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6日，第六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EPC）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这场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导的“非正式对话平台”，表面上是欧洲国家应对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与移民潮的团结宣言，实则暴露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弥合的裂痕。正如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马南的诘问：“民族国家的主权如何转化为超国家的集体意志？”这一灵魂之问贯穿峰会始终，撕开了EPC作为“团结神话”的虚幻面纱。
主权、价值观、利益：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三重困境”
EPC的构想可追溯至1952年，当时法国等六国试图通过《巴黎条约》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及其附属EPC，但因法国议会否决而失败。冷战后，密特朗于1989年提出“欧洲邦联”构想，仍未能突破主权困境。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马克龙重启EPC倡议，试图以“非正式对话平台”规避主权让渡争议。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当成员国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时，任何“共同体”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本届峰会以“新世界中的新欧洲”为主题，试图通过柔性合作弥合欧盟内外裂痕。然而，EPC“无立法权、无执行力”的设计，本质上是成员国对主权让渡的集体恐惧。当法国力推“清洁工业联盟”却遭北欧国家抵制，当匈牙利拒绝签署支持乌克兰的联合声明时，这场峰会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危机管理”表演——将俄乌冲突、能源转型等议题包装为“技术性合作”，实则是对地缘政治博弈的刻意“去政治化”。
峰会中成员国的博弈，折射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价值观共识”与“利益冲突”的深层撕裂。意大利总理梅洛妮将欧洲描绘为“文明家园”，实则是右翼政党对欧盟财政规则（如《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反抗。这种将财政纪律包装为道德义务的叙事，如同中世纪教廷的“圣战”敕令，试图用意识形态掩盖现实矛盾。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实践，则是对欧盟价值观标准的公开挑战，恰似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诸侯，以主权独立对抗教皇权威。
英国首相斯塔默的“毁灭性制裁”言论，本质是英国试图通过强硬姿态重建欧洲影响力，但其“非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注定了其话语权的边缘化。而德国总理默茨对派兵乌克兰的犹豫，则折射出德国在“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摇摆。阿尔巴尼亚的主办权看似提升了西巴尔干国家的参与度，但其“投资前沿”的定位实则是欧盟利用该地区作为经济缓冲区的算计。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迪特所言：“欧洲的边界从来不是地理的，而是政治的。”
EPC的阶段性成果与其局限性形成刺眼对比。其“圆桌论坛”模式本质上是成员国间的讨价还价，无法形成统一战略。以能源转型为例，法国的“清洁工业联盟”提案与北欧国家的环保主义立场冲突，暴露出欧洲在产业政策协调上的无力。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没有统一的经济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第17轮对俄制裁的“技术升级”看似精准，实则是对现有制裁框架的修修补补。俄罗斯通过“能源人民币”结算与“影子舰队”规避机制，已部分抵消制裁效果，而欧洲的政治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沦为“制裁疲劳”的推手。
移民问题的“头痛医头”策略，恰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批判的流动性治理困境。峰会仅提出“加强协调”与“打击非法移民”，却未触及移民潮的根源——非洲与中东的贫困、战乱与气候危机。这种“去政治化”的应对，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道德权威。正如地缘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制裁从来不是单边武器，而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再分配工具。”
EPC的存续取决于欧洲能否在主权重构、地缘政治再定位与价值观“再生产”等方面实现突破。欧洲需在“民族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治理”之间寻找平衡，可尝试建立“主权共享的试验性区域”。欧洲需摆脱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通过“经济主权”构建独立于中美之外的第三极，同时警惕“去全球化”的陷阱。欧洲需超越“自由民主”的单一叙事，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欧洲文明”框架。可参考意大利哲学家恩佐·马尔蒂尼提出的“欧洲精神共同体”概念，将“地中海文明”“基督教传统”与“启蒙理性”熔铸为新的认同基础。
地拉那峰会或许只是欧洲“新世界”的序章。当成员国在主权、价值观与利益间反复拉锯时，EPC的存续将取决于欧洲政治精英能否超越“危机应对”的短期思维，构建一套适应21世纪挑战的“新欧洲宪政秩序”。若欧洲无法在“共同书写的历史”中重塑集体认同，其面临的危机将远比俄乌冲突或能源危机更为深刻。正如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预言：“21世纪的政治革命，将发生在如何平衡集体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或许正是这场革命的试金石——而这场革命的成败，将决定欧洲是成为地缘政治的棋手，还是继续充当大国博弈的棋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