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死去异常悲哀，得知死讯时勃然变色，如丧考妣，他宣布停止正在举行的中央党部会议，立即驱车去陈住处。
蒋介石上楼走进陈布雷的卧室，一见陈布雷遗容，眼圈马上红了。他脱下帽子，在遗体前低头肃立片刻，然后伸出手想摸摸死者遗体，但有人将他扶到旁边一把靠背椅上坐下。
11月18日上午九时，陈布雷的公祭仪式在中国殡仪馆举行，蒋介石主持并率领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首先公祭，由司仪宣读蒋介石祭文，接着洪兰友宣读中政会祭文，继而总统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首都记者公会等机关团体公祭。蒋介石送的挽额为“一代完人”。于右任送的挽联为“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
12月10日，一代风云人物陈布雷被安葬在杭州南山九溪附近的徐村。
早年的陈布雷，才思敏捷，运笔如神，所作文章掷地有声，被誉为报界奇才。中年后的陈布雷感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入蒋氏戎幕，他以一支生花妙笔，把蒋介石的各种意愿变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蒋介石的众多文稿出自他手。诸如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祭告总理文》，在蒋介石五十大寿之际那篇《报国与恩亲》，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西安半月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告国民书》等，都是由陈布雷为之代笔写出的。陈布雷被蒋介石倚为股肱，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陈布雷希望通过辅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陈布雷安身立命之所在。
然而，蒋介石决不是陈布雷所追求的那种“圣君”，当他看清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以及国民党政权的重重黑幕时，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无法避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陈布雷无法解脱，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条路，想是眼不见，心不烦。
陈布雷对父母极孝，对“君”极“忠”。1927年初，蒋介石接见陈布雷后，就十分赏识陈布雷的才华，并且信赖他，重用他。陈布雷也有得遇明君之感，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竭尽全力地为蒋服务。但蒋介石不是“明君”，陈布雷虽佐蒋介石，但不能“平天下”。到1948年底，蒋介石政权败局已定。作为蒋介石的最高助手之一，陈布雷谋事失败，无脸再活下去，于1948年11月12日吞安眠药自杀，如同战场上的败军之将一样把死作为最后一次向蒋介石尽忠的机会。
在他临死前写的《临终留笔蒋总统书》，充分表达他对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
陈布雷不想活下去并非一日之念，而是几天前就有迹象。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整日心神不宁，精神处于崩溃状态。他一反过去埋头桌案的习惯，往往神不守舍，静不下心来。公文还未批完，就去看报纸，报纸随手一翻，又去做别的事。手下人多次见到他夹着烟头边踱步边背诵社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的秘书、副官都已觉察出他的反常现象，还通知他弟弟和上海王允默夫人前来劝说、开导。可谁都认为他是在为国民党的失败而担忧，没想到他要去死，故稍加劝说后就各自回去了。
真准备死的人,劝也劝不回来。
1月10日下午，陈布雷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回来后，一反常态。往常是午饭后点上一支烟，与办公室里的助手们聊上几分钟就上楼休息。然而这一天竟然一谈就是两小时，从当年秀才落第到在《天铎报》替戴季陶写评论，及进侍从室后的要闻大事，听得大家兴趣盎然。回忆完往事，已近傍晚，陈布雷吩咐副官晚上不会客后就上楼休息。白天回忆使他可以不留遗憾的死去，晚上休息则是起草遗书了。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孙中山诞辰84周年纪念活动，陈布雷请假未去，为死去做最后准备。上午理发、洗澡，午睡后先后有上海市长吴国桢和总统府军务局长陈芷町来访。客人走后，陈布雷和副官乘车前往玄武湖和中山陵，做最后的告别。
13日早上，以往7时许起床的陈布雷没有起床，房门紧锁着。9点侍从室来电话催开会，蒋君章回话说：“陈主任身体不好，今天还未起床。”近10点还无动静，人们感到不对头。陶永标从气窗翻进屋里，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地躺在床上。
蒋介石高度评价陈布雷：“畏垒（陈布雷笔名）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陈布雷之死，使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几分忧伤。
陈布雷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既是才华横溢的报人，又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操守，又深陷政治泥潭无法自拔。陈布雷有六男两女，长女陈秀、次女陈琏均为中共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