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海权与历史进程
1938 年夏天，在马耳他历史悠久的大港，地中海柔和温暖的（海水轻轻拍打着两艘相对停泊的大战舰的两侧。在这些战舰的后方，矗立着 15 世纪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建造的柱廊。一艘海军部拖船在附近移动，小船偶尔往返于登陆点，但几乎没有其他活动。那时的世界似乎很平静，虽然并不是完全静止。眼尖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胡德号”和“巴勒姆号”的巨型炮塔顶部，有几道鲜艳的条纹。在此时仍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中，这些条纹向上空飞过的飞机表明，这两艘军舰和地中海战区的其他英国军舰是中立的。那时，国际舞台上还没有完全消除战争的阴云。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虽然只是在陆地和空中。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刚刚结束。 1938 年 3 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通过“德奥合并”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奥地利。在远东，日军正在中国的大片地区推进。此时，每一个大国都在重新武装，虽然有些国家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慢得多。尽管如此，当时可能只有少数外交事务专家认为，他们正处于一场比“一战”规模更大的战争的边缘。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们就会迎来一个分水岭，整个国际体系几乎完全崩溃。考虑到每周发生的事件通常都很不明朗，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十分困难的。
正是像马耳他大港那样的场景，让英国和整个西方普遍感到稳定和安全，虽然有西班牙和遥远的中国的战事，虽然有希特勒令人不安的讲话。事实上，有一长串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情况不太可能很快发生变化。我们不妨把这些理由逐条列举如下，哪怕只是为了凸显即将到来的转变的严酷性。
· 除了西半球之外，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仍然稳固。
· 大英帝国在 1938 年似乎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
· 马耳他只是帝国全球网络中非常重要的舰队基地之一。
· 海权仍然是衡量世界影响力的主要标准，也是很简单的标准。
· 战列舰和舰队仍然是衡量影响力的方式。
· 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先进的海军。
· 飞机的航程和破坏力还不足以使其占据主导地位。
· 苏联距离遥远，只有柏林和东京才会真正担心它。
· 美国的兴趣也很遥远，主要转向了太平洋。
· 日本是一个威胁，但只是在其所在地区，对西方的生存并不构成威胁。
· 国际联盟虽已名存实亡，但欧洲国家的外交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当时的世界里，如果一个英国的军官、教师、传教士或橡胶种植园主乘坐英属印度的客轮，从南安普敦到孟买（途经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苏伊士运河和亚丁湾），一路上只会看到英国的港口、英国的船只和英国的势力。这是一个迪斯累里可能很熟悉的世界。仅仅 20 年后，到了 1958 年，这个世界开始消失；而 30 年后，也就是 1968 年，它将不复存在。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30 年只是弹指一挥间。
这些场景之所以会看起来如此令人安心，局势之所以会看起来如此安定，主要原因是，在大港，之前的几代人都能看到类似的画面，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地中海舰队为皇室访问而精心打扮的黑白照片，可以一直追溯到更早时候展示纳尔逊停泊在港外泊地的舰队的凹版蚀刻画。在某种程度上，马耳他周围的水域总是反映着力量的变迁。从诺曼人开始，西欧各个王国一直在争夺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这种争夺不仅发生在它们之间，也发生在它们与东方的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当然，这里也有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自然季节，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四季的节奏保持不变，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模式看起来很相似。 但是，这片海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很重要。在现代，战争、外交和王国的故事所表明的首先是欧洲之外的世界在 1800 年左右之后的逐渐衰落。欧洲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持续斗争已经蔓延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这种斗争现在正在北非海岸及更远的地区上演。从阿尔及尔到牙买加，从开普敦到雅加达，都落入了欧洲人的控制之下。地球（或者至少是那些容易受到海权影响的地区）正在落入大西洋主要海洋国家的统治之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趋势。商人、资本家、传教士、工程师甚至学校教师可以从英国本土涌向开罗和加尔各答，但走在他们前面的是英国士兵，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令人生畏的坚船利炮。马耳他大港的景象之所以是宁静的，这不过是因为西方赢了。
当然，这就是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 塞耶· 马汉（AlfredThayer Mahan）反复灌输给其读者的历史信息。毫无疑问，他过分强调了海军事务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欧洲海权的影响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因此并不是普遍的。然而，事实是，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从加勒比海到亚丁湾，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欧洲的海上强国占据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显示出另一位学者所说的“西方人的影响” 。虽然历史学家们仍在热烈讨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经济差异的程度，但是毫无疑问，随着 19 世纪工业化的发展，由于海上强国的强力手段，世界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在这几十年里，是西方的炮艇沿着长江和尼日尔河航行，而不是东方的帆船沿着泰晤士河或哈得孙河航行。据说在 1600 年之后，欧洲经历了许多“革命”，如商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其中肯定还有“海上军事革命”，而这场革命可以解释欧洲人是如何成功的，那就是通过有组织的国家资助和国家建造的军舰舰队，争取国际贸易和市场的控制权，并通过夺取沿海地区，实现占领内陆地区。
从 1789 年到 1919 年，“漫长的 19 世纪”似乎证实了欧洲在经济、技术和海上的主导地位正在加强。工业革命在拿破仑战争时刚刚开始在英国兴起，一百年后已经广泛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铁的时代已经让位于钢的时代：炼钢厂、钢铁战舰、钢铁机车和巨大的钢铁炮弹。 随着生产力和工业实力的扩张，从西北欧到地中海沿岸，欧洲的政治势力也在扩张，越过北非，通过黎凡特，进入近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随着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通过条约确认了对殖民地的占领，殖民国家得以进一步推进，利用同样优越的建造能力，在欧洲和非洲沿海兴修新的大型商业港口、海军基地和码头设施。法国人在凯比尔港（Mers-el-Kébir）一个古老的阿拉伯定居点上建造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港口城市贝鲁特在商业和文化上蓬勃发展，被称为黎凡特的巴黎。敬业的法西斯规划者彻底改变了老班加西港口的面貌，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在对意大利较大的母港进行现代化改造。马赛和热那亚发展迅速，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个故事中甚至还有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而研究海军和世界强国的历史学家很少考虑到这一点。虽然欧洲在“一战”和 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双重打击下损失了大量人口，但总体人口数量仍在稳步上升，因此有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直到 1928 年才达到峰值（22%），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迅速下降。 这也意味着，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仍在向其殖民地输出人口、资本、商品、基础设施，延续着殖民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移民主要去了澳大利亚、南非和美国，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则大量移民到阿尔及尔、奥兰、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周边地区，除了建造林荫大道、民用房屋和火车站之外，还建造了供客轮和货船停靠的新港口。这些港口、舰队基地和其中的战舰既象征着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欧洲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也是这一世界秩序得以实现的手段。在 20 世纪30 年代末的“地中海世界”，甚至连自然景观也在发生变化，三支庞大的海军（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海军）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在各个港口之间穿梭。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至少有四支海军（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海军）穿梭于中国和更南方的港口。与此同时，荷兰的军舰正在东印度群岛游弋，炮艇在非洲的河流上往返。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似乎仍是欧洲的天下，纳粹抱怨的只是没有能够分一杯羹。这也是日本人的立场，虽然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变远东的格局。当时的美国人可以在新加坡和雅加达开展贸易和金融业务，美国炮艇可以在香港加油和补给。既然可以享受帝国的好处，而不需要为之付出代价，美国为何要去打乱殖民秩序呢？毕竟，美国已经获得了一些殖民地（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和波多黎各），这些几乎都可以提供海外海军基地。 在 1938 年，美国根本不需要获得更多的殖民地。
因此，高大雄伟的军舰停泊在受到良好保护的港口，这不仅是英国的现象，而且是更广泛的现象。对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国家的军舰更令人兴奋的了，无论是在本国港口还是在国外旅行时。因此，英国爱国者如果在英吉利海峡或亚丁湾近海看到一艘皇家海军战列舰，可能会激动不已，而意大利人则会为停泊在塔兰托、那不勒斯、的里雅斯特和其他地方的墨索里尼的新海军舰队而感到自豪。例如，在任何驶近那不勒斯的火车上，透过车窗，游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快速发展的港口的起重机、造船厂、海关和移民大厅，还可以看到意大利皇家海军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战舰。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海权的重要性呢？
无论这些西方战舰的形象多么引人注目，多么漂亮，它们的战斗力和政治领导人在需要时部署武力的决心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西班牙内战的后期，“扎拉号”（Zara）重型巡洋舰已经介入。1939 年 4 月，当墨索里尼进攻阿尔巴尼亚时，它再次被部署。英国在马耳他停泊的战列舰及其部署背后的威慑目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它们的 15 英寸 a 火炮是真实的，致命的，具有巨大的破坏力，而且这样的火炮有很多。成千上万的英国水手涌入瓦莱塔和斯利马港口附近的英国酒吧和茶馆，成千上万的马耳他人在大型修理厂工作，他们并不会想到，区区一代人之后，这个由皇家海军主导的世界就结束了。他们怎么会想到呢？毕竟，那么多年来，一切都没有改变。仅有的挑战者也许是另一个欧洲海军强国意大利，意大利的军舰和港口也确实离得不太远。但这样的挑战即便真的发生了，肯定也将是有限的、区域性的挑战，既不会颠覆传统的海军形式，也不会颠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总之，在 1936 年或 1938 年，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上文列举的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和军事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吗？欧洲仍然是世界上的重要地区，与遥远的东京、自我孤立的莫斯科、默默无闻的北京（北平）和看起来仍然带着乡土气的华盛顿特区相比，伦敦、巴黎、柏林和日内瓦是世界上重要的首都，欧洲仍然是世界的重要部分，这样的观点会受到质疑吗？虽然华尔街拥有巨大的金融影响力，但大英帝国仍然是世界霸主，拥有大量海军基地，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先进的海军，拥有占据这些基地的舰队，这样的观点会受到质疑吗？战列舰仍然是任何海军中主要的舰船类型，因此战列舰数量仍然是衡量相对实力的适当标准，这样的观点会受到质疑吗？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前文所描述的马耳他大港的景象不会改变，这样的观点会受到质疑吗？的确，在历史上，帝国的兴衰时有发生，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
那么，是什么可能导致这种政治格局的改变，而且是剧烈的改变呢？事实证明， 20 世纪 20 年代是大国复苏和军事稳定的十年，而不是“一战”后动荡的十年。无论是沙皇当权还是布尔什维克当权，“来自俄国的危险” 都被逼到了墙角。到了1917 年前后，几乎被摧毁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得到了加强，或者说它加强了自己。在大规模战争的压力下，大英帝国虽然被削弱，但并未被摧毁；而且它在和平协议中发现自己的领土得到了扩张，奇怪的是它感觉自己没有看上去那样强大。 意大利保住了它在大国俱乐部的一席之地，墨索里尼想要的只是一个更好的位置。在 1917 年之前，日本海军曾经在地中海执行反潜巡逻任务，现在只能在远东的海域才能看到其身影。在 1918 年，美国巨头似乎准备成为“欧洲霸主”斗争仅有的仲裁者，但现在却暴躁地开始真的退出国际事务：退出国联，退出为法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制，除了敦促同盟国偿还战争债务之外，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选择了退出。 20 世纪 30 年代初，各个大国竭力稳定其股票市场和货币，斯坦利·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领导下的英国、安德烈· 塔迪厄（André Tardieu）领导下的法国和胡佛领导下的美国潜藏的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广泛渴望有所增长，很难被谨慎的、孤立主义的罗斯福所取代。在 1930 年伦敦海军会议（London NavalConference）上，列强同意进一步冻结海军军备，这明确表明，这一时期似乎没有什么波涛汹涌的历史浪潮。如果说“一战”把许多妖怪从瓶子里放了出来，那么战后几年的目的就是把尽可能多的怪物塞回瓶子里。
此外，虽然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军事技术领域确实出现了一些转变的迹象，但它们的影响很容易被夸大。问题是在 1919 年后的海军和陆军中，出现了与政治和外交领域类似的普遍的保守主义回归。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讽刺的是，“一战”的持续时间和战斗强度，尚不足以让真正突破性的技术和结构占上风。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一些更新的、具有颠覆性的系统（潜艇、鱼雷和飞机）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在战争发生之前，它们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奇怪的是，“一战”的战斗是如此之“大”，这反而容易使一切慢下来，在空中力量真正发挥出来之前，陆地和海上的军事斗争甚至陷入了停滞。西部战线很快就变得过于漫长，并且陷入堑壕战，在那里作战的军队也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闪电战无法取得成功。革命性的高爆炮弹火力足以消灭几个营，却无法在层层战壕和缠绕的铁丝网上炸出缺口，机枪成了防御战争的上佳武器。坦克的数量太少，而且姗姗来迟。内燃机（以军用卡车的形式）几乎没有出现。远程重型轰炸机即将投入广泛使用，但是当时还没有实现。航空母舰刚出现不久，速度和长度还不够，也缺乏适合它的更强大的飞机。两栖作战失败得一塌糊涂，前途并不乐观。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和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的大量战列舰挤在北海狭窄的水域，导致了谨慎的战术和保守的结果。作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海军作战工具， U 艇因为盟军采取的护航行动而失去了用武之地。由于潜艇探测器（ASDIC，即声呐）的发明，潜艇被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会构成威胁。 1919 年后，当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将领回国竞相写作回忆录时，他们更加相信大型战斗舰队仍然是关键，而他们的大多数美国和日本同行对此表示赞同。保守派主要占据了陆军和海军的高层，赫伯特· 里士满爵士（Sir Herbert Richmond）、巴兹尔· 利德尔· 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 J. F. C. 富勒（Fuller）和比利· 米切尔（Billy Mitchell）等激进的战争理论家对此深恶痛绝。
然而，海上力量的形象，无论是停泊在马耳他的“胡德号”和“巴勒姆号”的雄伟外观，还是 1938 年停泊在母港的意大利重型巡洋舰的优雅形状，都绝不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巴勒姆号”的舷侧全重 1.5 万磅，它的高爆炮弹可以击中 20 多英里之外的目标。只要其他国家的海军坚持拥有大量装备重炮的主力舰（1936年之后实际上建造了更多更大更快的主力舰），那么自己国家的海军就应该这样做。驱逐舰舰队可以阻止潜艇接近战列舰，而那个时代的轰炸机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破坏性不是特别强。还有其他武器可以挑战这种全副武装的战舰吗？
也许有一个。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英国往东 6500 英里的地方，一艘完全不同的主力舰正在其本土水域和邻近洋面游弋。日本“加贺号”航母不像那些意大利重型巡洋舰那么优雅，它的“拳头”也不像“胡德号”和“巴勒姆号”的 15 英寸炮弹那么厉害，然而，它确实是一艘非常致命的战舰，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巨大的破坏力。“加贺号”起初是 1920 年为日本帝国海军建造的战列舰（几乎与“胡德号”同时代），在《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即《五国海军条约》）签订后的几年里被彻底改造，成为日本海军的大型航母之一，排水量约 3.3 万吨，主飞行甲板长度超过 800 英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它再次被改装，配备了更新的推进系统，使其成为一艘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战舰。
换句话说，日本海军是如此彻底地重建了其略显陈旧的航母，
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时，它们在速度和威力方面可以与现代英国或美国任何一艘航母相媲美，可以搭载至少同样多的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炸弹和 1200 磅鱼雷的总威力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日本航母并没有避开外国人的目光。甚至在第二次改装之前，在 1932年“一· 二八事变”时，“加贺号”就已经在中国海域行动了。在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它攻击了许多目标，仅在 1937年就航行了大约 33 000 英里。 在 1938 年和 1939 年及以后，当欧洲国家的海军在海上活动的时间大大减少时，日本海军命令全部 6 艘航空母舰反复进行集体演习，以提高同时放飞多架飞机打击遥远目标的能力，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目标。就在那些高大的老式战列舰正在地中海港口停泊的时候，或者偶尔出海进行射击练习的时候，一种新型的远程海战正在逼近。然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谁又能知道这些战舰的命运会如何呢？
到了 1938 年前后，航母特遣舰队开始在太平洋两岸集结和训练；尽管欧洲还无法形成这种舰队，或者说它们还不存在。此时，每支海军都在努力建造更强大的潜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很难想象这些破坏性的武器系统将在海上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时各国海军的主要支出都用于建造全新的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然而，如果发生另一场“全面战争”，三个修正主义国家投入巨大的海空资源来打破西方的束缚；如果纳粹德国不仅动用了大型水面舰艇，还动用了数百艘 U 艇，准备再次发动大西洋之战；如果日本为了控制西太平洋而攻击美国的主力舰队；如果意大利和德国决定封锁英国的地中海输油管道 —— 情况也许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当然，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如果出现了一场疯狂的、大规模的改变世界秩序的尝试，如果发生一场比“一战”规模大得多的海上战争，那么在新的霸权冲突中，原有的战略格局瓦解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这样一来，各方的军舰都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其规模虽然比不上“一战”期间的海上战争，但是堪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到那时，许多在 20世纪 30 年代和平时期出现在各国舰队港口的熟悉名字将不复存在。它们会随着前面大港场景中所暗示的安逸的海上世界一起消失。
可以说，敏锐的观察者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军舰场景了解很多关于这些国家的情况，因为它们透露了海军的优先事项和开支分配，也因为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舰队部署告诉我们，各个国家所认为的这个时代极能体现力量和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然而，如果这些舰队被用于一场重大而持久的斗争，我们能够从中得出的关于这些国家相对经济实力的信息就相对较少了。当然，如果为了这样一场全面战争而大规模动员国家力量，那么世界上的海军 —— 连同空军和陆军 —— 将不得不彻底改变。列宁所说的作为事物的推动者和破坏者的战争“火车头”将以更大的力量再次到来。历史的滚滚车轮将会压倒那个时代的海上力量。
著名的剑桥大学外交历史学家扎拉· 斯坦纳（Zara Steiner）在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岁月的两卷本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一个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慢慢开始呢？ 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代，人们如何意识到自己正在跨越或至少接近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呢？她的回答是：个体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么，一艘来访的法国或意大利海军舰艇的舰长，在 1936 年甚至 1938 年对马耳他大港进行礼节性访问时，看到海湾对面的“胡德号”和“巴勒姆号”，怎么能够料到，在十年内，这些舰船都将消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也将结束呢？怎么能够料到，大型舰炮除了作为博物馆藏品或封存在美国几个遥远港口的船只上，就不会再有了呢？怎么能够料到，欧洲列强所拥有的庞大海军基地网络，如达喀尔、亚历山大、新加坡、西贡（今胡志明市）和马耳他本身，距离消失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呢？要知道，自罗伯特· 布莱克（Robert Blake）和拿破仑时代以来，它们一直是各国海军珍贵的战略棋子。他是不可能料到的。事实上，换作我们，同样也无法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