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的冀东平原，李运昌在迁西县西庄村召开军事会议时，作战地图上标注着217个新解放的村镇。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已在三个月内发展出10万战斗人员，控制区北抵长城，南至渤海湾。
起义军指挥部由三股力量构成：原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率领的工人纠察队、北平大学教授洪麟阁组织的学生军，以及开明士绅高志远收编的民团武装。7月18日，他们在兴城整编为冀东抗日联军，兵锋直指伪满洲国西南边境。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武藤章在7月20日的作战日志中记载："蓟县至山海关铁路日均遭破坏4.2次，遵化兵站遭袭导致驻屯军第27师团延迟换防。"为遏制局势恶化，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紧急抽调8个满蒙骑兵联队组成机动部队。
8月初，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率5000余人自平西穿越日军封锁线。行军记录显示，这支携带20挺重机枪和3门迫击炮的部队，沿途与日军交战11次，最终在8月12日与抗联主力在铁厂镇会师。联合指挥部随即制定整训计划，拟将各部编为9个主力团。
起义规模的急速膨胀带来管理难题。据冀东行署统计，7月底在册武装人员达12.7万人，但实际掌握步枪者不足四成。玉田县大队的花名册存在大量虚报，某连上报的120人中，实际能作战者仅47人。丰润县某支队甚至出现整排士兵用红缨枪换装日军三八式步枪后，因不会使用保险装置导致走火伤亡的事件。
8月22日，驻屯军第二混成旅团开始实施"冀东肃正作战"。其作战方案采用"梳篦战术"，以装甲车沿公路推进，骑兵队穿插分割。日军第8独立守备队队长沼田多稼藏在战报中写道："8月25日在丰润王官营的交战中，抗联某部试图用马车阻滞战车部队，20分钟内损失87辆运输工具。"
此时指挥部出现战略分歧。中央军委于8月26日致电，要求"依托燕山建立巩固根据地"。但前线指挥员注意到，起义军日均消耗粮食达37.5吨，遵化兵站库存仅能维持9天。四纵参谋长李钟奇在日记中记载："8月28日军事会议上，洪麟阁主张固守，高志远坚持转移，李运昌最终支持西撤方案。"
9月1日拂晓，首批西撤队伍从蓟县盘山出发。这支由学生军和工人支队组成的先头部队，携带21驮弹药和15箱文件，计划沿潮白河西岸行军。日军航空兵在当日上午10时发现行军纵队，随即调动第110师团进行截击。
9月2日凌晨4时，西撤纵队前锋抵达三河县段甲岭。日军第110师团第133旅团在此构筑了三道封锁线，配置12挺九二式重机枪和4门四一式山炮。抗联第三总队组织五次冲锋，付出伤亡317人的代价，未能突破日军阵地。学生军教导队队长杨十三在战地报告中记录："9时20分，日军6架九五式战斗机实施俯冲扫射，造成运输队骡马惊散，损失粮食12驮。"
9月4日，西撤指挥部在平谷县熊儿寨召开紧急会议。现存会议纪要显示：四纵建议丢弃全部辎重轻装突围，高志远部坚持携带18门土炮，洪麟阁要求保护120名伤员。最终决定分兵三路：李运昌率主力折返冀东，宋时轮部向雾灵山转移，洪麟阁、高志远继续执行西撤计划。
9月6日，洪麟阁部在蓟县台头村遭日军第27师团截击。日军战史记载："抗联部队将37辆大车首尾相接构成环形防线，使用俄制莫辛-纳甘步枪进行抵抗达7小时。"此战造成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洪麟阁阵亡，所部2000余人仅437人突围。
同日，李运昌在迁安县莲花院收拢失散人员。现存花名册显示：至9月8日，重新集结的4276人中，有步枪的作战人员仅892人。为解决弹药短缺问题，兵工厂将收集的1560个空弹壳重新装填火药，这种复装子弹的哑火率高达37%。
9月10日，日军实施"蓟县包围作战"。第8师团从承德调来6辆八九式中战车，配合骑兵第1旅团进行拉网清剿。抗联第五总队参谋长苏林燕在最后的电报中报告："在兴隆县茅山地区，我军用200公斤黑色炸药爆破山体阻滞日军，但炸药威力不足，仅造成15分钟通行延迟。"
9月12日，西撤队伍残部抵达密云县石匣镇。日军特设自动车队（装甲车部队）在此设伏，九四式轻装甲车的37mm速射炮在300米距离上摧毁抗联后卫部队的机枪阵地。四纵警卫营战报记载："营长率57人殿后阻击，最终生还者9人，消耗弹药基数1.2个。"
9月15日，暴雨导致潮白河水位暴涨。高志远部在抢渡中损失驮马64匹，军用地图和密码本被冲走。日军第15独立守备队作战日志记载："在白马关河滩发现18箱文件，包括抗联组织名单和冀东地下党联络图。"此事直接导致后续三个月内142个抗日组织遭破坏。
9月18日，李运昌部在迁西县柳沟峪召开决策会议。现存决议文本显示："销毁全部机密文件，指挥层级下沉至排级单位，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次日，日军第32师团完成合围，但抗联主力已分散成43支小股部队渗透出封锁线。
10月2日，宋时轮部抵达平西根据地。随行人员从出发时的5173人减员至891人，武器损失率78%，重机枪全部遗失。四纵卫生队统计数字显示：西撤途中病亡人数占非战斗减员的64%，其中伤寒症占比达41%。
日军华北方面军10月5日发布战报："冀东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223次，歼灭抗日武装5.3万人。"但内部评估文件承认："主要作战目标未达成，八路军指挥体系未瓦解，次年春抗日武装恢复至1.2万人规模。"
1939年2月，中央军委在晋察冀边区召开总结会议。会议决议提出三项整改措施：建立兵员审核制度，团级以上单位必须配备测绘参谋，每个根据地保持三个月粮储。这些制度在后续的百团大战中得到验证，冀东军区于1940年秋重建5个主力团，控制区人口恢复至97万。
战役亲历者包森在1942年作战笔记中反思："西撤决策错判了三个要素：低估山区回旋空间，高估平原行军速度，忽视夏秋季节流行病对部队战斗力的削弱。"这种经验直接影响了1943年冀东八路军采用"屯兵于民"战术，将主力部队分散编入各村民兵组织。
1953年，南京军事学院复盘推演显示：若当年采取"主力东进热河"方案，依托七老图山建立根据地，可缩短日军封锁线54%，延长部队生存周期23天。这种战略推演方法后被纳入我军指挥员培训体系。
河北省档案馆现存1941年日军情报文件显示：西撤幸存者中有17人成长为团级以上指挥员，8人进入抗大任教。他们总结的"三快战术"（快打、快走、快藏）成为华北游击战标准教范，在《论持久战》修订版中被列为敌后作战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