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据天府新视界
市民在成都浣花溪公园观赏红梅。刘陈平 摄
游客在成都体验“夜游锦江”。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花车巡游”往往是主题乐园的精华，无论是迪士尼的缤纷画形象，还是环球影城的经典电影角色，这些扮演者站在花车上表演，让观众的肾上腺素飙升。
相传“花车巡游”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但在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成都，也出现了类似的“巡游”，吸引市民纷纷来看热闹。
这项几乎让成都人倾城而出的活动就是“游江”，在唐代时兴盛，宋代达到高潮，元代开始衰落，到了明代则成为上巳（sì）节的一出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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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成都就有了游江
成都自古是“水城”，自古蜀时期就开始不断建设城市水利，到唐代构筑了“二江环抱，两水夹池”的结构体系，影响至今。
水利修得好，成都人的DNA就动了，想方设法都要在江里搞点“耍事”，于是一年两次的“游江”成为全民“狂欢节”。
农历二月初二，踏青节，是宋代时兴起的“小游江”，从万里桥到浣花溪。虽然名字是“小游江”，规模却不小，彩舫数十艘，“士女骈集，观者如堵。”
每年农历四月十九的“大游江”更是了不得，不仅年代比“小游江”早，规模更是惊人。唐天宝年间，崔圆任剑南节度使驻于成都，所见游江已是“数十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到了有钱爱耍的宋代，“大游江”更是闻名全国。
“游江”开始，长达数里的绘彩画舫倾巢而出。先出来的是官员乘坐的“领头船”和官方服务保障船，之后就是专门进行表演的歌舞舫，有钱的人家也会准备小船跟在后面，享受两岸观众的注目礼。
坐不起船就在岸上过干瘾，在锦江两岸搭建棚子，占个好位置，一边观赏一边评头论足。做小生意的穿梭其中，好吃的、好玩的摊位比比皆是，还有外地人专程前来，把锦江两岸变成了“游江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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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是遨乐活动带头人
“游江”搞得好，带头人少不了。因为有官方背书，“游江”的第一责任人往往是时任知府。人们也给这些带头游乐的知府送了个雅号：遨头。
很难说这不是个一语双关的“谐音梗”：一是代表知府是遨乐活动带头人，二是借了“独占鳌头”的谐音。谁不喜欢好彩头呢？“遨头”们也乐得接受这小小的吹捧，给游人免费分发酒水，见者有份。
推动“小游江”的治蜀名臣张咏多次充当“遨头”参与“大游江”；“榜下捉婿”逮住欧阳修和王拱辰的北宋名臣薛奎，号“春游”，据传这个号就是成都人起的；宋祁喜游宴，充当“遨头”之后还写下了《春日出浣花溪》。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提到“遨头”还要在杜甫草堂设宴。另外，据元代史学家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清献公赵抃还写下了“记”，比较了不同时期政府拨付给晏游的费用。
文人骚客也绝不浪费这个“谐音梗”，诗文一篇一篇往外“蹦”。宋代李吕写过“此去浣花犹远在，谁人能为作遨头”；宋末刘辰翁写过“谁见宣华故事，歌舞簇遨头”；苏东坡寒食节游西湖时，还不忘故乡“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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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游江与“冀国夫人”有关
“大游江”选在农历四月十九，与女英雄“冀国夫人”有关。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弱，各地藩镇纷纷拥兵自重，成了一个个土皇帝，开始了你争我夺的“权力游戏”。泸州刺史杨子琳趁着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去了长安，准备偷袭成都。危难时刻，崔宁的妾任氏散尽家财，招募勇士，亲自带兵上阵，保全了成都。皇帝一高兴，给她封了个“冀国夫人”，老公也沾了光被封为“冀国公”。由于任氏出生在浣花溪畔，所以，人们称她为“浣花夫人”。
由于“浣花夫人”的事迹在史书里着墨并不多，在长达千年的时光里屡屡被人质疑，人们认为这只是一段浪漫的唐朝传奇。一直到20世纪初，敦煌遗书横空出世。人们在如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冀国夫人歌》，才认定“浣花夫人”不只是传说。
原来，“浣花夫人”保卫成都时，岑参任嘉州刺史，还因此受到牵连被免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岑参的记录可谓是铮铮铁证。
成都的百姓则是在农历四月十九给“浣花夫人”庆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地方性节日“浣花日”。陆游在《初夏》一诗中写道：“已过浣花天，行开解粽筵。”可见，过了农历四月十九，成都的夏天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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