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0年，功德林，李仙洲即将获释，走出大门前，他交代了一个“没讲过的事”。
周总理听完，笑了，说：“这是大功一件。”
没人想到，这段“罪责”，最后变成了“功劳”。
——《壹》——
全军覆没前后：从军长到“囚犯”
莱芜，1947年，李仙洲带着整整两个整编师，被包了饺子。
他当时是整编第十一师中将师长兼鲁中守备区司令，统领兵力超过5万人，驻防济南以南，莱芜、蒙阴一线。兵强马壮，武器精良。
华东野战军调集粟裕、许世友两路兵力，围歼，集中，快速突击。
72小时内，李仙洲集团主力全军覆灭，5万人，消失在鲁中山区，他被俘那天，穿着皮大衣，没带枪，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成了牺牲品。
当晚，押解途中，他被单独带去见一个人，是陈毅。
陈毅看着他，没说客套话：“你不该败，你也不该全军覆没。”李仙洲没说话，低头，抽烟，“你不知道吗？蒋介石把你推上前线，是让你顶雷的。”
陈毅翻开一份电报，是蒋对刘峙的训令。
要李部死守莱芜，拖住共军主力，可增援没来，一兵一卒都没来，李仙洲那一刻明白了：他是弃子，“你怎么想？”陈毅问。
“服了。”他答，不是服战术，是服局势，服人心，服现实。
他以为，死罪难免，可他没想到，几天后被送往华东战俘营时，待遇并不差，没有体罚，没有侮辱，反而给他看医，换衣，送饭。
“你先养好身体。”干部说，“有很多事，还要你慢慢交代。”
这是李仙洲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战后态度，后来他写回忆，说自己起初不信，怀疑是做样子，但几个月后，他信了。
他开始写交代材料，写自己从黄埔起家的经历。
写桂南战役，写武汉保卫战，写莱芜溃败的经过，他被安排看书，看马列，看《三大纪律》，他开始写反思材料，那时他第一次认真想：到底是输在哪？
——《贰》——
“你救了几百人，是不是也该说说？”
1950年，他被送往功德林，刚到那时，很多战犯还在抗拒，有的骂共产党，有的闹绝食，有的装疯卖傻，李仙洲不吭声，他知道，这些都没用。
“我当过军长，我明白纪律的力量。”
在功德林，起初他不被信任，有人说他“聪明人，滑头”，交代得快，是为了讨好，可两年后，他成了小组长，带别的战犯学习，再后来，被评为“战犯代表”。
他不争，他写笔记，写总结，写战犯的“人性根源”。
1954年，他提交了一份长达3万字的检讨报告，里面写道：“我之失败，不仅因战术不精，更因思想不清，对敌我关系认知混乱，误将人民为敌。”
这话在当年很少有战犯敢写，他成了特例。
但他一直没讲一件事，那是1941年，安徽阜阳，他任第九十军中将军长，日军沿津浦线南下，山东大片地区沦陷，许多学生开始南逃。
阜阳那一年，来了几百个山东青年，没家，没粮，没书念。
李仙洲本可一推了之，但他没这么做，他拿出军费，拨地设学，他召集地方士绅，找老师、筹粮，他把一个小教堂改成教室，临时起名“成城中学”。
学校很快爆满，学生太多，甚至住进兵营，教官做助教，炊事员帮学生烧饭。
这不是命令，他没上报，也没宣扬，只说一句话：“人不能没念头，学生不能没书读。”后来，阜阳地方教育局请示上级。
将“成城中学”收编，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继续办学，直到战后。
可这件事，李仙洲一直没提，他觉得，这是“违纪”，是“擅用军费”。是“为国民党培养青年”，或许是罪过。
他想过交代，又退缩，他怕，这是“为自己洗白”。
1960年初，传来消息：你被特赦了，他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主动找干部说：“我还有一件事没讲。”
报告送上去后，被层层转报，直到国务院。
三月，临近离开前，李仙洲接到通知：准备去人民大会堂，见总理，“你办过一所学校？”会议室里，周总理翻着一份材料，语气平静。
李仙洲起身，低头，说：“是，本意只是让孩子有书读。”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总理放下报告，“这些孩子，有几十人考入大学，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参军，还有的今天在科学院。”
李仙洲一怔，“这不是罪责。”周总理抬头看他，“这是大功一件，你保护的是国家的未来。”
一句话，李仙洲眼眶红了，他没再说什么，只是敬了个军礼，这个军礼，他已经十多年没敬过，那天他走出功德林，天很冷。
他穿着发黄的呢子大衣，低头，快步走，像是逃出，又像归来。
——《叁》——
一次非典型的抗战选择：办学，不办兵
1941年，安徽阜阳，前线吃紧，后方混乱，中央军、地方军、顽军、新编部队，彼此猜忌，李仙洲是蒋介石嫡系。
他所在的第九十军，属于“嫡系里的嫡系”，按理说，他该扩军、练兵、设防。
可他却把大半时间，用在一所学校身上，“别送兵来我这里，我要学生，不要壮丁。”这句话他对地方县长说过。
传到省里，惹了麻烦，组织部批评他“思想软弱，不识大体”。
可他不改，坚持让学校独立，不设政治课，不搞动员，不让军队进校门，“你不是军人吗？”有副官不解。
他只说一句：“兵死了，是报国，学生死了，是绝后。”
这不是常态行为，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几年，南线吃紧，西南动荡，兵源紧张，蒋介石下令：“学兵制普及全境。”
可是李仙洲顶了。
他向教育部争取指标，向军部申请豁免，把整整两百人从征兵名单里挤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在踩线。
但他还做了件更离谱的事：他把自己的卫兵，编进校工名册，替学校“保安”。
有人举报了，他被叫去开会，被批评“对学生过于纵容”、“缺乏军人作风”，但没有处分，没人敢真动他，他是蒋的亲信，又是正面战场的“能打派”。
于是这所学校，一直办下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还开了7届毕业典礼。
这些学生后来去哪了？有的去了重庆，考入中大、复旦、西南联大，多数回到山东，有的参军，有的参加地下工作。
其中不乏后来新中国的干部、技术骨干、基层领导，李仙洲那时根本想不到。
他只是在一个最艰难的时间点，做了个最不像“国民党将领”的选择，他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政治，只是为了让一群孩子不至于在乱世中失学、失踪、失根。
——《肆》——
“我没死，还得把话讲完”
李仙洲不是第一个被特赦的战犯，也不是最早投降的，但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认了”的人，不是因为怕死，他在莱芜战役前就写过绝笔信，是因为看清了。
“我们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人民心里。”
他在功德林里说过这句话，起初没人信，以为他作秀，可他写下12本笔记，逐字剖析“为什么国民党输掉了整场战争”。
笔记名叫《人心与方向》，功德林，不是集中营。
它是一个政治实验场，用学习取代羞辱，用教育代替报复，李仙洲住在一间六人宿舍，白天参加学习，晚上写材料。
冬天烧蜂窝煤，夏天开窗驱蚊，没有审讯椅，没有毒打，没有泼冷水。
只有一间图书室，一套马列全集，一块黑板，有一天，他突然和队长说：“你们比我们打仗还讲原则。”队长没接话。
只说：“我们不是来赢你们的，是让你们自己想明白。”
战犯的再教育，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东西，不是审判，不是吊刑，不是换押，是劝导、反思、自剖、转化，让一个人站在他原来的思想上，自己推翻它。
这过程很慢，有的战犯抗拒了10年。
有的装病装疯。也有的，像李仙洲，在第3年开始写“历史认错书”，在第5年自愿讲党课，在第10年成为特赦第一批名单。
历史允许认错，也允许翻篇，但前提是，你得自己说清楚，不能躲。
李仙洲没躲，他等了12年，讲了一句“我还有件事没讲”，这句话，最后变成了“你有大功劳”。
这就是历史的转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