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最美好的一刻，总在想象与误读中到来

一张报纸或一本书，一身西服，一双夹板拖鞋，这是许知远为大众熟知的形象，这种外在形象似乎也代表着他自我的身份认同：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个世界上的游荡者。

许知远的新书《伯克利的魔山》是他的精选随笔集，这是一本关于游荡的书，他去到中国与世界上的各个城市，写下有关那个城市的随想，及他在那个城市里想起的人与书籍。

人在北京，他眼里是旧时北平的影子；在匹兹堡的土地上，他想起自己未遂的留学人生……当下的人们，出行已是常态，但多旅游而少游荡。游荡总是漫无目的的，更散漫，也更自由。在“目的”已经成为大多数事物的思维基础的今天，不妨跟着许知远到处游荡一番，或许会唤起你的一些已经忘记的灵感。

下文选自《伯克利的魔山》，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在北京找北平

海棠花落了一地。阴雨、飘雪、冰雹的一周后，春天还是回来了。在花家地社科院的大门口，我等车。电子导航令司机们丧失了基本的方向感，时常需要乘客对着电话吼上两次，他们才能找到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地点。

我有些恍惚，既因昨夜糟糕的睡眠，也与在读的这本书有关。封面依稀看一个着马褂的男子，“侠隐”二字大大咧咧地印在他的胸前。连续三天，我沉浸在张北海描述的北平：英俊敏感的李天然如何寻仇，如何卷入中日危机，又如何与几个迷人女子卷入或深或浅的情感。这是1936年的北平，危机四伏，又一切皆可能。

电影《邪不压正》

这是一次迟来的阅读。三年前一个深秋之夜，我在后海一个院落见到张北海。他消瘦、修长，颈上绕一条窄巾，戴棒球帽，足蹬白色运动鞋。他鹰爪般的手指钻进冰桶，颤抖却有力地将冰块扔进酒杯。他有种少见的酷，是北平公子哥儿与纽约波希米亚的混合质地。他喜欢白光与詹姆斯·迪恩，以及苏格兰的单一麦芽，牛仔裤后袋里常揣着小酒壶。

他回忆起塑造了人生的三个城市：北平、台北与洛杉矶。从1936年到1949年，他出生、成长在北平，一个不断被攻占、后被解放的城市；然后是台北，冷战前沿，一切风雨飘摇又压抑不堪；1962 年，他匆忙地逃往美国，对一个年轻人，倘若你不需去越南打仗，那是再好不过的时代，在摇滚乐、性解放中探索自我，加入反战、平权运动追寻社会公正。

他略显羞涩，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演讲，为此手里还攥了几张卡片，以防过分信马由缰。可他让人着迷的不正是这信马由缰吗？从炸酱面、牛仔裤到好莱坞、东非景象，他的文章散漫不羁，他的读者也是。多年来，他为一群隐形人写作，他们散布在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纽约、洛杉矶、伦敦，归属于那个确定存在、又无法确定描述的华人社区。我很少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像他这样四处飘荡，又安于这飘荡。

我尤喜欢他对醉酒的描述：

因为酒在体内消失的过程反而使你更烦、更闷（借酒绝对消不了任何愁），于是你就再来一杯，希望能再回到慢慢进入高潮过程中的那种舒畅感觉。但问题是，这个高潮一去不返。你永远无法再回到从前。除非你在真的完全清醒之后从头来过。那多麻烦！于是你就又来一杯……是高潮过后这一杯又一杯，最终送你进入醉乡。长远下去，还使你的肝硬化。

当晚，他还讲了李小龙的故事。1960 年代他在洛杉矶一家花店打工，曾卖花给这位尚未成名的巨星，后者在付钱后，对一脸懵懂的他说：Catch me on TV. 几年后，他在内罗毕工作，发现非洲乡下孩子都向他这张华人面孔叫喊“Bruce Lee”。这个插曲反映了他的特性，他是个旁观者，着迷于意外。他的弱点也在于此，五花八门的经验常只是欢快的流水账，没有转化成对个人与时代的思考。他的文章总是滋味清淡，缺乏一种充分满足感。

电影《邪不压正》

在多年散文写作后，他写了这样一部侠义小说，背景是战争前的北平。我记得他讲过的一个细节：那几年，他如此沉浸于对北平的构建，以至在彻夜写作后，他去买咖啡，在清晨皇后区的街头心生恍惚，感慨“为什么今天的北平有了这么多外国人”。

车到来前，我似乎看见了书中的关巧红。一个身穿蓝色紧身裙的姑娘从我身边晃过，她留着齐耳短发，低着头，夹着一个红色笔记本。她经过一家文具店，一家复印店，然后是一个福州老板娘的牛杂店……这些小店都有着红蓝相间的丑陋招牌，北京、上海到每个县城与小镇皆随处可见，倒是与黄色、橙色、蓝色的共享单车相配。

而这线条柔和的紧身蓝裙，像是意外的闯入者。是她低头的姿态、摇摆的腰身，还有缺觉带来的恍惚，让我想起了烟袋斜街那个动人的寡妇。关巧红会剪裁长衫，陪你散步，故意塞错一方手帕，融化你所有的紧张与狂乱，倘若你落难，她定挺身而出。她穿白色单褂，是“清清爽爽的瓜子脸，没擦脂粉……亮亮的眼珠儿……浅红的唇，满满的胸”。最终开到眼前的是一辆黑色大众，不是黄包车。我倒希望穿着白衬衣的司机是祥子，能逆行截住等红灯的蓝裙姑娘，问问她是否也姓关。

出于功利，我开始阅读《侠隐》。我要去采访姜文，他的新电影基于这本小说，并改成了一个毫不诗意的名字，《邪不压正》。我着迷于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军队大院视角能捕捉到北平的气味吗？姜文已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民国，它是黄四郎的鹅城、马走日的上海，它更像《动物凶猛》的延伸，富有诱惑，却不那么恰当。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侠隐》的语调与行文，令我很快忘掉姜文。“东单、西单、灯市口、王府井，到处都摆着月饼、兔儿爷、菊花、供果。还有卖风筝的，卖蛐蛐儿的”，“饿了就找个小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馋了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髓油茶”，北平风味顺着纸面自然溢出，溢出的还有那些迷人的北平女人——把李天然的手按上自己胸脯的关巧红，在南下火车上拋出银色打火机的唐凤仪。这本小说唤醒了我一种生理感受，它强烈又淡然，喧闹又静谧，紧张又闲散，古老又年轻，直截了当又暧昧不清。城中男男女女的仇恨与怀疑最终都被柔情所包裹。

小说主角既是侠客、投机者、抗日英雄，也是北平。这城市有颓废之象，“那象牙小壶，那黑黑褐褐的烟膏，那细细长长的针，那青白色的鸦片灯，那个老古董烟床，那个伺候烟的小丫头”。

北平也拥抱全球文化，侠客编译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放弃王位的爱德华八世、胡佛水坝的文章；这也是动荡的北平，助理小苏投奔延安，她眼中的未来；老奶奶感慨“庚子那年，八国联军进来，我都没怕……如今还怕个小日本儿”；马凯大夫则说没赶上甲午与义和团，“可是赶上了辛亥革命，成立民国，赶上了袁世凯称帝，完后的军阀割据混战，赶上了孙中山去世，就在我们‘协和’，赶上了北伐，跟打到去年的内战，赶上了沈阳事变……”

它也从帝国权力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南京是南方权力中心，延安代表新兴权力，北平反而变成了前沿，琐碎的日常生活，都因这动荡而散发出独特魅力。

这个北平离我太过遥远。在王朔的小说与姜文的影像中，我感受到的是另一个北京。从北平到北京，就像从Rangoon 到Yangon，或是从西贡到胡志明市，简单名字变化背后是城市味道、颜色、节奏以及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今，就连王朔与姜文的北京都离我远去了，一个崭新的北京正在兴起。这个北京的味道是什么？一位住在望京的朋友开玩笑说，那是泡菜的味道，他所在的社区都是韩国人。

这城市正在发生新蜕变，五颜六色的外卖摩托车取代了黄包车，烟袋斜街已变成丽江的拙劣翻版，广福观犹在，或许关巧红与唐凤仪早已投身于直播。或许，这也是回忆北平的最佳时机。最美好的一刻，总在想象与误读中到来。

帝国的余晖

年轻时，想钱。要是有一大笔钱，就能把家安在一间老旧而奢华的酒店里。每次夜归，床单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衬衫按照颜色挂在壁柜里，也不用担心无法满足随时都可能饥饿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与酒吧，在昏灯、烟雾与酒精之间，一缕余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与期望、镇定与放纵、落寞与诱惑。不为创造时机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样短暂地进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样迅速地逃离。午夜之后，热闹散去，在天花板的缝隙中，在枝形吊灯的阴影下，你会听到过往的亡灵们自顾自地欢笑和叹息，他们渗透到你的生活里，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几滴水。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给了我这般错误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语、耍赖撒泼的方式从书商那里骗来各种预付的版税，维持他在巴黎里兹饭店的放浪，对，就是《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里的那个里兹。换作我，没有泽尔达就更完美了，在那里，很可能会邂逅很多不同的泽尔达，那可是文学与纵乐齐飞的“爵士时代”，一战和二战之间短暂又脆弱的和平时期。无力感知更无法驾驭历史进程的人们，能品尝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实。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遗憾的是，这个梦想到今天也还是梦想，但并不影响我成为这类酒店的热情体验者。是啊，你怎么能拒绝香港的半岛酒店，虽说它久负盛名的下午茶对我而言太腻了，像一只打开后只有蟹黄的闸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 年，英国人就是在半岛与日本人签署了投降书；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斯特兰德（The 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 世纪上半叶，这里是东南亚最时髦的场所，吧台上曾坐过身为帝国警察的乔治·奥威尔，还有永远沉溺异域风情的毛姆；19 世纪殖民时代的豪华酒店还在开业的，已经没有几家了，新加坡的莱佛士（Raffles Hotel）还在，它的 Long Bar 不仅调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过康拉德、吉卜林、伊丽莎白·泰勒，还见证过建国者们的争吵，吊扇依然缓慢转动，花生壳落了一地。

当然还有开罗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鲜美的草莓汁，传言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是在此做出的……它们无一不活在昔日长长的阴影中，不断的衰败增加了它们的魅力，储存了另一种生活，很多的可能性。

这串酒店名单上，怎么可以少了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Pera Palace Hotel）？当佩拉宫在 1892 年建成时，它不仅是伊斯坦布尔，也是整个奥斯曼帝国最豪华的酒店，是东方式的奢华与西方技术的结合。

“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而且，它的“铸铁框架、木质轿厢”的电梯，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欧洲第二部。乘坐欧洲国际铁路公司的卧铺车，入住这家新酒店，享受“电梯、卫生间、淋浴、暖气、电灯”等现代化设施，同时有“金角湾壮丽的美景”。佩拉宫饭店立刻就进入了欧洲最奢华游客的首选名单。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间地点问世的佩拉宫，注定要经历繁华，也要目睹浩劫。六百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在漫长的衰退之后，正处于崩溃的前夜，这个在16世纪令欧洲陷入惊恐的帝国，到了19世纪已经被耻笑为“欧洲病夫”。庞大的疆域在不断收缩，反叛和离散的张力在治下的不同民族中酝酿。

更重要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军事、物质、文化力量面前，它毫无抵抗之力。稀里糊涂卷入一战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投机到浴火重生的机会。在战胜的协约国的安排下，苏丹出逃，帝国落幕，领土等待被列强瓜分，国土上包括希腊、亚美尼亚、土耳其、犹太等众多民族的族群，对未来各怀心思……这一切大变革的震荡都从伊斯坦布尔地处暴风眼的佩拉宫穿梭而过。

一个行将崩溃的庞然之物，往往能展示最后也是最绚烂的辉煌。苏丹帝国传统的格栅已然腐朽，拦挡不住任何力量的冲击，新的自由应时而生，也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勇敢无畏，既是空想家又是行动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年轻的军官凯末尔。他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用单一的土耳其声音取代了奥斯曼帝国原有的各种鸣响。

20 世纪初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意识形态试验同时发生。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努力，只是其中一种。很快，伊斯坦布尔与佩拉宫又被迫卷入另外一场试验。1917 年莫斯科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大批白俄流亡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陨落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叠加了另一个影子帝国——沙皇俄国。芭蕾舞演员、画家、贵妇、小提琴手，他们离开新生的红色俄国，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多种文明的夹层中，变成了厨师、女招待、夜总会看门人，妓女与乞丐。1920 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就像彼时的巴黎、上海或是魏玛一样，混乱、多元，有潦倒也有野心。

当历史学家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在 1980 年代发现佩拉宫时，它已经不可救药地衰落了。他发现“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当他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时，酒保竟然感到意外。这种衰落既是事物不可逃避的命运，也与凯末尔创造的新土耳其有关。他的单一声音或许在短期内更有力量，却逐渐扼杀了之前的多样性。查尔斯·金最终利用旧照片、档案、剪报，还有他的想象力，重构了昔日的佩拉宫与伊斯坦布尔。

在这本以酒店为主角的书中，佩拉宫与它所在的伊斯坦布尔充满了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的片段。就是在这里，土耳其作家纳辛·辛克美（Nâzım Hikmet）在 1929 年创作了长诗《蒙娜丽莎与乡村蓝调》。在诗中，他安排蒙娜丽莎逃出了卢浮宫，爱上了一名革命者，投身于革命，最终被烧死了。

纳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角色，将先锋艺术、政治革命、诡异的想象力还有危险的诱惑杂糅在一起。而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Frederick Bruce Thomas）是另一个迷人的角色，他原本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位黑奴之子，成年后前往芝加哥、伦敦、巴黎讨生活，是那个由轮船、电报、报纸构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冲浪者。

佩拉宫酒店

他在 1899 年的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不仅娶了一个俄罗斯姑娘，还开办了一家声名大噪的夜总会，考虑到他的肤色，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成就。当他被难民的浪潮推到伊斯坦布尔时，他甚至复制了莫斯科的成功，他创办了本地最受欢迎的爵士酒吧，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称他为“爵士乐的苏丹”。

《佩拉宫的午夜》（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充满这样的迷人例子，它是现代伊斯坦布尔，也是现代土耳其的缩影，是“东方与西方、帝国和共和国、怀旧与创新”交汇之处，而帝国陷落前的余晖也是最令人神往的一刻。

想起未遂的留学梦

我走出奥克兰人酒店，穿过主楼前的草坪，一路向西。四月的匹兹堡正是散步的好时光，阳光灿烂，却不灼人。自清晨，学生们就陆续汇聚在无处不在的草坪上，或坐或躺，或温习或饮酒、嬉戏，享受他们的青春。

这城市混杂又单纯。它曾是一个年轻国家的边疆，奥里格纳河与蒙隆梅海拉河交汇处的城堡，记录着英国人与法国人的交战。匹兹堡大学成立的 1787 年，正是美国宪法制定之年。但真正塑造它性格的却是镀金时代，在 19 世纪后半叶，它成为世界钢铁之都，产生了安德鲁·卡内基、安德鲁·梅隆这样的工业巨头。

接连不断、锈迹斑斑的钢铁桥，废弃高炉有如罗马遗产，有着巨大水晶吊灯欧式酒店，让你辨认出昔日的辉煌。它也是金钱转化成为社会进步的例证之一，工业巨头们皆慷慨地捐出大笔金钱，修建大学、图书馆、教堂、博物馆，支持交响乐团、歌剧院……一个经济突然膨胀的美国，仍处于一种文化自卑中，渴望欧洲式的品味。

路过菲普匹兹堡斯温室植物园时，我产生了轻微的恍惚，钢筋玻璃构架正如伦敦人创造的水晶宫的翻版。娇艳各异的植物中行走的银发老人，就像是从英国电影走出来的，只可惜，他们的美国口音破坏了气氛。

这感慨并无现实意义。在我成长的年代，纽约早已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之都，好莱坞、哈佛大学与《时代》周刊，才是文化影响力的标志。在 1990 年代的北大校园，贴满了 GRE、托福的培训广告，红色封皮的新东方单词宛如新时代的红宝书。在一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四处寻找关于美国的一切，从东岸到西岸，那些名校与非名校都在名单之上，还要记住亚利桑那与明尼苏达的区别。

肯尼迪的演说、NBA 明星以及俚语笑话，都要了解一点；更不要说撰写个人陈述的要诀，应对签证官，都变成了孜孜学习的对象……似乎存在一个乌托邦，当你拿到美国大学的 offer，踏上飞机的一刻，你就过上了另一种人生，它自由自在、镀上金边。我也记得自己怎样将这些名校浪漫化，想在哥大图书馆的台阶上晒太阳，要去哈佛商学院做一名过度高效、睥睨一切的管理精英，在伯克利追随嬉皮、反抗遗风……

匹兹堡也在我的名单上。路过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时，我想起，它常年排名计算机专业第一，是同学们的梦想之地。那时，《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大学排行榜，皆是我们每年的追逐目标。如今想来，我们不是在追求知识，而是参与一场全球科举。

印象中，我对比卡内基·梅隆排名低得多的匹兹堡大学，有着更深的情感。一位叫王小波的作家正激起我的强烈兴趣，他在真诚又戏谑的文章中，常提起自己留学匹兹堡的经历，有位博学多闻的老师许倬云。我从未想过，有一天真的会置身于匹兹堡，寻找王小波游荡之所，还结识了许倬云先生。

草坪上青年令我想起未遂的留学梦。途经大学周边的民居时，我也不禁想象，若真的到此留学，我的生活会是怎样？我知道班里优异同学的生活，在普林斯顿、在硅谷，他们是成功的中产阶级，空气、水源、子女教育皆令人心安，周末开车到超市，采购足以塞满冰箱的食物，甚至可以想象退休时的模样。我的生活也会如此吗？还是我可能奋力追逐思想，成为一名杰出的东亚研究者，或是一个还不错的以英文写作的作家？

我无法想象。你会感慨错失的人生，也终将接受现实的人生。

村上春树是一副减肥药

他把作家比作药。三岛由纪夫专治忧郁症，司马辽太郎是一副汉方，川端康成是特效药，却并非对所有人适用。

“村上春树呢？”

“他是一种减肥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减肥药，人人都要吃。”他说。

他自己呢？他希望是一副眼药，倘若你看多了电子屏幕，就看看他的书吧。

饮下几口冰美式之后，石田衣良开始谈论对作家的看法。

电影《偶然与想象》

48 岁的他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他眼睛细长，头发蓬松，身穿紫绿色块的衬衣，有一种日本人少见的松弛感，当他开口时，则敏锐、丰富，还有一种习惯性的玩笑感。

这家咖啡馆处在东京最时髦的区域之一，对面就是著名的代官山茑屋书店，下午 4 点，玻璃窗外走过打扮入时的女人，那是东京才有的细致与得体。这区域与我们刚刚逛过的池袋西口公园截然不同，后者凌乱、琐碎，是便利店、麦当劳、电动玩具与廉价旅馆的天地。比起银座、六本木，甚至涩谷与新宿，池袋毫无个性，意味着“土气的三流繁华”。

石田先生正是因此地赢得名声。那是 1990 年代的日本，一群失意的、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成了意外的英雄，他们追踪杀害了援交少女的凶手，帮助无力的老人、残障人……小说畅销一时，不断出版续集，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漫画，甚至池袋也再度焕发生机。小说触到了新时代情绪，比起令人炫目、雄心勃勃的战后岁月，平成年代像是陷入了停滞、颓唐，但年轻一代并非“平成废物”，边缘人或许更蕴藏着正直、善良与勇敢。

时年 37 岁的石田也迎来人生转折。尽管 7 岁时就立志写作，他却不仅一直没动笔，还有一段漫长的自我放逐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地铁工人、广告公司职员，他害怕长期工作，觉得它像是个监狱。

他也曾被自闭症困扰，全赖写日记渡过难关。当他开始写作时，其路径也与我期待的不同。他不是追随自己的内心冲动，而是仔细研究各大文学奖的标准，钻研获奖作品的特点，抱定为读者写作的目的。他成功了，这成功持续至今，他两次获得通俗文学的最高奖项“直木奖”，这个夏天，由他的小说《娼年》改编的电影，引发了现象性的热度。

我翻阅过《池袋西口公园》系列，没被特别打动。除去已离青春情绪太远，我也不喜欢日本作家普遍的拖沓行文。

不知这是翻译所致，还是日文语法使然，唯有芥川龙之介具有某种紧凑感，永井荷风则恰到好处地松弛有度。不过，我颇喜欢石田的另一本小说《孤独小说家》，尽管语言絮絮，却有一种温暖与励志，这励志尤其具有日本风味——“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从明治维新一代青年，到甲子园球场上的少年，都在分享相似的情绪，他们称之为“燃”。

石田先生的闲谈，或许比他的作品更富魅力，尽管要借助翻译，他仍能轻易地抓住你的问题核心，做出准确也经常意外的回应。对于青年时代就阅读的村上春树，他说村上是那种一生只处理一种题材的作家，他始终在写迷惘，不管你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似乎都沉浸在一种青春的迷惘中。村上为何能在全球取得如此成功，石田解释说，一是他描述的自我寻找具有普遍意义，另外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由咖啡馆、唱片行、书籍构成的世界，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氛围，它让读者都自我感觉良好。

“那么夏目漱石呢？”话题终于来到这次见面的目的，谈谈这位现代日本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他的名字无人不知，他的作品出现在教科书上、数不清的文学专号中，头像印在一千日元的钞票上，他不仅是了不起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现代小说的人。在他之前，日本也进行各种小说创作，但只有 1905 年的《我是猫》出版后，现代小说的概念才得以在日文中正式确立，这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对中文世界的意义。

“漱石是头痛药。”石田说，他要治疗我们的头脑问题。我没有读过漱石太多作品，《三四郎》是其中印象最深的一部。一个从熊本来的少年，闯入一个迅速膨胀的东京，既大开眼界又心神不宁，不知如何消化这纷至沓来的体验。对我而言，石田也在写这种迷惘，经过昭和年代高歌猛进的扩张之后，日本来到了泡沫破碎的平成年代，一种集体性的追逐戛然而止，个人困惑也随之而来。

“时代背景会有变化，青春的迷惘却都是相似的。”石田不觉得过去与此刻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时代情绪的确发生变化，作家们是这种情绪的最佳折射。他年轻时，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司马辽太郎与松本清张，他们皆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世界格局，追问日本的命运。而如今，这样的写作再难产生，读者们钟爱私人领域的喃喃自语，村上正是最杰出的代表。石田自己也是这潮流的一部分。少年时，他就是《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的热情读者，跟踪国家新闻与国内政治，或许本应成为一名社论撰写者。但他知道，没有年轻人再愿意读那些东西。

过去几年，他在进行一个更大胆的尝试，进入情欲世界。自从出版了《娼年》——一部描写成年女人与年轻男子的小说——他被视作渡边淳一最有力的继承人。连渡边淳一也这样想，在去世前的一次偶然会面中，这位《失乐园》的作者拍着石田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写下去。而在石田的头脑中，情欲也从来不仅属于私人领域，它与更广阔的时代潮流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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