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极目新闻报道，5月19日，四川巴中一名老人被狗撕咬致头部重伤的新闻刺痛公众神经。监控画面中，老人捂眼蜷缩在台阶上，鲜血浸透纸巾，而涉事犬只却消失于街巷。警方虽称“狗已被处理”，但这场悲剧背后暴露的养犬管理漏洞，早已成为悬在城市文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哈尔滨女子被德牧扑咬至全身挫伤，到安徽六旬老人命丧邻居猎犬之口，再到此次巴中老人血染街头，犬只伤人事件正以近乎“模板化”的剧情重复上演。数据显示，仅2025年上半年，公开报道的恶性犬袭人事件已超十起，而更多冲突止步于邻里争吵或“私了”。这些事件中，犬主往往以“狗自己跑了”“没拴好是意外”为由推责，甚至如安徽案例中，狗主人竟称“狗自己上吊死了”以逃避追责。
更令人不安的是，涉事犬种多为烈性犬或大型犬。纽约时报曾报道比特犬活活啃食主人的惨剧，而国内禁养犬名单上的德牧、杜高等仍频频现身街头。这些犬只的失控，本质上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犬主既未遵守拴绳规定，亦缺乏对犬只行为的有效约束。
《民法典》明确规定，动物饲养人需对伤人事件承担无过错责任，但现实中，“赔偿难”已成常态。哈尔滨女子被咬后，狗主人拒不道歉赔偿，最终依赖警方介入才勉强解决；东莞市民多次投诉邻居散养犬只威胁儿童安全，警方仅以“提醒狗主拴绳”草草收场。法律的威慑力在“人情社会”中被消解，违法成本之低，让犬主将规则视若无物。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管理体系的割裂。犬只登记、疫苗注射、禁养犬排查等环节各自为政，基层执法往往陷入“民不举，官不究”的被动状态。此次巴中事件中，涉事犬只是家养还是流浪尚存争议，暴露出犬只身份追溯机制的缺失。若连“谁该负责”都难以厘清，谈何根治犬患？
根治犬患，需跳出“呼吁文明养犬”的道德叙事，转向法治化治理。其一，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养犬黑名单制度，对多次违规或饲养禁养犬者施以高额罚款甚至刑事责任，如鹤壁杜高犬咬死儿童案中，狗主人被判刑2年——这类判例需成为常态而非特例。其二，推广“芯片植入+电子犬牌”，实现犬只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上海等地试行的“智慧养犬”系统已证明，技术手段能有效压缩逃避责任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重构社区治理网络。成都某街道通过“养犬自治委员会”调动居民参与监督，将违规行为与物业费、信用分挂钩，使犬只伤人事件下降70%。此类实践表明，唯有将法律刚性、技术赋能与社区共治相结合，才能打破“出事—灭火—再出事”的恶性循环。
当一名老人因犬袭血染街头时，社会不能止步于“狗已处理”的敷衍答复。从巴中到哈尔滨，从安徽到东莞，每一起悲剧都在叩问：我们是否还要继续用鲜血为养犬乱象买单？法治社会的底线，容不得“狗权高于人权”的荒谬逻辑。唯有以铁腕执法筑牢规则围墙，以技术创新织密监管网络，方能让“文明养犬”从口号落地为行动——这既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对城市文明最深刻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