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将，他有兵，他有枪，他有退路。
他活了下来，却输得彻底。
1949年冬，四川的山风极冷，宋希濂戴着一顶早已褪色的军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他的手指冻裂，脸上是好几天没洗的尘灰。
他不说话，他怕声音暴露身份，他现在不是将军，是俘虏。
就在两个月前，他还站在军团的指挥地图前，吼着命令要“死守川西门户”，现在，他连个班长都不敢当，他知道，如果被认出来，命就不值钱了。
他的部队没了，他的电话线被剪断，补给断绝，空投失败，增援没来。
每一次试图反攻都被按在地上撕碎，他曾经坐镇衡阳，是战区最高军政干部学校的校长，他手握生杀大权，军官们见他都要立正敬礼。
但到了12月，他走进茫茫山林，身后是一队被打散的溃兵，前方是大渡河冰冷的水流。
那天晚上，他喝了酒，他拔出手枪，顶住太阳穴，枪被抢走了，抢他枪的人叫袁定候，是他身边的警卫排长。
年轻，脸瘦，手快，宋希濂没有挣扎。
他只是笑了，笑得很冷，他说：“我这条命，值么？”没人说值，也没人说不值，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将军，他只是个失败者。
从川南一路往西，数不清有多少小道、山口、丛林。
他带着随从，沿着原本设想的退路往滇缅方向走，那条路是备用计划，写在秘密作战图上，但纸上计划，挡不住真枪实弹。
他们在小金县被围了，解放军的侦察兵早就截获他们的行动。
这个兵团司令不再指挥，他每天更像个逃犯。
那是个早晨，天未亮，他们被押着走在山间土路上，几百个俘虏，沉默，混乱，疲惫，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病、血痕。
宋希濂穿着一件肮脏的军上衣，没有肩章。
他刻意挑了件副官穿的衣服，脸也弄脏了，他改了名，叫“周伯瑞”，他说自己是副团参谋，没人怀疑，他演得像。
押送的解放军士兵大多是北方兵，没见过他。
他松了口气，只要混过去，或许还有翻身的机会，但队伍中有一个人盯着他，他年轻，不说话，目光却一直跟着。
走到一个山口，太阳刚刚露面。
那个士兵突然上前一步，敬了个礼，高声喊：“宋长官，您好！”一瞬间，空气冻结，所有人停下，周围没有枪声，没有命令。
只有他一个声音，响在山谷里，宋希濂没有反应。
他站着不动，脸色苍白，他没想到，也来不及想，押送士兵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有人疑惑地看那个士兵：“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了一遍：“他是宋希濂。”
接下来的事情迅速而清晰，几个干部围上来，叫停队伍，拿来资料对比，检查身份，质问、确认，很快，尘埃落定。
那个敬礼的士兵叫王尚述，他曾在衡阳军政干部学校就读。
那是宋希濂的地盘，那时的他是地下党员，后被识破，按规矩，本应枪毙，但宋希濂签了宽恕令，把他放了。
他的理由是“此人学识尚可，或许有用。”
没人会想到，这个决定，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他救了一个人，但被这个人指认。
宋希濂被押往重庆，那座他熟悉却不再属于他的城市，他没进审讯室，而是住进了白公馆，那里关的不是普通人，是“能说话的人”。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
门外站着哨兵，他不说话，连叹气都少了，他不怕死，怕的是沉默，直到陈赓来，他推门进来，穿着旧军装，没带人，也没带文件。
他不是来审问的，是来看一个老同学。
两人都出身黄埔第一期，一个留在了“党国”，一个走进了“红色”，当年他们并肩训练，如今是对立阵营，他们不寒暄，没有拥抱，也没握手。
只是相对而坐，静了几分钟。
陈赓开口了，第一句话：“你还认得我不？”宋希濂点头，他不傻，陈赓的脸他熟，“你还活着，不容易。”陈赓又说。
宋没回答，他知道这不是慰问，是提醒。
过了一会儿，陈赓低声说：“你应该感谢你当年救的人。”宋希濂脸动了动，没接话，“他叫王尚述。”陈赓继续说。
“你放过了他一次，他现在，把你从伪装里拉出来。”
宋希濂盯着桌子，他的指尖轻轻敲着木板，他说了一句：“恩将仇报。”陈赓没动情绪，语气很平：“这是战争，没什么恩，也没什么报。”
这句话，把两人之间的旧情划了个界限。
随后几天，陈赓又来了几次，他不是来施压的，是在劝，他带来了报纸，带来了政策文件，还带来了几本《新华月报》。
他说：“你不用装，也别怨谁，你想明白了，日子能过下去。”
宋希濂起初拒绝，他说：“我信的是三民主义。”陈赓点头：“不管你曾经信什么，你应该明白，现在的你做什么才是真的为国家好。”
这话击中了他，他开始看书，每天翻，他试着写交代材料。
开始写战史，他把自己调兵遣将的逻辑写出来，写每一场战斗失败的原因，这些材料，被拿去研究，因为他是当时为数不多能讲清“国军如何打仗”的高级将领。
他开始转变，不是因为信服，而是因为他发现共产党的不同。
1954年，他换了住所，从白公馆去了北京功德林，那里条件更好，环境更安静，他在那儿见到了好几个老对手：杜聿明、黄维、王耀武，个个都是中将起步，兵团司令出身。
他们不说话，也少寒暄，每个人都知道，坐在这里，等的是一个结果。
宋希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写材料，他写自己打仗的经历，也写他手下将领的能力，他开始主动分析失败，他承认判断失误，也反思制度僵化。
他知道他在写一种结束，一种属于那一代军人的结局。
有天，他写到衡阳军校，他停下了笔，那是他最自豪的政绩，他曾在那里培养了上百名军官，他写了王尚述。
他没有骂，没有仇，只是写：“此人曾受我宽恕，终成对手，亦属宿命。”
1959年，他因态度良好被特赦，全国第一批。
他没有流泪，也没有笑，他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低头从功德林走出，那天北京下雪，天空灰白，他的背影很直，却显得瘦。
那个曾是蒋介石“定西南”计划的最后一块棋，如今走下了棋盘。
他没有回云南，他住在北京，在政协挂了名，他晚年喜欢写字，练毛笔，他写最多的一句话是：“成王败寇，兵败无冤。”
1980年他去了美国，从此定居。
晚年的他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席顾问，这也是他一生当中，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