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是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是因为在安特生之前，中国是只有金石学而没有考古学的，比如鉴定一幅书法作品，主要就是比对笔迹（而笔迹是可以模仿的），没有多少客观性，是安特生把考古学的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他运用这些科学的方法，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为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他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方面，做了先导性的工作，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挖掘的序幕；
其二，他是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因此，他被人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以及一些研究结论，让他成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而这种争议，正是中国考古学曲折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时人们复杂而微妙的心态。现在，许多争论看起来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有了明确的结论，但依笔者之见，很多结论又有着矫枉过正的倾向。因此，今天我们在此再谈安特生，不仅仅是要向读者介绍他在考古学上的贡献，也是要谈一种文化心态。
安特生晚年像：安特生（1874—1960），瑞典人，在中国做考古研究多年，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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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不到40岁，安特生就已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了。他还热衷于各项冒险的地质勘探活动，曾去过北极和南极进行考察活动。在他去南极考察的时候，另一位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则踏上了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们遗忘了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斯文•赫定的成就，让安特生非常震惊和羡慕，他开始将考察热情和寻找目光转向中国。
也是他和中国有缘，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开始重视实业发展，1912年，实业部成立了一个地质科，由曾在英国留学学习地质的丁文江出任地质科长，在丁文江的推动下，地质科不久后改为地质调查所，从事实地调查工作，并提出聘请外国地质专家来指导工作。1913年，北洋政府将原来的农林、工商两部门合并，成立农商部，负责管理农林、水产、畜牧、工商、矿政等事物，丁文江再次建议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由于瑞典当时被认为是少数几个对中国没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安特生很幸运地受到了邀聘。1914年，安特生辞掉了在瑞典的所有职务，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来中国后，安特生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地质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应该说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第一年他就发现了烟筒山铁矿，后来还参与筹建了我国最早开发的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为此他还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顺利得到了续聘。1918年，中国开始开采烟筒山铁矿。1919年秋，选炼厂于石景山东麓，并建起第一座高炉，即今日首钢的前身。然而，对于安特生而言，更大的收获却是他在勘探矿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黄河河岸的土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对古生物学化石的研究，于是他向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提出了中瑞两国合作大规模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费用全部由瑞典承担，对标本的分析检测也由瑞典来做，所收集到的标本由中瑞两国平分。1917年，此计划得到了农商部的批准而得以实施。
在此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说明一下，有些研究者认为安特生发现黄河沿岸的古生物化石是一种偶然，并且认为安特生将兴趣转向古生物化石的研究是由于中国当时时局动荡，寻找矿产的工作不好进行，安特生不愿意蹉跎岁月，不得已而转向古生物化石研究的。依笔者之见，这种说法难以成立，从安特生最早对中国产生考察兴趣以及后来中瑞合作的结果来看，寻找古生物化石本来就是安特生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他在中国寻找古化石，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无聊解闷。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叙述，在此不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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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合作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后，安特生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在此我们简略叙述一下他在北京周口店和河南渑池仰韶村的重要发现。
1918年夏天，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籍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的邀请之下，安特生第一次来到周口店进行考察，不过没有什么收获。1921年和1923年，安特生又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两次前往周口店进行挖掘工作，这一次颇有收获，其一他们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第一地点”的化石地点，即北京猿人洞穴；其二，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古猿人的遗骸，但发现了两枚牙齿，在1926年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公布了他的发现。安特生的这两个发现，促使人们对周口店进行更多的发掘和研究，于是才有中国地质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关于合作研究系统发掘周口店的协议，才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随后的挖掘工作中，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先生发掘出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古猿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后来，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裴文中先生肯定了安特生等人作为先导者的工作，认为如果没有安特生等人的努力，中国史前学的发展不会发展得那么迅速。
但真正奠定安特生在考古学界地位的，是他发现了仰韶文化。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进行考古调查，就曾到过渑池县北面的仰韶村，但他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1920年，安特生派他的助手刘长山再去仰韶村收集古生物化石——龙骨，结果没有收集到什么，但刘长山却很意外地带回了600多件石器标本，安特生敏锐的意识到，在仰韶村可能存在着一个大的石器时代遗址。
1921年，安特生亲自重访仰韶村，经过一番调查过后，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看到了一份由美国学者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发表的关于安诺遗址的发掘报告，里面的彩陶图片引起了他将其与之前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这并没能成为现实，但他想继续作为矿政顾问和挖掘仰韶村的请求却得到了批准。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了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这一次发掘意义重大，确认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同时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把仰韶文化称之为“中国远古之文化”，从此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为中国历史文化找到了史前的一个源头。对于安特生个人来讲，仰韶文化的发现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个人荣誉，他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日本人甚至把仰韶彩陶称之为“AderssonWare(安特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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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还在于他引进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当然，客观来讲，中国有过田野调查，但大多存在于盗墓之中，盗墓贼为了寻找古墓葬，也会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寻找古墓葬，但就目的而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盗墓贼是为了寻宝发财，安特生则是出于研究人类历史与发展的目的。安特生的田野调查方法当然也是和盗墓贼不一样的，他为中国的考古学引进了一套先进的发掘方法，包括测量、绘画、记录到标本采集等等。
其次，带来了分层学的科学原则。长期以来，中国没有考古学，而只有金石学，不考虑文物埋藏的状况。安特生本来就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把地貌学、地层学的方法引进到野外考古发掘中，从而在中国确立了考古学的科学原则。比如在《河南史前遗址》一书中，他首先是对仰韶村进行了地貌描叙，然后再用地层学的方法区分考古学上的“文化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复原遗址的历史和人类早期的活动。
其三，他把动物学、植物学的很多研究方法运用到了考古研究当中，确立了多学科合作的传统。
有一点值得重点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说安特生把地质学等其他学科和考古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言下之意就是说地质学和考古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是不相干的，但实际上，这样人为地划分学科，本来就是不科学的。世界上本来没有学科之分，之所以后来分工越来越细，以致于隔学科如隔山，一是由于随着信息量越来越大，人的精力有限所致，二是人们出于懒惰，不愿意在自己所学的专业领域之外再去做什么研究。但归根究底，每一门学科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在世界上很多大科学家那里，是不存在学科之分的，所谓“君子不器”，比如爱因斯坦，既是物理学家，也是大哲学家。就安特生而言，在他那里，地质学和考古学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他也没有将二者分开，反倒是后来的研究者，总是说他研究考古学，意味着他从一位地质学家转变成了一位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前一段时间，笔者和同事采访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王教授很感慨的说，现在搞考古的不懂历史学，而研究历史学的，又对考古学不熟悉。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只注重研究文献，即使参考考古学的新发现，也只是运用结论，而看不懂研究过程，做不出准确的判断，而研究考古学的学者又无法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两种学科之间的隔膜，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如此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说较之安特生时代是退步了，即使是与中国古代的一些学问家相比，也是远远不如的，比如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是一个通才，他的历史研究就是建立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希望中国的学术研究尽量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从研究的意识方面有所突破。
安特生还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了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安特生为创建会员之一，同时，他还把个人薪金10万瑞典克朗捐给中国地质研究所，以便出版《中国古生物志》，这是一本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的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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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发现，让安特生获得了极大的荣誉，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争议。那时，在西方流行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安特生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彩陶之后，安特生将它和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太相似了，又由于当时囿于考古发现，没有发现仰韶文化之前的彩陶，因此，安特生虽然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文明，但依然发表了“彩陶西来说”，认为中国彩陶是由西向东，经由新疆、甘肃传入河南的。为了印证自己的这种说法，安特生开始在中国西部进行考古调查，试图找到彩陶西来的相关证据。几年之内，他的足迹遍布甘青地区，虽然没有找到彩陶西来的证据，但又发现了其他一些史前文化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所谓的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仰韶文化六期说的基本框架。直到1932年，安特生依然坚持中国彩陶西来说，但在40年代，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他不再坚持自己的说法，而是存而不论。
安特生的中国彩陶西来说提出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尤其在西方，更是一种显学，因为这种学说为中国文明西来说又提供了一种证据，但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比如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和傅斯年就专门进行了反驳，这种批评浸透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也包含有强烈的摆脱殖民压迫的民族情结。后来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文明有一个独立的发展系统，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自然就不成立了，中国文明西来说也随之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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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上世纪初他是中国政府聘请的矿政司顾问，他的工作成绩和学问使他深受中国政府信任，他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学术界也对他的发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彩陶西来说发表之后，他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批判，但总的来说，这种批评还局限在学术范围之内；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不再是“仰韶文化之父”，而是变成了“殖民主义考古学家”、“文化特务”和“帝国主义分子安特生”；文革结束之后，对安特生的评价又出现了反复，学术界再次确认了他的学者身份，不仅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也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的友好帮助和支持，对他的高尚人格进行了赞美。其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会”又在河南渑池召开，标志着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得到中国学界以及官方的正式认可；几年后，甘肃天水成立了安特生博士纪念馆。目前，对安特生的研究涉及到他对地质学、考古学、汉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甚至有学者从安特生现象反思中国的科学研究，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独立发展现代科学，而是要坚持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知名科学家来帮助开展科学研究。以上叙述的这些，大致就是本文一开头所说的对安特生尘埃落定的一些评价。
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之前，笔者忍不住先要发一番感慨，即在中国的学术界，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即使抛开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常常是非此即彼，批判一个人的时候，就朝死里骂，而要夸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往死里夸，想方设法收集他好的证据，对其不足之处往往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忽略不提。笔者常常读到一些历史人物传记，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对其写作的人物的辩护录，这实在是不客观的作法。
对安特生的评价，现在也存在这种情况，完全是一片赞美之声，看起来是对其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种拨乱反正，但实际上又进入到了一个只见赞美、不闻批评的状态之中。比如我们到底应该肯定他什么，批评他什么；又比如关于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到底是不是一种文化侵略，就缺乏一种客观真实地评价。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有开创之功，不仅在中国发现、发掘了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理念，这些是应该记住的，也是目前学界所公认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不管现在有些学者如何强调安特生对中国怀有多么美好的感情，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久的他甚至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也改变不了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是一种文化侵略的客观事实。
前文已经说过，安特生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寻找古生物化石，在发现古生物化石之后，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共同研究，平分化石的要求，在发现仰韶遗址之后他甚至想购买这块土地来进行发掘，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同时还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信，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瑞典在中国的利益问题。古斯塔夫•阿道夫给了安特生很大的支持，不仅在国内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而且在1924年12月30日，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进行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6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亲自考察参观了一些中国史前文化遗址，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安特生。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安特生带回去的文物，除了众多的史前文物标本如彩陶、黑陶之外，还有一大批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物。瑞典政府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1925年就已经回国的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上任后的安特生除了致力于研究工作之外，还主持了将一半文物退还给中国的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遗憾的是，应该归还的文物，并没有做到如数归还，而那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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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论述我们可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安特生在中国收集文物，并不完全是一个个人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瑞典的国家行为。比如，中国和瑞典平分中国文物的事情，就是瑞典王太子代表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中间涉及到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安特生是完全站在自己的国家立场来做这件事情的，他考虑他的国家利益没有错，也是完全应该的，但在这其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明显受到了侵害。
其二、很多学者之所以认为安特生的行为不是文化侵略，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并且平分文物，也是白纸黑字有协议的。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被批准的侵略也是侵略啊！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辛丑条约》，不也都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批准了吗？难道那些列强不是侵略者吗？难道那些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吗？安特生和中国签的协议，就是不平等协议。他怎么不把在他们国家发掘出来的文物分给中国一半？又会有人要说，你中国不把文物分瑞典一半，你自己也保存不了啊，做不了研究啊，归还给你们的文物不是丢了吗？是的，是保护不了，是丢了，但这和瑞典平分文物是两件事情，至少，就算当时保存不了，把这些文物先留在地下不发掘还不行吗？事实上，弱国无外交啊！在平分文物这件事情上面，无论中国同意或不同意，签不签协议都没有什么关系，总之那些文物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也会通过另一种方式被瑞典弄过去。
还有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论调，说中瑞两国平分文物，比起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似的挖掘掠夺，是一种进步。自欺欺人啊！这就好比一个强盗对你说：打劫，把钱给老子统统交出来；另一个则优雅地说：先生，请把你的钱给我。请问，这两者有区别吗？你把钱给第二个强盗就觉得受到尊重了吗？
因此，可以说安特生对中国的考古学和史前文明研究做出了贡献，也应该承认我们中国当时的确没有能力和西方列强平等谈合作条件，甚至还可以说我们自己活该，谁叫你弱啊，弱就要揍你，天经地义。但是，千万不要抹煞安特生和他所代表的瑞典政府对中国进行过文化侵略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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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最后，还是要谈一下前文说过的有些学者从安特生现象引起的反思，在他们看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搞好科学，就要请外国知名科学家来帮助发展。是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包括很多学科的建立，都是在和外国的交流之中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在完全封闭、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下，我们向国外学习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已有三十多年，我们再这样总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一样去学习，就有问题了，任何学生都是有个学习期限的，比如，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加上大学到博士，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多年。学生总要毕业的，总要独立工作的，一直读下去，不毕业，不等于年年做留级生，原地踏步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了一百多年了，我们该毕业了吧？至少得有毕业的意识了吧？不能总这么蹲着，还蹲得有滋有味、振振有词。一个只知道学习，而没有创造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学习，而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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