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从穷书生终成为一代名相，正如一句歌词所唱的那样：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他的身世非常可怜。
一岁时杨士奇的父亲就去世了，对一个家庭来说，跟天塌了没什么区别。他的母亲迫于生计，只好改嫁给德安县的同知罗性。
而杨士奇也随即把姓名改为罗士奇。
杨士奇的母亲是什么时候改嫁到罗家，史无可考。不过，罗性被授德安同知是在1371年，而杨士奇出生于1366年。
也就是说，杨士奇改姓的时候，至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了。在古代，已到了开蒙上学的时候了。
换句话说，他懂事了。改姓，在宗族观念很强的年代，在小杨士奇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不然的话，在罗家的生活水平肯定比孤儿寡母的时候要强很多。要是换作别的孩子，亲生父亲早就去世，能不能记住自己是老杨家的子孙都不一定。
但是，杨士奇却做出了惊人之举。
老罗家在祭祖的时候，他却跑出去，偷偷用土做了一个杨氏祖先的土像，独自祭拜。作为老罗家的继子，这算是大逆不道，至少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
不过幸运的是，罗性发现他的举动之后，却大加赞扬，夸他有志气，老杨家有后，并支持他复宗，又改回了杨士奇。
都说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继父罗性对杨士奇的宽容和鼓励，给了杨士奇以足够的勇气面对接下来的艰难困苦。
是的，他的继父罗性因考满到京赴任，却因枣木染军衣的事被贬到西安戍边。七十岁时，在戍所去世。
杨士奇只好陪母亲回到德安，四处游学，以开馆授徒，或给人当私塾先生为生。
不用怀疑他的学问，本身他的继父罗性就是位博学的人。
在西安戍所，当地的宿儒有好几十人，江苏人邹弈就曾经感慨：我们这些人合起来读过的书，都赶不上罗先生的一半多！
可见杨士奇家学渊源，打的学问底子深厚。
而且，他随母亲回德安后，虽然生活非常困苦，却并没有放松自己，反而是学习更加刻苦。
所以，当建文帝朱允炆要修《太祖实录》的时候，杨士奇被曾经在德安县任教授的翰林院编修王书英以有“史才”而推荐，顺利征召入翰林院任编纂官，也就不奇怪了。
机会很快又来了。
建文帝命令吏部对进入史馆的诸位儒生们进行考核。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策论部分的答卷大为惊奇，认为这可不是死读书的儒生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当即把杨士奇定为考试的第一名。
所谓策论，是宋朝以来科举的必考内容。通俗来说，就是考生们给国家献计献策的文章，必须有个人鲜明的论点，也必须切中时弊。
这对跟着继父罗性历经宦途，又游学四方接触过民间疾苦的杨士奇来说，显然驾轻就熟，能够写出贴地气符合实际的建设性意见。
杨士奇因此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官职：吴王府审理副。
所谓王府审理副，就是隶属于各王府长史司，防止诸王干犯国纪的审理所的副职，是正七品官。
不过，这显然是用来给杨士奇加一份俸禄的，类似于宋朝的“记禄官”，杨士奇仍在翰林院任编纂官一职。
这也是吏部惜才的表现。
待在翰林院这种清贵的地方，比去朱允炆的弟弟朱允熥的吴王府长史司，受老朱家子孙的窝囊气要好得多。
这样说来，杨荣以二甲第二名，杨溥以二甲第十八名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任编修，非得和杨士奇作一番比较的话。
杨士奇除了那个进士出身，比杨溥和杨荣也差不到哪里去。毕竟，吴王府审理副是七品官，这就是在吏部挂了号，有了官身了。
靖难之役后，明太宗朱棣登基，杨士奇被留在翰林院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吴王朱允熥被朱棣降封为广泽王，搬到漳州去了，杨士奇则被朱棣改任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后，就和杨荣一起被朱棣选入刚刚成立的内阁。
从翰林院简拔人才到内阁值班，并不是朱棣的首创。在朱元璋时期，翰林院和东宫属官就有帮朱元璋看奏折，提供批注意见的责任。
只不过，那时的内阁还没成型。
到了朱棣登基之初，已经基本形成以杨荣，杨士奇，解缙，胡广，黄淮，胡俨七人为主的内阁，参赞机务。
本来很难伺候的朱棣，却很欣赏杨士奇，没过几个月，杨士奇升任翰林院侍讲。
而杨士奇并没有因此就骄傲自满，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公务上的事，就是公务，出了衙门就一个字都不提，包括他的至亲都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只言片语。
但是，同僚们犯了点小错，他却能帮助遮掩过去，典型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广东布政使徐奇回京述职，弄了些土特产送给京中的官员们。锦衣卫把徐奇送礼的名单搞了来告诉了朱棣。
