果公布起，保守党便陷入路线之争。“
软脱欧”派主张保留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保障经济稳定；“硬脱欧”派则要求彻底退出欧盟架构，收回主权与边境控制。
前者担心经济失序，后者强调国家自主。两派长期博弈，令执政团队步履维艰。
特雷莎·梅在任期间，三次将脱欧协议提交议会均遭否决。
她最终以“无力推进进程”为由辞去首相职务，成为“脱欧困局”的第一位牺牲者。
同时，反对党也深陷撕裂。
工党内部因党魁杰里米·科尔宾在公投阶段态度暧昧，遭遇普遍批评。
议员对其发起不信任投票，尽管他成功连任，却无法提供清晰的政策方向。
面对选民分裂、基层动摇，科尔宾只能反复强调“公平脱欧”，试图平衡各方，实则毫无实质主张。最终，他既未能击败保守党，也未能团结本党阵营。
更大的政治裂痕出现在议会与政府的权力冲突上。
脱欧进程谁主其责？议会与唐宁街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夺。
议会内部声音分裂，“软脱欧”“硬脱欧”“二次公投”“无协议脱欧”四种主张并存，互不妥协。程序僵死，议案瘫痪，政治失灵在英国成为常态。
“脱欧公投”不仅暴露地区分歧，还激发了英国内部长期压抑的分离主义情绪。
苏格兰在2014年独立公投失败后，曾短暂回归“联合王国”的集体认同。
但2016年，62%的苏格兰选民选择留欧，脱欧结果使苏格兰政府立场骤变。
民族党领袖斯特金指出，“欧盟成员国身份”是苏格兰当年选择留在英国的关键前提，如今这一基础已不复存在。
2017年3月，苏格兰议会通过动议，准备推动二次独立公投，虽然随后因选举失利暂缓，但独立议题已全面重返政治主轴。
斯特金明确表示，一旦英欧谈判结束，将重新启动公投流程。
民族党同时提出“独立入欧”路线图，强调苏格兰唯有脱离伦敦、重返布鲁塞尔，方能保障经济、文化和身份安全。
与此同时，北爱尔兰局势也趋于紧张。多数北爱选民支持留欧，而英政府推动的脱欧，直接冲击《贝尔法斯特协议》所构建的和平架构。
爱尔兰政府更是积极运作，推动欧盟承诺：如北爱未来通过公投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后的国家将自动成为欧盟成员。
这等同于为统一开出制度绿灯，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中央政府在北爱的问题掌控力。
此外英国社会深层结构问题早已积累。
产业空心化，区域发展失衡，阶层上升渠道狭窄，教育与医疗资源不均，这些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日益严重。
特雷莎·梅曾在2016年上任演讲中，坦言年轻人买不起房，底层工薪阶层生活艰难。她承诺要打造“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家”，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
但事实证明，这些改革只是纸面蓝图。首相办公桌上堆满的是脱欧谈判草案，部长会议里争论的是关税安排和边境协议，议会审议的是脱欧修正案与协议投票。
国家治理资源几乎被脱欧议题全部吞噬。
经济数据也迅速反映脱欧后遗症。英镑贬值、企业投资萎缩、通胀加剧、商业信心走低，制造业信心指数频创近年新低。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将总部从伦敦迁往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法兰克福，削弱了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社会情绪愈加悲观。
苏纳克的一招险棋
2023年11月，前首相卡梅伦在淡出政治舞台七年之后，被时任首相里希·苏纳克任命为外交大臣。
在英国政治传统中，离任首相往往不会再次担任内阁要职。
一旦被选民“送下台”，多数人选择从此淡出权力核心，转任顾问、慈善家，或前往国际组织任职，尽可能保持名誉体面。
而卡梅伦重返一线权力中心，直接入阁，显然不属常规。
更何况，他的政治生涯曾在“脱欧公投”中戛然而止，结局颇具争议。
即便如此，他依旧获得苏纳克信任，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说明了此时保守党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已迫使执政者不得不在“非常之时”使用“非常之人”。
卡梅伦在任内主导削减财政赤字、推动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中成功捍卫“联合王国”统一。
六年执政期间，英国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稳步复苏，一度被视为保守党“中道现实主义”的代表。
然而他发起的“脱欧公投”演变为一场国家级政治危机，导致英国社会撕裂，也使他本人政治声望急转直下，不得不辞职谢幕。
可以说，卡梅伦的能力曾获得广泛认可，但脱欧问题却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至于苏纳克，则是另一个鲜明的对照。
他在2022年年仅42岁成为首相，从政时间短暂，缺乏处理复杂国际事务和政党内部矛盾的经验。
尽管他拥有牛津经济学第一、金融行业从业背景等“高智商履历”，也曾在疫情期间出任财政大臣，有一定执政成果，但在老练的政治人物面前仍显稚嫩。
特别是在面对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激化、保守党内部路线分歧等棘手问题时，苏纳克迫切需要一位在外交与政治斗争中“久经沙场”的老将提供支撑。
2023年夏天，英国保守党支持率跌至新低，仅有13%民众支持政府。
街头抗议不断升级，铁路工人、护士、教师等多个行业轮番罢工，民怨持续升温。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领先保守党将近20个百分点。
这是苏纳克上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
在这种形势下，他急需通过组建一支更具经验和声望的内阁团队，来稳定民心、整合力量，备战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
更深层的原因，来自外交战线的压力。
自2019年以来，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频繁转向。
约翰逊时期提出“中国是制度性竞争对手”，特拉斯更是将中国列为“威胁”。
苏纳克在竞选期间也一度喊出“中国是头号安全威胁”的强硬口号。
但现实环境迫使他转变立场。
在2022年11月的G20峰会上，他首次公开表态称“中国是系统性挑战”，语调明显软化。
这是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英国自身正陷入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能源价格飙升、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2023年英国家庭年均能源账单费用暴涨至2500英镑，同比上涨近一倍。
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地方行政体系濒临崩溃，甚至连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市政府也在9月宣布财政破产。
10月，IMF发布最新经济预测报告指出，英国经济增长将在2023年断崖式下滑至0.5%，成为G7中唯一预计出现经济萎缩的国家。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日益复杂。
中美博弈加剧，欧盟开始修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法国、德国首脑纷纷访华。
在这种局势下，英国若继续强硬疏远中国，不但难以获得美国额外支持，还会被欧洲主要经济体边缘化，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苏纳克显然意识到，单靠美欧无法应对英国产业链脆弱、出口市场萎缩的困境，而维持稳定的中英关系，对缓解经济压力、吸引投资、推动贸易恢复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此时，卡梅伦的回归显得尤为关键。
他在任内曾多次推动中英合作，主导“中英黄金时代”战略，成功促成多个大型投资项目。即使在卸任后，他仍保持与中国高层的沟通与渠道。
这使他成为苏纳克内阁中，最有可能修复对华关系的桥梁人物。
于是，一个是急需补强执政团队的“年轻掌舵人”，一个是谋求政治回归的“资深老将”，二人最终一拍即合。
卡梅伦重新登场，为苏纳克吃定心丸，也为保守党挽救民意提供了时间窗口。
而当时的苏纳克的确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走出了一步复杂却必要的棋。
参考资料：
苏纳克政府对华认知变化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房乐宪 张雪儿
从利己开始，以祸国告终 ——对卡梅伦“脱欧公投”的再思考
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