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收益角度来看，1979年爆发的对越反击战对于我国而言可谓“赚了个盆满钵满”。
其一，中国通过这场战争基本达到惩戒越南并减轻柬埔寨抵抗力量压力的目的。
其二，这场战争暴露了苏联对华包围圈的“外强中干”。
其三，以邓公为核心的我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因此强化了对军队的领导，为后续的军队整顿、军力提升创造基础和条件。
其四，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强国以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周边国家眼中得到巩固。
其五，这场战争证明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限战争的实践。
以上每一项都可圈可点，却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因此忽视战争损失的理由，相反，经过岁月沉淀，时隔近50年后的今天，才到了说出真相的时候。
在6000多名牺牲的中国士兵中，不乏名将后代，他们是在怎样的机缘下踏上中越战场，又因何阵亡，恰恰能深刻折射出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承受的超乎想象的损失。
请记住这些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名将后代：
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之子——张力，副班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罗荣之子——罗粤宁，副连长。
41军副参谋长、122师师长曲奎之子——曲宁江，战士。
50军149师446团团长曹从连之子——曹辉，副班长。
50军150师副参谋长耿进福长子——耿军，班长。
50军150师副参谋长耿进福次子——耿晓康，副班长。
41军121师政委周开源之子——周伟，战士。
广州军区副司令江燮元之子——江鲁平，指导员。
云南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刘斌长子——刘光，战士。
云南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刘斌次子——刘明，战士。
其实，当年为国捐躯的“将二代”还有很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风熏陶，也都在中越战场上起到了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这些未来将星的陨落，注定我军因此承受的损失无法估量。
笔者如此说并非无故煽情，对越反击战爆发背景的惊险与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中美关系不咸不淡、台湾问题悬而未决、苏联在旁虎视眈眈。
1979年，成立已有30年的新中国刚刚走出十年动荡阴霾，国力、军力尚不尽人意，殚精竭虑之下，邓公延续了毛主席生前的一项军事战略决策——调重兵北上驻防，以此震慑与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
决定发动对越反击战后，北上驻防的部队不能调离，南方兵力部署相对空虚，11万新兵成了战备升级的主力，可一腔热血还需要足够的作战能力做支撑，那些名将后代起到的引领与榜样作用，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尽的。
最感人的战斗事迹就要数刘光与刘明，两人是亲兄弟，还有他们身后的整个刘家。
踏上越南战场时，刘光不过是一名入伍不到2个月的新兵，在一次排雷行动中遇难牺牲，此时的刘明也来到了越南战场，凭借英勇作战进入尖刀班且两次荣立二等功，却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
事实上，刘明本可以接受组织安排回到大后方，也是为了给刘家留下血脉，可他断然拒绝了，对此，战功赫赫的刘斌表示支持，他本人早在战备阶段就对全家人做了动员。
刘明牺牲后，刘斌的妻子、女儿、女婿也都踏上了越南战场，女婿还因此不幸重伤，刘家人付出的巨大血泪代价，在和平年代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刘家，耿军与耿晓康这对兄弟的事迹也十分感人，尤其是牺牲时刚满18岁的耿晓康，原本能够留在父母身边安稳生活，可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穿上父辈的军装。
奔赴战场前，父亲耿进福鼓励两位儿子英勇杀敌，耿晓康留给双亲最后的话是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牺牲后坚强生活，战死沙场对他而言，不是悲凉的结局，而是死得其所。
此外，身为《高山下的花环》原型的张志信、张力父子，本不必冲上第一线的张力也得到了父亲的坚决支持。
“我的儿子就该这样，一定要好好干，不能给我张志信丢脸！”
2月27日，跟随侦察连穿插267高地时，张力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张志信将悲痛埋进心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我儿子为国献身，死得值！”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将领更加懂得战场上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他们大可以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大后方，却用坚强与信念激励后人敢于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与义务。
所谓“将门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些将门后代注定是中国新一代军人的榜样，如若没有牺牲于战场，每个人的戎马生涯都不可限量。
所以说，对越反击战的胜利是靠什么换来的？答案不言自明。
包括牺牲的名将后代在内的六千多名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激发了身后更多士兵们敢于战斗与成长的勇气，这才是我军在对越反击战中超乎想象的损失，每一位阵亡的勇士都是难能可贵的，也都是不可替代的。
好在，他们的牺牲终究没有被辜负，如开篇所言，新中国经此一战成功腾挪了乾坤，英雄得以含笑九泉。
参考文献：
《中越边境战争_原因探析与中方收益评估_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