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律师挨罚的新闻在法律界炸开了锅——安徽律师戈运龙因在法庭上说了几句“留置不当”“存在刑讯逼供嫌疑”，就被监委一纸公函告到司法局，要求停业6个月，理由是“诋毁司法机关”。
在挂着“司法为民”标语的谈话室里，戈运龙律师面前的茶杯早已凉透。而监委这波操作，简直把“法庭辩论不过就掀桌子”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场始于法庭辩论席的较量，正在演变为对法治底线的终极拷问。让人感慨本次事件中监委人员的无知，也为律师执业权利与执业环境的双重恶化而痛心。
法庭言论何以成罪？
这起事件的核心，是戈运龙律师在为芜湖市发改委原副主任凤海飞辩护时的法庭言论。戈运龙律师当庭质疑办案机关留置不当、存在刑讯逼供嫌疑等问题。这些质疑，从本质上讲，是刑事辩护律师履行职责的正常行为。
刑事辩护的实质，正是对刑事追诉机关的追诉行为进行监督。指出程序瑕疵、点明证据疑点，是辩护律师的本分所在，也是《律师法》赋予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体现。
从法律条文来看，《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戈运龙律师的发言，显然与这三条被法律明确禁止的高压线相距甚远，他只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为当事人发声，履行自己作为辩护律师的职责。
但芜湖监委将其视为“诋毁司法机关”，并向司法局发函要求处理，甚至提出暂停戈运龙律师执业6个月的处罚建议。这一做法，无疑是对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的公然践踏。若这种行为被默许，被其他监委效仿，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国《律师法》第37条明确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一立法本意正是要消除律师履职的后顾之忧。如今将律师对具体办案行为的质疑等同于对司法机关整体的诋毁，无异于在司法领域制造新型“文字狱”。
这种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其无限延伸的可能性。按照芜湖司法局的认定标准，任何对侦查程序、证据瑕疵的质证都可能构成“诋毁”。当法庭质证环节本身成为违法事由，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彻底沦为摆设，法庭辩论将退化为照本宣科的仪式。
监察权的扩张与辩护权的坍缩
本案中，芜湖监委的角色转变耐人寻味。
作为原属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的产物，监察机关本应恪守《监察法》第5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现实却是，监察机关通过“谈话提醒”等方式，将权力触角延伸到了律师执业领域，形成对辩护权的二次压制。
监察机关本应是监督权力运行、维护法治的重要力量，但在这起事件中，却利用自身权力对正常的辩护行为进行打压。当权力失去制衡，肆意扩张，法治的堤坝就会出现裂缝，最终可能导致整个法治体系的崩塌。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法庭上的辩护，是对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而芜湖监委的做法，无疑是在削弱这种监督和制约，让权力的运行更加缺乏约束。
这种权力越界在程序正义层面暴露出双重危机：一方面，监察机关对律师执业行为实施实质干预，违背了《宪法》第130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司法局依据监委“意见”而非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完全架空了《律师法》第49条规定的听证、申辩等救济程序。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监察权+行政权”的联合绞杀，正在形成寒蝉效应。
自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17起类似案例显示，律师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对监察程序提出质疑后遭到执业处罚。这种系统性压制背后，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失衡。
再深入思考，这一事件也对公众的法治信仰造成了冲击。当人们看到律师在法庭上正常履行职责都可能遭到不公正对待，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将大打折扣。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将陷入对法律的不信任和恐惧之中，这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寒蝉效应下的溃败
一旦律师因正常的法庭辩护意见而受到处罚，刑事辩护制度将名存实亡。当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时，时刻担忧因言辞让办案机关“不受用”而遭到秋后算账，他们又怎能毫无顾忌地为当事人进行有力辩护？法庭辩论也将沦为形式，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制衡的基本架构，也让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难以实现。
在凤海飞案中，戈运龙律师和徐冯彬律师认真负责地辩护，使得一审法院部分采纳观点，降低了对凤海飞受贿既遂的指控数额。这本是辩护制度发挥作用的体现，如今却因监委的不当追究，让律师的努力可能化为泡影，也让辩护制度的价值受到质疑。
北京某律所统计显示，2023年职务犯罪案件的律师质证率已从2018年的78%骤降至12%，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成功率不足3%。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律师在权力威慑下的自我审查。
这种寒蝉效应的制度性危害远超个案范畴。当律师群体被迫放弃质证权，法庭将失去发现真相的重要机制，刑事诉讼可能退化为单方治罪的流水线。最高法院近三年再审改判的23起重大冤案中，有19起原审律师曾提出过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但未被采纳，这一数据足以证明辩护权缺失的灾难性后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压制正在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比如，某省调研45%的青年律师明确表示避免承接职务犯罪案件，32%的资深刑辩律师考虑转型。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最具对抗精神的群体选择退守，法治防线将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
芜湖监委对戈运龙律师法庭发言的追究行为，是对法治底线的严重击穿。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这种行为。国家监委、最高法院、司法部有责任对这一事件进行严肃调查，纠正错误做法，还律师一个公道，维护辩护制度的尊严和法治的权威。
站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十字路口，戈运龙案犹如一面照妖镜，映照出权力任性的狰狞面目。此案终将写入历史，不是作为法治进步的里程碑，而是成为检验我们这个时代良知与勇气的试金石。试想：如果连法庭都不能容下一句质疑，那么挂在墙上的宪法与装饰画又有何异？“司法为民”又何尝不是一个笑话？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