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历史人物，其政治生涯充满波折，尤其是他的辞职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
一、脚踏实地，崭露头角
纪登奎的事业起步于基层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许昌地区任职，工作表现十分出色。
在汇报许昌地区的各项工作时，他凭借着对当地情况的熟悉，详细而全面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特别是关于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的经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使得他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彼时他年仅28岁，管辖17个县市，肩负起重要的领导责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相关汇报中，他因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调研回来，对合作社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能够圆满回答毛泽东的六个提问，这进一步展现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深入基层的工作态度。
1954年，纪登奎响应国家工业建设的号召，被调往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厂长，该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面对缺乏办厂经验和文化技术知识的困难，他在毛泽东的教导和鼓舞下，通过三年多的业余学习，达到了中专技校毕业生的学识水平，并成功推动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一年建成投产。
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等职务，在不同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一步一步登上了政治核心。
二、良才难得，委以重任
纪登奎能被毛泽东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范围，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早期工作中，纪登奎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与执行能力。
在许昌地区任职时，无论是汇报工作，还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他都表现出对基层情况的透彻了解，做事扎实细致，能迅速且准确地落实各项政策。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工作中，面对经验与知识匮乏的困境，他凭借顽强的学习精神与坚定的执行力，不仅提升了自身学识，还成功推动工厂提前建成投产，为国家工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这些成绩和表现，使毛泽东看到了他在领导地方建设与应对复杂工作时的潜力，对他格外关注与认可。
“文革”初期，河南陷入混乱，省委及各级党政机关被冲垮，省军区“支左”犯方向路线错误。
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即便被关押批斗，遭受“坐飞机”一百多次，仍能以正确态度对待“文革”和群众运动。当时毛泽东期望干部在复杂政治运动中保持坚定、正确的立场，纪登奎的表现正好契合了这一要求，因此被视为可培养的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后，他又陆续升为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这一系列任命无疑彰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信任。
三、辞职内幕，告别核心
然而纪登奎最终却在1980年选择辞职，至于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革”的经历来看，“文革”的混乱局面让他深刻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尤其是涉及军权的斗争。
他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当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作为首都门户，责任重大。他曾表示军事上的事自己确实不懂，害怕万一有闪失成为民族罪人，还专门请粟裕制定防御作战方案，这显示出他对军权责任的敬畏和自身能力的担忧。
在“文革”的大环境下，军权斗争更是暗流涌动，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政治漩涡，他或许由此意识到军权，那是玩火（或者说权力从来如此），这可能成为他想要脱离权力核心的重要因素。
“三中全会”后，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纪登奎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另一方面工作负荷大幅减少。
他本是个工作狂，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时代的发展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在“想和能力上与新形势存在一定差距”，难以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纪登奎在1980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从此告别了核心政治舞台，其人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